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弘治和正德年间（1488—1521），文学界活跃着七大才子，人称“前七子”，分别是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在嘉靖年间（1522—1566），又出现了七大才子，人称“后七子”（又称“嘉靖七子”），分别是李攀龙、宗臣、梁有誉、谢榛、王世贞、徐中行和吴国伦。这些人后来又被并称为“前后七子”，他们提倡复古，文必言秦汉，诗必称盛唐，才思泉涌，睥睨天下。

宋代的诗歌注重思想性和哲学性，因此又被称为“理学诗”。宋代的知识分子喜好禅学，受其影响，宋代诞生了提倡性理学的“新儒学”。宋代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唐代人所追求的“外观性文化”，而是喜欢探究事物存在的根本，喜欢探求事物成立的原因。宋代文化是理性的、内观性的，这种思想也直接影响文学界，所以宋代诗歌倾向于表现事物之“理”。

一般来说，对唐诗持较高评价的人，往往会贬损宋诗。宋代的“理诗”充满思想性，历代诗人中写“和陶诗”最多的就是宋代诗人。如果从诗歌的思想性这个角度来看，就不应该贬损宋诗。

王阳明晚年时，其哲学思想逐渐成熟，其诗歌的思想性也变得越来越强。

按照世俗的说法，宋代以后，诗歌衰落，但进入明代后，由于李梦阳和何景明等人的复古运动，使明诗出现了一段小**。就在这一时期，王阳明结识了这群才子，和他们切磋诗歌技艺，唱和赋诗。

佐藤一郎曾援引铃木虎雄在《李梦阳年谱略（附：关于李梦阳与王阳明的交游及〈空同集〉）》（《艺文》第20卷第1号）中指出：

《空同集》中有《甲申中秋寄阳明子》五言律诗一首……王阳明壮年时“沉溺”于辞章，“沉溺”是“用情颇深”之意。弘治十一年，李梦阳任兵部主事时，开始提倡古文辞令。王阳明从弘治十年开始一直到正德二年被贬谪到贵州龙场为止，这段时间一直身处京师。王阳明正是在这一时期和李梦阳等人相识。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弘治十一年，王阳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辞章艺能难以达到至善至精的水平。弘治十八年，他痛感学者沉溺于辞章记诵而不知身心之学，于是决定把复兴儒学当作自己的重任。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翰林院庶吉士湛甘泉……在涉及王阳明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他学习古诗的记载，却没有他和李梦阳交往的任何记录，可能是后人在编写这些集子的时候，把很多跟理学没多大关系的内容都删除了的缘故。（佐藤一郎《明清时代对王阳明诗文的评价》，《国学院杂志》第86卷第11号）

《阳明先生年谱》中关于王阳明审查完江北囚徒、乞求回家养病的记载存在一些错误。《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是他在弘治十五年五月，审查完江北囚徒后回京复命，然后到八月，感觉身体不适，这才上书乞求回家养病。而真实的情况应该是：王阳明根本没有回京。到扬州后，王阳明就因病情突然加重，在扬州请假，后来得到朝廷应允，便从扬州直接回家乡余姚了。

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王阳明在和京师旧友谈论古体诗文时，曾说过：“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

《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这处记载可能也存在错误。王阳明真正悟得辞章记诵之弊端，应该是在他归乡之后，而不应该是在京城之时。据王阳明的高徒王龙溪记载，王阳明在归乡之后曾教导他说：“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非第一等德业乎？”

此外，《传习录》上卷还记载了王阳明排斥空洞诗文的论述：

退之（韩愈），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

王阳明二十多岁时曾与明前七子交往，学习古体诗文。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悟出辞章之学的不足。至于王阳明和明前七子具体是如何交往的，已无从得知。

但是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四十岁时曾写过一篇《徐昌国墓志》（《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五），其中记述了他和徐祯卿的交往。此外，余重耀编写的《阳明先生传纂》附《阳明弟子传纂》卷三中的《南中王门弟子传》也收录了徐祯卿的传记：“徐祯卿，字昌谷，又字昌国，吴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少时和祝枝山、唐伯虎、文徵明齐名，并称‘吴中四才子’。登进士后，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交往颇深，二十三岁（实为三十三岁）卒于京师。著有《迪功集》六卷，附《谈艺录》一卷。”

