在心隐的实学中，有一点是应当注意的，这就是实现了一种应该说是革新的社会事业。阳明把所谓圣学正法眼藏的良知当作是每个人本来具足的东西。但如前所述，因为当时在其师徒之间有类似于“满街人都是圣人”的说法，并论述了良知现成的观点，所以良知之学遂趋简易直截，进而广泛地普及于民众，特别是泰州派的学者，更致力于良知学说的大众化。在心斋之子东厓的门人中有个叫韩乐吾的陶匠，《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叙述他们聚徒讲学的情形说：

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以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

所以在其亚流中，便产生了对民众的心情欲求或者日常生活寄予同情，而主张把人们从严酷的传统和名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倾向。其结果，在他们中间也自然出现了类似狂者的言行。总之，在这样的风潮中，心隐体悟心斋的实学之旨，虽然仅仅限制在本宗族范围内，然而却是倡兴革新事业而致力于建设共和社会的。这里所说的“共和社会”，即以本宗族为一个共同体而设立聚（萃）和堂。那里没有上族、中族、下族之分和亲疏、厚薄之别，对其子弟授以一律平等之教育，规定无贫富之别的冠婚、丧祭、赋役等制度，一族的政治经济活动全在那里实施。(2)

邹南皋在《梁夫山传》（引自《何心隐集·附录》）中，从一个侧面对此作过记述。他说：“凡冠婚丧祭，以迨孤独鳏寡失所者，悉裁以义。彬彬然礼教信义之风，数年之间，几一方之三代矣。”不难想象的是，像心隐那样的革新思想家，在当时是不为执政者所容的。

据沈德符的《妖人遁逸》（同上）说，心隐以讲学为名，鸠聚徒众，讥切时政。这是他被当局弹压的主要原因。也有人把心隐受弹压的理由说作是心隐对上抱逆心、做逆事、成逆党，但这只是个借口，而并没有使心隐服气。他极力争辩说，我之言行始终以讲学为目的，是把讲孔孟之学作为自己使命的。他还把自己比拟为以“伪学”被定罪的朱子（参见《何心隐集》卷4，《与邹鹤山书》，《谢进贤王大尹书》，《上湖西道吴分巡书》；同书补遗，《上沿途经解衙门》《上湖西道吴分巡书》）。因此，心隐归根到底仍是—个以讲学雄视一世的学者。

在现成派亚流中，虽有倡导“三教一致”论的倾向，但心隐对于释老二氏等异端，却是持批判立场的。据说，隆庆元年（1567），他曾协力镇压过程学传的白莲教。（参见容肇祖：《何心隐集序》）

(1) 《论语》的“绝四”，是讲孔子反对意、必、固、我，或者是讲对孔子来说没有这四点欠缺，而并非排斥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立场（参阅《论语·子罕篇》）。

(2) 详细内容可以参照《何心隐集》卷3，《聚和率教谕族俚语》《聚和率养谕族俚语》《聚和老老文》《修聚和祠上永丰大尹凌海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