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带兵赏罚分明、军纪严谨，所以官军兵力日益增强。若非如此，征剿南赣诸匪只能是空谈。

正德十二年（1517）五月八日，王阳明请辞南赣汀漳巡抚一职，请求改任军务提督，并上奏《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奏请朝廷赐予旗牌。同年七月十六日，兵部尚书王琼得知王阳明上疏，随即请旨准奏。九月十一日，朝廷下旨赐予王阳明旗牌，并授予他酌量裁夺之权。

王阳明于南赣讨贼之时发现，官府所采取的安抚策略毫无成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官军兵力不强。而赏罚不分、军务拖沓又是导致兵力不强的根本原因。因此，王阳明奏请受领军务提督旗牌，以拥有治军的权力。

王阳明在文中提出，《大明律》已严格规定赏罚之别，只有按此法令行事，才能成功招安贼匪。同时，他还列举了《大明律》中所记载的各种赏罚事例，并认真分析了此法未得到有效推行的现实原因。关于招安一事，江西按察司整饬兵备带管分巡岭北道副使杨璋曾多次向王阳明进言。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王阳明将此事上奏朝廷。

杨璋曾为王阳明详述《大明律》之罚典内容，并列举直隶、山东、江西等省招安匪寇的实例，最后指出南赣剿匪不利的症结所在。杨璋认为，赏罚不明，以致士卒不能拼死应战，只有做到有功者赏、失职者罚，才能激励官军士气。他希望朝廷立即下旨以严正赏罚。

冯梦龙所著《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军中各项赏罚标准。“兵士临阵退缩者，领兵官即军前斩首。领兵官不用命者，总兵官即军前斩首。其有擒斩功次，不论尊卑，一体升赏。生擒贼徒，勘明决不待时。”

据王阳明之疏文，杨璋曾向他建议，“赏罚既明，人心激励。盗贼生发，得以即时扑灭，粮饷可省，事功可见矣”。王阳明任军务提督时，杨璋尽心辅佐他，可谓功不可没。然而，在朱宸濠叛乱时，杨璋却倒戈相向，以致晚节不保，令人备感惋惜。

在此篇奏折中，王阳明首先指出，“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诚有如副使杨璋所议者”。之后，王阳明又详细论述了“招抚太滥”“兵力不足”及“赏罚不行”的深层原因。

其概要如下：

盗贼之性虽皆凶顽，固亦未尝不畏诛讨。夫惟为之而诛讨不及，又从而招抚之，然后肆无所忌。盖招抚之议，但可偶行于无辜胁从之民，而不可常行于长恶怙终之寇；可一施于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屡施于随招随叛之党。南赣之盗，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犹或聚众而与之角，呜之于官。而有司者以为既招抚之，则皆置之不问。盗贼习知官府之不彼与也，益从而仇胁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从贼。由是，盗贼益无所畏，而出劫日频，知官府之必将己招也；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日众，知官府之必不能为己地也。夫平良有冤苦无伸，而盗贼乃无求不遂；为民者困征输之剧，而为盗者获犒赏之勤；则亦何苦而不彼从乎？是故近贼者为之战守，远贼者为之乡导；处城郭者为之交援，在官府者为之间谍。其始出于避祸，其卒也从而利之。故曰“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者，此也。

夫盗贼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独有司者必欲招抚之，亦岂得已哉？诚使强兵悍卒，足以歼渠魁而**巢穴，则百姓之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岂非其所欲哉！然南赣之兵素不练养，类皆脆弱骄惰，每遇征发，追呼拒摄，旬日而始集；约束赍遣，又旬日而始至。则贼已稇载归巢矣。或犹遇其未退，望贼尘而先奔，不及交锋而已败。以是御寇，犹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抚为事乎？故凡南赣之用兵，不过文移调遣，以苛免坐视之罚；应名剿捕，聊为招抚之媒。求之实用，断有不敢。何则？兵力不足，则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则必有失律之咎，则必征调日繁，督责日至。纠举论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视而至于落职败名者有之。招抚之策行，则可以安居而无事，可以无调发之劳，可以无戴罪杀贼之责，无地方多事不得迁转之滞。夫如是，孰不以招抚为得计！是故宁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张之虏；宁始孤儿寡妇之号哭，颠连疾苦之无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贼。盖招抚之议，其始也，出于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为常策。故曰“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者，此也。

古之善用兵者，驱市人而使战，收散亡之卒以抗强虏。今南赣之兵尚足以及数千，岂尽无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进；未见敌而亡，不待战而北。何者？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功；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则进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吴起有云：“法令不明，赏罚不信，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凡兵之情，畏我则不畏敌，畏敌则不畏我。”今南赣之兵，皆“畏敌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者，此也。

之后，王阳明又介绍了南赣地区的匪患情况，再次申请朝廷准奏此折。王阳明指出，朝廷制定的赏罚条例虽然完备，却未得到有效执行，应进一步加强此条例的执行力度。文中写道：“古者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过时而赏，与无赏同；后事而罚，与不罚同。况过时而不赏，后事而不罚，其亦何以齐一人心而作兴士气？是虽使韩、白为将，亦不能有所成。况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识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复何所冀乎？”

当时，朝廷通过雇佣狼达土军来帮助官军征剿南赣诸匪。王阳明认为，调动狼达土军之弊大于利，并列举了狼达土兵给当地百姓造成的危害：“南赣诸处之贼，连络数郡，蟠据四省，非奏调狼兵，大举夹攻，恐不足以扫**巢穴。是固一说也。然臣以为狼兵之调，非独所费不赀，兼其所过残掠，不下于盗。大兵之兴，旷日持久，声势彰闻，比及举事，诸贼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过老弱胁从无知之氓。”

