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五年（1510）三月，王阳明在庐陵上任。他在庐陵的施政方针，不是用刑威来压制百姓，而是重在教导人心，通过教育感化来让百姓信服。即使是发布政令，他也是通过县内父老来告谕县民，以温情获得人心。

庐陵县民素来好诉讼，王阳明就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诉讼数量，简化诉讼流程。他慎重选择“里正三老”，让他们在“申明亭”劝说前来诉讼的人。“申明亭”和“旌善亭”是明初民间设立的机构，由各地的德高望重者来裁决和调解本地的诉讼和争端。

王阳明在《告谕庐陵父老子弟》的开篇写道：

庐陵文献之地，而以健讼称，甚为吾民羞之。县令不明，不能听断，且气弱多疾。今与吾民约：自今非有迫于躯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辄兴词。兴词但诉一事，不得牵连，不得过两行，每行不得过三十字。过是者不听，故违者有罚。县中父老谨厚知礼法者，其以吾言归告子弟，务在息争兴让。呜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破败其家，遗祸于其子孙。孰与和巽自处，以良善称于乡族，为人之所敬爱者乎？吾民其思之。

王阳明通过此告谕，告知县民不要轻率提起诉讼。当时，庐陵县内恶疫横行，无知的民众因为惧怕感染，在骨肉亲人得病之后，不仅不给予诊治，甚至不给饭食，导致很多人被饿死。

王阳明看在眼里，痛在心中，告诫百姓道：

夫乡邻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于骨肉不相顾。县中父老岂无一二敦行孝义，为子弟倡率者乎？

夫民陷于罪，犹且三宥致刑。今吾无辜之民，至于阖门相枕藉以死。为民父母，何忍坐视？言之痛心。中夜忧惶，思所以救疗之道，惟在诸父老劝告子弟，兴行孝弟。各念尔骨肉，毋忍背弃。洒扫尔室宇，具尔汤药，时尔　粥。贫弗能者，官给之药。虽已遣医生老人分行乡井，恐亦虚文无实。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已见告。有能兴行孝义者，县令当亲拜其庐。

凡此灾疫，实由令之不职，乖爱养之道，上干天和，以至于此。县令亦方有疾，未能躬问疾者，父老其为我慰劳存恤，谕之以此意。

当时，庐陵县内经常有盗贼出没。由于官员对百姓的管理不得法，再加上民间缺乏防御治理盗贼的有效之法，导致盗贼日益骄横。王阳明和父老们商量之后，决定在当地实行保甲制度，以防御盗贼。该制度要求：在平素无事之时，四邻之间亲睦友爱；一旦盗贼来袭，彼此要相互救援。“保甲法”是宋代王安石创建的一种自治制度，保甲是一种地方性的自卫组织。十家一保，各保设保长，保中年轻人都配备弓箭，且要进行武艺训练。王阳明当时在庐陵采用的就是王安石制定的“保甲法”。

王阳明在庐陵上任之后，恰逢大旱，水源枯竭，稻米颗粒无收，城内火灾频发。王阳明认为这皆是由于自己的“不敏”所致，于是斋戒省咎，向山川天地之神明请罪，同时停催赋税，赦免轻罪，劝谕百姓停止争讼，派遣父老巡查街巷，消除火患，还严查趁火打劫的奸民。

一次，城内发生大火，烧毁民宅千余家。据说，王阳明在火灾现场向上天祈祷，上天被他的诚意所感动，改变了风向，这才使得大火熄灭。面对灾情，王阳明悲恸万分。他彻查了大火的原因，发现原来是由于道路狭窄、房屋密集所致，于是决定系统地规划城区。

此外，王阳明还严禁驻兵借搬运食粮之机肆意向民众征税，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协调粮食的流通，取缔驿传，促进军民团结。由于这些举措得当，县内的诉讼事件越来越少。

在庐陵，王阳明一共发布了十一道告谕。他还在上行公文中详述了庐陵县民的贫苦状况，向朝廷请求免除当地的赋税杂役。

后来，因为要入朝觐见，王阳明不得不暂时离开庐陵。离开庐陵的半年中，王阳明嘱咐庐陵地方上的德高望重之士教化百姓，注重安民。

王阳明还在告谕的最后部分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县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为尔民兴利去弊。中间局于时势，且复未免催科之扰。德泽无及于民，负尔父老子弟多矣。”

作为庐陵县令，王阳明治理庐陵的时间不足七个月。龙场生活给王阳明的身体带来了巨大伤害，使他落下了一身病，尽管如此，王阳明在庐陵的治绩还是非常显著的。湛甘泉在为王阳明写的《墓志铭》中写道：王阳明在庐陵“卧治六月”。“卧治”本是静卧治疗之意，也指不劳作，安心静养治疗。“卧治”出自《史记·汲黯传》。汲黯是西汉名臣，世人对他的评价很高。汲黯推崇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有一次，汉武帝想任命他为淮阳太守，但被他拒绝了。于是汉武帝对他说：“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