清代毛奇龄将徐祯卿认作是王阳明的弟子，其实这是不对的。王阳明在《徐昌国墓志》中写道：“始昌国与李梦阳、何景明数子友，相与砥砺于辞章，既殚力精思，杰然有立矣。一旦讽道书，若有所得，叹曰：‘弊精于无益，而忘其躯之毙也，可谓知乎？巧辞以希俗，而捐其亲之遗也，可谓仁乎？’于是习养生。”

据此可知，徐祯卿受过道士的点化，向往道教的玄虚之境，他还研习过养生之术，期望长寿。

正德五年，王阳明三十九岁。是年冬天，王阳明返回京城。据《徐昌国墓志》记载，王阳明与李梦阳、何景明等明前七子都是好友，并且都曾沉溺于佛学、老庄思想。徐祯卿获悉王阳明抵京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刻前来拜访，并与王阳明一起探讨摄形化气的养生之术。当时，广东增城的湛甘泉也正好在座，徐祯卿和湛甘泉意见不合，最后沮丧而去。

第二天，徐祯卿前来继续和王阳明探讨养生之道，王阳明笑而不语，于是他干脆在王阳明家中住了一宿，并问王阳明：“吾授异人五金八石之秘，服之冲举可得也，子且谓何？”

王阳明还是笑而不答，徐祯卿接着又问：“吾隳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兑敛华而灵株是固，斯亦去之竞竞于世远矣。而子犹余拒然，何也？”

王阳明仍然笑而不应。徐祯卿沉默了好一会儿，问王阳明：“子以予为非耶？抑又有所秘耶？夫居有者，不足以超无；践器者，非所以融道。吾将去知故而宅于埃壗之表，子其语我乎？”

这次王阳明终于开口了：“谓吾为有秘，道固无形也；谓吾谓子非，子未吾是也。虽然，试言之。夫去有以超无，无将奚超矣？外器以融道，道器为偶矣。而固未尝超乎！而固未尝融乎！夫盈虚消息，皆命也；纤巨内外，皆性也；隐微寂感，皆心也。存心尽性，顺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趋舍于其间乎？”

徐祯卿点头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他又问王阳明：“冲举有诸？”

阳明回答说：“尽鸢之性者，可以冲于天矣；尽鱼之性者，可以泳于川矣。”

徐祯卿回应道：“然则有之。”

王阳明接着说：“尽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

徐祯卿听罢，低头沉思，突然猛地站起来，对王阳明说：“命之矣！吾且为萌甲，吾且为流澌，子其煦然属我以阳春哉！”

数日之后，徐祯卿前来道谢：“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几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惧不足以致远，则何如？”

王阳明问他：“悸乎？”

他回答说：“生，寄也；死，归也。何悸？”

这说明，徐祯卿当时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此后，二人就再也没见面。数月之后，突然有人来报徐祯卿去世，王阳明便和湛甘泉前往凭吊，并与徐祯卿的后人聊起家常。徐祯卿的长子伯虬对二人说：“父昌国垂殁，整衽端坐，托徐子容以后事。子容泣，昌国笑曰：‘常事耳。’谓伯虬曰：‘墓铭其请诸阳明。’气益微，以指画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余遂不可辨，而神气不乱。”

通过上文可知，王阳明早年在京师时，曾和徐祯卿探讨过道教养生之术，后来他被贬谪到贵州龙场。正德五年（1510），王阳明返回京城。此时的王阳明，已开始带头批判辞章记诵之学和佛学、老庄思想，并与湛甘泉一起提倡圣学。《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了这样一句话：“学者溺于辞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

当时的徐祯卿已经从辞章之学转向道教养生之术。既然他来拜访王阳明，王阳明当然会劝他放弃道教养生之术而转向儒学。徐祯卿在和王阳明接触之后，终于从佛学、老庄思想的空、虚无世界中解脱出来，转而笃信圣学。王阳明爱惜徐祯卿之才，一直想把他引上圣学之路，但他没有使用华丽的辞藻来劝说徐祯卿，而是靠自己的感召力把徐祯卿引向了圣学。但没过多久，徐祯卿就病逝了。徐祯卿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三岁。王阳明觉得非常可惜，于是为他写了墓志铭。

