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所说的良知，因为是遵照道德法则（理）、道德价值（善）的知觉，所以它不单单是善恶不分的知觉，而是像所谓“良知者，至善之著察也”（《明儒学案》卷11，《浙中王门学案一·钱绪山会语》）那样的善（良）的知觉，因而与一般的知觉是有真妄之别的。所以良知和知觉名同而实异，两者可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原来，所谓良知的良，不仅意味着先天性、自然性（不学不虑），同时也意味着道德性（理、善）。如果把前者看得过高，那就会像现成派那样轻视道德性而产生以随任知觉为致良知的弊端。

其结果，正如欧阳南野所说的，就会流于告子、佛氏的生性说而流**纵情。所以阳明的良知，不仅仅是指知觉，还明确指出了道德的知觉这一点。根据这一立场，修证派认为，阳明的良知说就是“知觉即性”说。有见于此，南野反驳了朱子学者罗整庵所谓阳明陷于佛说的批评（参见《欧阳南野文集》卷1，《答罗整庵先生寄》）。

如上所述，良知因为是道德知觉，所以它是天理之明觉，或者可以说良知即天理。因此，绪山说：“以心之虚灵昭察而言谓之知，以心之文理条析而言谓之理。”（《明儒学案》卷11，《浙中王门学案一·钱绪山论学书》）南野说：“天理者，良知之条理；良知者，天理之灵明。”（《欧阳南野文集》卷1，《答罗整庵先生寄》）魏水洲也说：“盖自明觉而言谓之知，自条理而言谓之理，非二也。”（《明儒学案》卷19，《江右王门学案四·水洲先生集》）

这样一来，“致良知”就成了“穷理”，而“穷理”也只有这样，才能成为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那样的真切东西，从而救正朱子学亚流的外索袭取、支离拘着之弊。所以，修证派指明了“致良知”就是本来意义上的“穷理”，“穷理”之外无“良知”可言，这一点是对朱子学者非难王学不讲“穷理”的回答。他们特别强调“良知”是“天理”、“致良知”是“穷理”，这也就封住了朱子学者非难王学之口。然而，如果过分强调这一方面，那么王学也就接近于朱子学了。

事实上，在王学亚流中，已出现了如同方学渐那样明显地接近朱子学的学者。修证派虽然提倡“理”，提倡“穷理”，但仍认为，工夫的终始最后在于“良知”的精明。可以说，在那里存在着王门之所以为王门的缘由（参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4，《答余汝定》；同书卷5，《复王东石时祯》）。

对于朱子学者吕新吾的“心不足以尽天下之理，必存心以察天下之理，方可入圣”的穷理说，张阳和曾评论说：“万物皆备于我，非心外有理也。孔孟之学，但曰正心，曰存心。心正则理无不正，心存则理无不存。千古圣贤何曾于心外加得一毫。”（《明儒学案》卷15，《浙中王门学案五·不二斋论学书》）这就明确显示了阳明心学和修证派心学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