王阳明进一步指出，若要扫平匪患，首先要做到赏罚分明、军容整肃，因此他奏请朝廷赐予军务提督旗牌。最后，王阳明向皇帝表明了必胜之心，若有负圣恩，甘愿以死谢罪：“伏望皇上念盗贼之日炽，哀民生之日蹙，悯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愤之莫伸，特赦兵部俯采下议，特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贼有不灭，臣等亦无以逃其死。夫任不专、权不重、赏罚不行，以至于偾军败事，然后选重臣，假以总制之权而往拯之，纵善其后，已无救于其所失矣。”

由该疏文可知，王阳明抱定必胜的信念，并决心为朝廷尽忠到底，因此他才主动向朝廷申请军务提督一职。对王阳明而言，受领军务提督一职的后续意义重大。该职务不仅有助于他南赣戡乱，还使得他在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时更加得心应手。当时，王阳明主动奏请受领军务提督之举实属罕见，因为南赣长久以来就设有巡抚一职，负责剿灭当地匪患，但巡抚的权力范围远不及提督。更重要的是，提督握有兵权，能按军法管理军队。

前任南赣巡抚、都察院都御史周南也曾奏请朝廷赐予旗牌。正因有此先例，王阳明终于奏请到军务提督一职。他之所以决定主动请缨而未等朝廷任命，是因为他已有必胜把握。受领军权并非小事，王阳明此举必然会招致多方猜忌。值得庆幸的是，兵部尚书王琼慧眼识珠、深谋远虑，他力排众议，终使王阳明的奏章获准。

据谢本《王阳明全集》记载，朱宸濠所管辖的宁王府有一镇守太监名毕真，此人通过收买武宗的近身侍卫，说服皇上任命他担任南赣军监军。王琼听闻此事后，极力反对，因为如此一来，南赣用兵必然要受宁王牵制，万一宁王谋反，朝廷会很被动。一旦如此，朝廷便很可能无法**平南赣匪患，更不可能在日后平定宁王之乱。因此，王琼决定通过朝廷授予王阳明旗牌。若没有王琼的大力支持，王阳明肯定不会主动奏请军务提督一职。

王阳明于南赣任职期间，曾致信王琼（《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七）。信中谈到了漳南剿匪的经过，并指出军纪缺失的弊端。同时，他还详述了南赣匪情以及今后的征剿方略。王阳明提出，只有授予他赏罚及自由裁夺之权，才可能彻底扫平匪寇。

今各巢奔溃之贼，皆聚横水、桶冈之间，与郴、桂诸贼接境。生恐其势穷，或并力复出。且天气炎毒，兵难深入远攻。乃分留重卒于金坑营前，扼其要害，示以必攻之势，使之旦夕防守，不遑他图。又潜遣人于已破各巢山谷间，多张疑兵，使既溃之贼不敢复还旧巢，聊且与之牵持。候秋气渐凉，各处调兵稍集，更图后举。惟望老先生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专一之权，明之以赏罚之典。生虽庸劣，无能为役，敢不鞭策驽钝，以期无负推举之盛心。秋冬之间，地方苟幸无事，得以归全病喘于林下，老先生肉骨生死之恩，生当何如为报耶！（《与王晋溪司马》）

正德十二年（1517）六月十五日，王阳明上奏《疏通盐法疏》（《王文成公全书》卷九），提出改革盐税制度。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王阳明不仅通晓兵法，还擅于理财。剿匪必然要耗费大量军资，如何在确保民生的前提下调配军资，是王阳明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

赣州地区的食盐供应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闽广（福建、广东、广西的统称），一是两淮（北方淮河周边地区）。依据洪武时代的旧例，闽广地区所供应的食盐送抵赣州后，再沿赣江运至吉安、袁州及临江等地。

由于当时多有战乱，致使闽广运输线被迫暂停。朝廷的新盐法规定，吉安、袁州、临江地区的食盐改由两淮地区供应。然而，闽广运输线所经地势较为平坦，加之能借助水路运输，故而成本较低。这样一来，新盐法就未能在实际中得以推广。很多盐贩铤而走险，依旧通过闽广线运输食盐，其中漏税、逃税之人比比皆是。当地官府对此问题也束手无策。且两淮运输线所经之地地势较为复杂，其相应的手续十分烦琐，当食盐运抵吉安、袁州及临江后，价格自然翻了好几倍。因此，当地百姓都喜用闽广私盐。

见此情形，王阳明立即上疏，建议朝廷重新启用旧制盐法，以杜绝逃税、漏税的行为，并且指出此举还能弥补巨额的军费支出。在《疏通盐法疏》末尾，王阳明针对征收盐税一事写道：“商人既已心服，公私又皆两便。庶亦所谓不加赋而财足，不扰民而事办。”

当时，朝廷设立的盐税局包括南安府的折梅亭和赣州府的龟角尾两处。由于朝廷从未给赣州地区拨过军费，因此王阳明剿匪所用军资均来自龟角尾收缴的商税。由于折梅亭所处之地较为偏僻，朝廷很难予以监督，有些商户就通过收买官员来逃税。这不仅有损官员的名誉，更令他们在商户中的威信一扫而光。王阳明深知此中利害，于是他于同年九月二十五日上奏《议南赣商税疏》（《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建议朝廷将折梅亭、龟角尾两处盐税局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