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心隐和李卓吾，在现成派当中均属气节派。由于他们抱着革新思想，批判传统，违逆时政，而终死于非命。黄宗羲在《泰州学案序》（《明儒学案》卷32）中说：“泰州（王心斋）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一（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由此可见，泰州之流派产生了随任自然的弊害。王世贞曾记载该派的情况说：

嘉隆（嘉靖隆庆）之际，讲学者盛行于海内而至其弊也，借讲学而为豪侠之具，复借豪侠而恣贪横之私，其术本不足动人，而失志不逞之徒相与鼓吹羽翼，聚散闪倏，口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盖自东越（王阳明）之变为泰州（王心斋），犹未至大坏；而泰州之学变为颜山农，则鱼馁肉烂，不可复支（引自容肇祖编：《何心隐集》附录，《弇州史料后集》卷35，《嘉隆江湖大侠》）。

此评是否得当，自当别论，但这大体上可以看出当时蹈袭儒学传统，以救时世的有识之士的一般见解。

心隐之师颜山农曾就学于江右刘师泉，但无所得，后从学心斋门人徐波石，才得泰州之传。波石说，若能悟性，就能基于本体即工夫而悟得自在的心斋之教，从而知晓良知本是现成的，并以当下现成的不犯手之法为妙诀（参见《明儒学案》卷32，《泰州学案一》）。

在《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中，记载了波石随心斋在月下散步，受心斋指点时的情形：

先生（波石）操存过苦，常与心斋步月下，刻刻简默，心斋厉声曰：“天地不交否（易之卦，塞而不通之意）？”又一夕至小渠，心斋跃过，顾谓先生（波石）曰：“何多拟议也？”先生过渠，顿然若失。

波石的门下山农也提倡现成良知，认为道在于纯任率性之自然，只有在放逸时方可用戒慎恐惧的工夫，故他以闻见、道理、格式为魔障（参见《泰州学案序》）。据记载，山农常说：“人之好贪财色，皆自性生。其一时之所为，实是天机所发，不可壅阏之。第过而不留，勿成固我而已。”（《嘉隆江湖大侠》）所以在这种思想中，具有积极肯定人的自然性情，而终至逸脱名教、趋向猖狂一路的危险。山农是游侠之士，师友之间好急人之难（参见《泰州学案序》）。所以耿天台在其祭文中说：“其学学孔，其行类侠。”“倾万金之产了不惜，犯三公之怒以为欣。”（《耿天台全书》卷12）

山农还对民众生活寄以深刻的同情，并关心社会事业（参见《泰州学案序》；《寄周恭节诗》）。他虽然只是一介布衣，但却以讲学雄视于世。其讲学处和所行处，皆成张皇，因而贤不肖者皆恶之（同上）。他资禀刚直，言论訚侃。而也正是因此使之遭受了诬陷。

如前所述，原来心斋正因为以不许拟议的直悟为要，并有在眉睫之间使人省悟之说，从而才有了玩弄光景的倾向。但其本人则以天下师为己任，并以讲学称雄于世。山农、心隐、卓吾等人便是继承了这种泰州流风，而以富于个性的学说鼓动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