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彻底剿灭汀州、漳州匪贼，王阳明曾颁布《谕俗四条》（《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用以约束、教化百姓。《周易·坤卦》的“文言传”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王阳明所发公文旨在详述此意，其行文极为通俗易懂，不失一代大儒本色。文中，他以长者的口吻来劝导、说服百姓：

为善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爱之，朋友乡党敬之，虽鬼神亦阴相之。为恶之人，非独其宗族亲戚恶之，朋友乡党怨之，虽鬼神亦阴殛之。故“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见人之为善，我必爱之；我能为善，人岂有不爱我者乎？见人之为不善，我必恶之；我苟为不善，人岂有不恶我者乎？故凶人之为不善，至于陨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争铢两之利，遂相构讼。夫我欲求胜于彼，则彼亦欲求胜于我。仇仇相报，遂至破家**产，祸贻子孙。岂若含忍退让，使乡里称为善人长者，子孙亦蒙其庇乎？

今人为子孙计，或至谋人之业，夺人之产，日夜营营，无所不至。昔人谓为子孙作马牛，然身没未寒，而业已属之他人，仇家群起而报复，子孙反受其殃。是殆为子孙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王阳明在龙场讲学时，曾着力阐述“立志”的重要性，而《谕俗四条》的主旨即在于立志。明末《道书》对“功过格”做过详细论述，而王阳明此文的观点与“功过格”可谓一脉相承。对此，大儒刘念台则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功过格”沾染了些许的功利主义思想，并非纯粹的儒学著作，应加以批判。

其实，“功过格”的目的就是通过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于个人道德修养问题，孟子曾提出“勿正”的观点。他认为，仅依靠人们的自觉性来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是极不现实的。对此，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儒学家们也持同样观点。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因此他在《传习录》的“花间草”一章中讲到“无善无恶即为理之本性”，同时又在“四句宗旨”中讲到“无善无恶即为心之本体”。

王阳明深知，尽管门下弟子能深谙此理，但那些蒙昧无知的百姓是无法领会此中深意的。只有“功过格”式的规范条例才更适合于教化百姓，因此王阳明效仿此文作《谕俗四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