前文已述，弘治十五年（1502），王阳明就已悟得辞章之学的不足。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开始在京城提倡儒学。宋儒的“文以载道”思想最终帮助王阳明悟出了辞章之学的不足，但他在此期间修习的古文功底为他的诗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王阳明后来之所以能够写出那么多“达意”的文章，和这一时期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在《王文成公全书》中，王阳明使用古文写的文章一共有两篇：一篇是弘治九年二十五岁时写的《太白楼赋》，另一篇是弘治十五年三十一岁时写的《九华山赋》。

王阳明三十一岁返乡，悟出辞章之学之不足。收录于《王文成公全书》中的诗歌都是王阳明三十一岁之后作的，之前的诗歌一首也没有。王阳明早年可能和李梦阳、何景明等人一起合写过诗，但是没有一首留存下来。这可能是因为钱绪山等弟子在编写《王文成公全书》时，将恩师王阳明沉溺于辞章时的诗歌刻意删除了。

浜隆一郎评价王阳明的诗文说：

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道德、学问和事功，三者兼备才能成为伟人。综观中国历史上的所有人物，能够做到三者兼备的只有三人：三国的诸葛亮、明朝的王阳明、清朝的曾国藩。三人品格高尚，学问精深，并且都有征战沙场之功。如果单从做学问来看，由于诸葛亮修习申、韩刑名之学，不能算作正学，故王阳明的学问是三人之首。王阳明是继孔孟之后，与朱熹齐名的旷世大儒。

若比较三人的诗文，诸葛亮和曾国藩都不及王阳明。诸葛亮存世的文章中，脍炙人口的仅有《出师表》和《梁甫吟》（是否为其所作，后世有异议），曾国藩留世的则仅有一部《曾文正公全集》。

王阳明的文章以苏洵为范，但在博大昌达方面又远超苏洵，文章实乃明朝之首。日本学者河内屋藤四郎编集的《王阳明文粹》成为后世文章的典范。王阳明的诗歌秀逸高雅，普通诗人难以企及。仅从他十一岁时作的两首绝句，便可知他天资聪颖，恃有诗才。后来王阳明沉溺于辞章，也是必然的。

王阳明既反对文章复古，也排斥外表华丽、败絮其中的八股文。他主张文章要写实，要注重内涵。随着他思想的成熟，他所写的文章的内涵也越来越精妙。其实这一状态是很难企及的，王阳明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肯定下了不少功夫。嘉靖五年（1526），王阳明五十五岁。是年，他给高徒邹东廓写了一封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六），其中写道：

书院记文，整严精确，迥尔不群，皆是直写胸中实见，一洗近儒影响雕饰之习，不徒作矣……后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虚文相诳，略不知有诚心实意。流积成风，虽有忠信之质，亦且迷溺其间，不自知觉……今欲救之，惟有返朴还淳是对症之剂。故吾侪今日用工，务在鞭辟近里，删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里，删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须讲明致良知之学。

在王阳明心中，“鞭辟近里”“删削繁文”才是真文章。王阳明恪守儒家传统，推崇文以载道，此处的“道”指的是“心中的天理”。王阳明的文章的一大特色就是“直写胸中实见”，重在表现这种“心中的天理”。在这一点上，他和陈献章有些相似。总而言之，王阳明的文章已经超越了复古派的框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风。

明朝末年，王阳明的思想风靡一时，其文章也受到高度评价。归有光虽然是朱子学者，但他对于王阳明的文章给予了很高评价，他将王阳明、方孝孺、宋景濂和王祎并列为四大文豪，而且将王阳明列为首位。茅坤评价王阳明说：

八大家以下，予于本朝独爱王文成公。论学诸书及记学、记尊经阁等文，程、朱所欲为而不能者。江西辞爵及抚田州等疏，唐陆宣公、宋李忠定公所不逮也。即如浰头及桶冈军功等疏，条次兵情如指诸掌。况其设伏出奇、先后本末，多合兵法。嗟乎！公固百代殊绝人物，区区文章之工与否，所不暇论。予特附揭于此，以见我本朝一代之文豪，而后世之品文者，当自有定议云。

但是，清代以后，阳明学受到激烈批判，对阳明文章的评价也变得非常低（佐藤一郎《明清时代对王阳明诗文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