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之前数次剿匪失利进行反思后，王阳明认为，要彻底根除匪患，首先必须全面了解贼匪的情况。王阳明素来通晓兵法，所以深知情报在两军交战时的重要性。

漳州匪首詹师富、温火烧等人活动甚为猖獗，官府每年都会派兵去湖广、福建、广东三省剿匪。然而，由于赣州百姓多被贼人收买，他们将官兵动向及时透露给贼匪，这样一来，官军尚未行动，军事部署就已遭泄露。因此，官军的征剿行动屡屡受挫。

王阳明上任后，发现兵营中有一老兵暗通贼匪，此人行事十分阴险狡诈。于是，王阳明将此人招至帐中，声色俱厉地责问道：有人揭发你通匪，按律当斩。你若能改过自新，将通匪之人尽数告知本官，本官可赦免你的罪行，你要想清楚！

听闻此言，老兵稍加犹豫便将通匪之人尽皆告发了。之后，王阳明调查发现事实正如老兵所言。于是，王阳明赦免了他的死罪。

三十六计中有一计为“反间计”，其意为“善用敌之间者，以为己用”。孙子提出，用间有五：“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闻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同时，孙子还指出，“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

可见，大军事学家孙武极为重视间谍在作战中的作用。此外，孙子也很重视反间（双面间谍）的作用，他提出“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正因为王阳明充分利用双面间谍探查到重要敌情，才得以制订出行之有效的剿匪方案。

基于前几次剿匪失败的惨痛教训，王阳明制定出以下策略：

一、为彻底消除狼达土军之危害，应创建自己的精悍军队，以剿匪戡乱；

二、剿灭诸匪切勿大举进攻，而应各个击破；

三、于民间建立反间谍的保安机构；

四、妥善处理战后的各种事务，加强对民众的教化，以确保社会民生平稳过渡。

王阳明于赣州上任十天后即颁发了《选拣民兵》（《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的布告，对当地的民兵训练事宜做出指示。在布告中，王阳明首先对南赣地区的治安现状进行了分析：

是以每遇盗贼猖獗，辄复会奏请兵。非调土军，即遣狼达，往返之际，辄已经年，靡费所须，动逾数万。逮至集兵举事，即已魍魉潜形，曾无可剿之贼，稍俟班师旋旅，则又鼠狐聚党，复皆不轨之群。

良由素不练兵，倚人成事。是以机宜屡失，备御益弛，征发无救乎疮痍，供馈适增其荼毒，群盗习知其然，愈肆无惮。百姓谓莫可恃，竞亦从非。

夫事缓则坐纵乌合，势急乃动调狼兵，一皆苟且之谋，此岂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驱市人而使战，假闾戍以兴师。岂以一州八府之地，遂无奋勇敢战之夫？事预则立，人存政举。

近据江西分巡岭北道兵备副使杨璋呈，将所属各县机快，通行拣选，委官统领操练，即其处分，当亦渐胜于前。但此等机快，止可护守城郭，堤备关隘，至于捣巢深入，摧锋陷阵，恐亦未堪。

关于建立精悍军队的问题，王阳明也做出了极为周密、详尽的指示：

为此案仰四省各兵备官，于各属弩手、打手、机快等项，挑选骁勇绝群、胆力出众之士，每县多或十余人，少或八九辈。务求魁杰异材，缺则悬赏召募。

大约江西、福建二兵备，各以五六百名为率；广东、湖广二兵备，各以四五百名为率。中间若有力能扛鼎、勇敌千人者，优其廪饩，署为将领。召募犒赏等费，皆查各属商税赃罚等银支给。

各县机快，除南赣兵备已行编选外，余四兵备仍于每县原额数内拣选精壮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就委该县能官统练，专以守城防隘为事。其余一分拣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该道，以益召募犒赏之费。

所募精兵，专随各兵备官屯扎，别选素有胆略属官员分队统押。教习之方，随材异技；器械之备，因地异宜；日逐操演，听候征调。

由上可知，对于老弱伤残的兵士以及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狼达土军，王阳明坚决不用。他亲自指挥四省诸县加紧训练精兵，以备剿匪之用。

《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王阳明认为，之前数次剿匪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指挥官“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因此，王阳明尚未到任之时就力求做到“知己知彼”。由此，他制订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民兵训练方案以及“十家牌法”，使官军处于比较有利的境地。《孙子兵法》曰：“先为之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也就是说，首先做到自己不被敌人战胜，然后等待敌人可以被我方战胜的机会。王阳明之举，正合此道。

另外，王阳明还在《选拣民兵》中阐述了极端形势下应采取的战术，即奇袭作战。他提出，“资装素具，遇警即发，声东击西，举动由己”。该战术是基于孙子的“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说法。所谓“声东击西”则来源于《六韬》之策。

如前所述，王阳明在青年时代就熟读各种兵书战法，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数次戡乱中建立旷世奇功。

