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了解朱熹的“格物”思想，必须明确朱熹在理性和实践性方面对“格物”以及《大学》中“八条目”的认识。此外，还需要了解他的“心性论”和世界观。朱熹的世界观是他所有认识和思想的前提。

根据朱熹的思想，“格物”就是要理性地、一个一个地去探究心外事物之理。世间万物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是由气的运转流动形成的。世间万物必须如此，这就是“规范”，而为何必须如此，这就是“原理”。朱熹将前者称为“所当然之则”，将后者称为“所以然之故”，二者构成了朱熹思想中的“理”。

例如，子女必须对父母尽孝，这是每个子女必须遵守的“规范”，而为什么必须去尽孝，这就是“原理”。“规范”和“原理”合在一起就是朱熹之“理”。

在朱熹的思想中，“理”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是形而上的东西，而气则是形而下的东西，二者是“一即二，二即一”的关系，即二者虽然是两种状态，却不可分离，虽然不可分离，但又各自独立。

朱熹认为人心是千变万化的，所以需要“持敬”，“持敬”是穷理之本。格天下物，穷极其理，是谓“格物穷理”。居敬持志，修养本心，是谓“居敬养存”。二者是一个整体，不可分离。朱熹还主张“性即理”，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宇宙万理就蕴藏于“人心”。气的灵活运转形成“人心”，若不持敬，则不能明理。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觉得既然宇宙万理就蕴藏在“人心”，那么直接“格心穷理”就得了，这样既简单又好操作，何必不厌其烦地去“格物穷理”呢？这不是和王阳明主张的“格心穷理”一样了吗？其实不然，朱熹提及的“人心”并不是从本性出发的心，其中掺杂了一些不纯的东西，因此需要“持敬”，去除这些渣滓。

在朱熹看来，“格心穷理”最终会变成“格心求心”。这样一来，内心就会变得躁动不堪，也难以求得理之要点。因此，对自己的内心要“居敬养存”，对心外之物要理性地“格物穷理”，只有二者同时进行，才能将“心外之理”化为“心内之理”，才能实现“心外之理”和“心内之理”的一致。

“理”表现于“心”，如果能直接把握住自己的“本心”，那么“穷理”也会变得简单。“本心”是“性”纯净的表现，对“本心”进行直接体认，是穷理的根本。

在这一点上，陆九渊和朱熹的主张不同。陆九渊主张“心即理”，认为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有理，所以“心即理”。朱熹则认为人的心中有一些不纯的东西，如果“心即理”，那么求得的理中也会掺有杂质，所以他主张“性即理”，排斥“心即理”。他主张欲穷理，必先格尽心外之物，同时还要对内心“居敬存养”。

总而言之，朱熹和陆九渊都认为“性”与“心”是一体，但朱熹追求的是严正的“性”，其学说也以“性”为根本，所以其学说被认为是“性宗之学”，而陆九渊追求的是生命的跃动，其学说以“心”为根本，所以他的学说被认为是“心宗之学”。

二人对“心”的不同看法导致两人的学说不同，朱熹看到的是“心之不纯”，而陆九渊看到的则是“心之纯净”。这种不同导致朱熹在“格物穷理”时要求“居敬”，需要对内心进行反省，而陆九渊则相信“心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