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教育的目的是全人教育，做学问的目的是成为圣人。人虽然有贤愚之分，但就其本性来说是道德的，关键是看这种道德性是否完全。因此，不同的人成为圣人的难易程度也不同，但只要通过努力，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

总而言之，书院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使人拥有完完全全的道德性和理想化的人格。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特意提到“五伦”，其实也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书院教育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科举考试，也不应该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更不应该是为了巧于诗文辞章。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书院教育的目的，那就是“明人伦”。朱熹的好友张南轩在《岳麓书院记》中曾明确阐述过这个问题，朱熹对此也大加赞赏。

王阳明称赞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不过王阳明认为，朱熹的“五伦”其实就来自“吾心”，也正因为如此，朱熹的“揭示”之主旨才能一以贯之，只不过朱熹没有充分言明这一点罢了。在坚持“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和“吾心之常道”的王阳明看来，如果朱熹的揭示不是“心学”，那他的学说就注定会变得支离琐屑，缺乏连贯性。

王阳明之所以将朱熹的“学规”视为心学，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这份“揭示”并不是基于“他律主义”和“戒律主义”来制定的。前文已述，朱熹为了表明自己的“学规”并不是基于“他律主义”和“戒律主义”的产物，而特意将其称为“揭示”，而不是“学规”。但是，如果认真思考一下朱熹的学术思想的话，就会发现朱熹是极其强调道德和理法的，所以他制定的“揭示”也势必会存在“他律性”和“戒律性”的倾向。然而王阳明极力主张朱熹的“揭示”是存于“吾心”的，是“自律性”的，而非“他律性”的。而这一点，恰恰反映出了王阳明自己的教学态度。

王阳明谪居龙场之际，曾有人向他请教有无神仙的问题。王阳明在回信中指出道家的神仙之道是：“夫有无之间，非言语可况，存久而明，养深而自得之。”

接着他又补充说：“足下欲闻其说，须退处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胸中洒洒，不挂一尘，而后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远矣。”

关于有无神仙的问题，王阳明并没有直接明言，而只是强调，只要通过对存养修行的积累，这个问题自然就会明了。王阳明的回答非常巧妙，他虽然没有直接批判道教的神仙之道，但从其字里行间，依然能够感觉到他对道教神仙的否定。在回信中，王阳明写道：“盖吾儒自有神仙之道，颜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之亡也。”

王阳明认为，儒学中也存在神仙之道，并且暗示，通过修习儒学，也可以获得神仙之道，所以他并没有直接去劝说大家专门修习儒学。

在后文中，王阳明还提到：“若达摩、慧能之徒，则庶几近之矣。”他认为，佛家出离生死、不沾染世累的境界更接近于神仙境界，不过仍有些距离。（《答人问神仙》，《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

王阳明在晚年曾说：“夫道家之长生，释家之解脱，吾儒家皆可得也。”这是他第一次明确指出佛教和道教所追求的东西其实都包含在儒学中。

王阳明在《答人问神仙》中，还提及自己八岁时就喜好神仙之说的经历。据此我们可以猜测王阳明在年少时身体状况就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