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中“至善”这一纲领，王阳明与徐爱曾进行过如下问答。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知亦须请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请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请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凊，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请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

另外，王阳明与弟子郑一初也曾就“至善”进行过如下问答。

郑朝朔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凊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

先生曰：“若只是温凊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惟于温凊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谬，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凊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

朱熹认为，任何人都具备不因私欲而晦暗的明德之心，明德的主体是仁、义、礼、智。明德既是人的天性，又可以通过心来发扬光大。并且，心中除有仁、义、礼、智之德以外，还存在全部的理，这些统称为明德。只要人们不被自身弱点、私欲所蒙蔽，明德就能得到充分发挥，由此便可以实现一个理想的道德世界。因此，朱熹倡导居敬存养，他认为明明德的关键就在于克服自身弱点、排除私欲。

虽然这一观点与王阳明所提出的“去私欲而存天理”如出一辙，但朱熹过于重视存养的方法，而偏废了心在其中的作用。朱熹在格物方面不遗余力，他提倡格物究理，主张探究每个事物的至善之理，并将其作为朱子学的宗旨。

朱熹认为，不存在心内之理或心外之理，理贯穿于心内与心外，如果不专注于从外部事物中求理，那么心就会变得狭隘，从而无法明明德，也无法将心中之理发扬光大。因此，他主张要对事物逐一究理。他还认为，如果不格物，那么佛教与道教就成了无用之说。以上就是朱熹所提出的“全体大用”论。该学说的主旨就是通过寻求、实施济世安邦之道，使心体发挥作用，以使个体最终有所成就。日本朱子学家贝原益轩正是继承了朱熹的这种思想，在诸多学科中均取得了傲人成就，其功绩也被载入史册。

王阳明所说的“心即理”，指的是人们下功夫去除私欲后就会得到天理，而心的作用也会自然得以体现。因此，学问并非通过格物来获得，而是去除私欲后心之天理的呈现。王阳明认为，朱熹所说的“至善”是于心外之物求得至善之理，这与孟子的“仁内义外之说”的观点相同，而朱、孟所主张的心外求义的观点正是王阳明所排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