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门初从学于龙溪门下的从兄周梦秀，后师事于心斋门人近溪。所以他私淑于龙溪，尊信“龙溪先师祖训历然”（《东越证学录》卷9，《题世韬》）。至于心斋，他也认为“心斋子直截透悟”，并称赞他“堪称东海圣人”（参见同上书卷9，《题一脉关情卷》；卷6，《重刻心斋王先生语录序》）。但海门在学问方面之所以懂得知头脑的重要性，并据此得以悟入，则是因为经过与近溪的质疑问答，而受到了近溪富于禅机的激励。海门问：“如何是择善固执？”近溪曰：“择了这善而固执之者也。”（《泰州学案五·周海门传》）从中是不难推测出一点信息的。所以海门便以当下直承为宗，认为这是对话时使人直下能悟的妙法。下述海门与门人的问答可以说明这一点。

（海门）尝忽然谓门人刘塙曰：“信得当下否？”塙曰：“信得。”先生曰：“然则汝是圣人否？”塙曰：“也是圣人。”先生喝之曰：“圣人便是圣人，又多一也字！”（同上）

这大概就是泰州宗风吧！

海门认为，近溪之学唯上根人才能领悟，中根以下人难以理会，而龙溪之学则通于上、中、下三种人。就是说，龙溪之学是不分根上根下的，并且视工夫为一（参见《东越证学录》卷1，《南都会语》）。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不过海门之学，犹如下述，颇与近溪相通而传泰州流风。

总之，龙溪、近溪都致力于本体上的工夫，海门也如出一辙。海门认为，本体是不睹不闻、无声无臭的，即本来无物。因此，在睹闻上求本体，也就是在求不睹不闻之体。但这样一来，便又落入了知解意见，而难以做到实地体会。这是因为，无论言诠承当，还是拟议虚度，都是不被容许的，否则就会落于“解悟”而得不到“真悟”（参见同上书卷19，《与肖孝廉若拙》）。

海门在一首诗中说过：“不闻不睹是真诠，消息其中不可言；求个不闻并不睹，相违早已隔天渊。”（同上书卷16）所以海门认为，不睹不闻之真体归根到底存在于喜怒哀乐之间，即存在于人情之中（同上）。他之所以这样说，就像其诗句“本来无物自完全，不识完全补缀难”（同上）所揭示的那样，无非是因为采取了现成论的立场。这也是他以直下承当为要的缘由。他把不知本体之现成，却用工夫求本体，譬喻为“置身京城觅长安”（同上）。所以在他看来，息机、摄念之工夫并非究竟之旨，倒是应当说，伴随着机、念的生起而认定机、念皆无，故息、摄之功亦皆无；这样才能成为实功（参见同上书卷19，《答柯孝廉时复》）。

他还认为：“著外易见，而空病难知。”（同上书卷10，《与陶我明》）并反复阐述了“当下受用”的重要性。他认为，若不“当下受用”，则真体就会成为像镜子那样难于捞摸的东西。这就是海门的立场。最后他指出：“信能及处，当下即是；稍涉拟议，则迢迢万里矣。”（同上书卷1，《南都会语》）所以他又主张“当下之信”。

关于“当下之信”，前面所述的龙溪、近溪等现成论者也都提倡过。当时归寂派的罗念庵对此持批判态度。所以龙溪责问道：“享用见在，固涉笼统，不信见在，又将何所用力耶？”（王《龙溪全集》卷10，《与罗念庵》）近溪也说过：“除去当下，则无下手处。当下焉得不信矣！”（《近溪子集·庭训纪上》）说明“当下”是工夫的下手处，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虽提倡“当下之信”，但如前所述，龙溪苦心于无工夫的工夫，而近溪则有强调审几之要而勿陷于妄信的告诫。只是到了海门那里，才特别强调自我现成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