该布告的末尾内容尤为重要，因为它揭示出王阳明此次戡乱的主要指导思想。其中写道，“如此，则各县屯戍之兵，既足以护防守截，而兵备募召之士，又可以应变出奇。盗贼渐知所畏而格心，平良益有所恃而无恐，然后声罪之义克振，抚绥之仁可施，弭盗之方，斯惟其要”。

王阳明上任后，除进行“选拣民兵”之外，还推出了“十家牌法”，目的就是彻底清除暗藏于官军中的敌方暗探。因为王阳明发现当地贼匪经常任意出入乡间村镇打探官军动向，而百姓则为他们通风报信。因此，他希望通过推行“十家牌法”来消除上述隐患，以实现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百姓生活、端正社会风气的目的。

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王阳明颁布公文《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该法令面向的是各州府村镇百姓。

同年三月，王阳明再下公文《案行各分巡道督编十家牌》（《王文成公全书》卷十六），以督促各地加紧推行“十家牌法”。此后，王阳明又多次下达公文，以便让“十家牌法”得到最大限度的实施。如正德十三年颁布的《仰南安、赣州印行告谕牌》，正德十五年十月颁布的《申行十家牌法》，同年十一月颁布的《申谕十家牌法增立保长》，以及同年颁布的《牌行崇义县查行十家牌法》。

与此同时，王阳明还将“十家牌法”推广至南赣以外的地区。由此可见，王阳明极为重视“十家牌法”。该法令在稳定地方治安、安定民生方面的确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王阳明推行“十家牌法”的初衷是想清除敌军暗探，借此打击贼匪的嚣张气焰，以实现教化民众的目的。他希望百姓能遵章守法，恪守社会道德规范。

《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开篇如下：

本院奉命巡抚是方，惟欲剪除盗贼，安养小民。所限才力短浅，智虑不及，虽挟爱民之心，未有爱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于民者，皆有以告我，我当商度其可，以次举行。

今为此牌，似亦烦劳。尔众中间固多诗书礼义之家，吾亦岂忍以狡诈待尔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尔良善，则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体此意。

自今各家务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妇随、长惠幼顺；小心以奉官法，勤谨以办国课；恭俭以守家业，谦和以处乡里。心要平恕，毋得轻易忿争；事要含忍，毋得辄兴词讼。见善互相劝勉，有恶互相惩戒，务兴礼让之风，以成敦厚之俗。

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体吾意，毋忽！

所谓“十家牌法”，即是让每户百姓制定家牌，并登记相关信息，其中包括各户人口数、户籍、姓名、年龄、体貌特征、职业、技能特长等，同时还需标明家中是否有重症病人，是否有为官者。并且要准确登记户主姓名、家中成年与未成年人及男女比例。若有租用房屋者，要登记租住者的相关情况。官府规定，各家各户应将上述信息抄录于家门前告示板之上，以备官府随时核查。

每天傍晚时分，当地官员会挨家挨户核对告示板上的信息是否与家牌录入内容相符。如遇某户某人外出办事，要查清此人现在何处、办理何种事务以及确切的返乡日期。如有临时借住者，要查清此人的姓名、籍贯以及此行目的。官府对当地百姓进行详细调查，并将相关信息通告给各家各户。百姓一旦发现可疑人员，要立即报官。

“十家牌法”将十户居民编为一甲组，甲组即为连座单位，如发现私通匪患者，同一甲组的十户连座受罚。此外，官府在十户之外另设相应负责人。

不久之后，王阳明又在每个村镇中设置一位保长（责任人），负责村镇安全。同时，王阳明还将“保长制”与“乡约”紧密结合，灵活应用。自推行“十家牌法”之后，王阳明声威大振。各地官员根据本地情况，活学活用，使得“十家牌法”的内容更为充实和完善。

“十家牌法”出现于宋代，是王安石变法中的一项内容。至南宋时，此法令已近废除。明朝中期，王阳明重新启用“十家牌法”，并使之发挥出更为重要的效用。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王阳明在推行“十家牌法”的同时，也通过推行“乡约”来提高百姓的道德水平，这也充分印证了王阳明的爱民之情。先秦时期曾出现过“邻保制”，对于治安相对稳定的地区而言，此制度显得过于严苛。王阳明之所以将“十家牌法”与“乡约”并举，就是为了消除这种弊端。

据东正堂记载，明朝哲学家李贽曾对王阳明的“十家牌法”做过如下评价：今人若推行“十家牌法”，不利于稳定民生。先生推行此法，则利于富国强兵。若能形成全民皆兵之势，则不必借助狼达土军，即可消除匪患。若不借兵，则无须制兵、调兵；若无匪患，则无须养兵、用兵。如此一来，国自富、民自强。然今人尚未知此法深意。（《阳明先生全书论考》卷十四《年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