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心学可从陆子追溯到孟子，但他的“致良知”说，则是到了晚年，在近于超越主客体的境界后，基于心物合一乃至客观的立场才提出的。如前所述，在王阳明的良知学说中，虽然包含了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的万物一体思想和横渠的太虚思想，但阳明是用“良知”来表述这些概念的。他用良知之学教导门人，但并不固执于一种教法，而是根据门人的机根和习气等情况，扬长补短，不拘一格。所以在讲良知时，他时而强调良知之体，时而强调良知之用；或者有时强调“无”，有时强调“有”；有时强调“本体”，有时强调“工夫”。换言之，他有时主张以体为用，以无为有，以本体为工夫；有时又主张以用为体，以有为无，以工夫为本体。所以在他的门下，必然形成各种派别。

据阳明高足王龙溪说，当时就已有归寂、修证、已发、现成、体用、终始六种良知说（参见《王龙溪全集》卷1，《抚州拟岘台会语》）。如果加以分类，大致可将上述六种良知说归纳为现成、归寂、修证三大类。因为提倡良知现成说的是以王龙溪、王心斋为中心的左派，所以又把该派叫作现成派；提倡良知归寂说的是以聂双江、罗念庵为中心的右派，所以又把该派叫作归寂派；提倡良知修证说的是以邹东廓、欧阳南野为中心的正统派，所以又把该派叫作修证派。

原先，陆学在象山死后，曾形成很有势力的与老庄相似的以静澄之本心为宗的杨慈湖心学，这也许与推崇知思的、静深的宋代精神风潮有关。其后，陆学虽一度不振，但到了明中叶，由于王阳明的鼓吹而起死回生，使之再度活跃起来。

王门与陆门的情形有所不同。在王学三派中，以最富活力的良知现成派最为隆盛，这大概是从陆象山向王阳明心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吧！

现成派的主张是把阳明所说的“良知”看作现成良知。他们强调“当下现成”，视工夫为本体之障碍而加以抛弃，并直接把吾心的自然流行当作本体与性命。因此，在这派儒者中流行着阳明所谓“人人心中有个圣人”的观点。他们认为，由于良知是现成的，所以，若不悟得“有即无”，便不能悟得良知真体。因此，他们提倡所谓“直下承当”、“直下之信”、“一了百当”的顿悟，而排斥渐修。相对于以工夫求本体而言，这是直接在本体上做工夫，遂成为“本体即工夫”派。所以，他们轻视工夫，动辄随任纯朴的自然性情，或者随任知解情识，从而陷入任情悬空之弊，以至于产生蔑视人伦道德和世之纲纪的风潮。明末社会的道义颓废，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归咎于现成派末流。在明末，现成思想不仅流行于儒学，而且流行于禅学，两者合而为一而走向猖狂一路。

良知归寂派认为，在阳明所说的“良知”中，有“虚寂之体”和“感发之用”的区别，这正如阳明自称其“致良知”在于培养根本而使生意达于枝叶那样。因而该派认为，以归寂立体并达体于用，即立体达用，是阳明“致良知”说的本旨，据此方能契合于程子所谓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主旨。所以，该派以阳明中年时代的“主静”说为“致良知”说的宗旨。归寂派的思想虽然在开始时不免偏于静，但后来便改为以真切之工夫去体认动静一体的虚寂之真体。然而，此派因为以“归寂”为宗旨，所以必然远离富有生命力的、流动的阳明心学，而倾向于以静肃为宗的宋代性学。

良知修证派强调，既要善于体认阳明所说的“良知”是本来意义上的道德原则，亦即“天理”，又要善于体认阳明所说的“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的精神实质，而绝不能误解阳明“致良知”说的本旨。此派学者致力于矫正现成派的流**和归寂派的偏静这两种弊端。为此，他们指出了天理和性的重要性，提倡用工夫求本体，实即“工夫即本体”说，从而不期而然地具有了接近宋学的倾向。这就与归寂派之说一样，难以适合王学的发展方向及时代思潮。因此，在明末的思想界，唯独现成派的思想显得最为兴盛，这或许是顺理成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