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王阳明认为，孔子之所以删减《六经》，是为了避免当时纷繁浮逸的文辞扰乱天下人心，使天下人从此抛弃华丽的文饰注重文章的实质，而不是用虚逸的文辞来教化天下。《春秋》以后，各种华而不实的文辞日益兴盛，天下大乱……天下纷乱的原因，正在于盛行浮华的文风，求实之风却日渐衰败。人们标新立异，各抒己见，为了取得功名不惜哗众取宠，扰乱天下人的思绪，混淆大家的视听，使得天下人争着崇尚虚文浮词，在社会上争名夺利，忘记敦厚实在、返璞归真的品性。这些都是那些阐述经典的人所开启的。

这是王阳明借孔子之口表达自己的观点，劝诫人们要抛弃虚浮的文辞、追求经典的实质，即不要执着于文字。因为不执着于文字、停止语言化的过程，才能感知真理。

一个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这位记者的用意十分清楚，他是从文字的表面意思上去理解“马”这个字，把中国人比作牛马，意在嘲讽中国人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真的要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正确的答案反而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周总理才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这恐怕也让这位记者始料不及。

同一个字或词，常常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含义，哪怕是再简单的文字，在不同的场合下都能够做出不同的解释；即使是同一段话，不同的人看了或听了也会有不同的感悟。鲁迅先生评《红楼梦》时这样写道：“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文字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如果我们执着于文字，思想就变得局限和僵化，就很难认识到生活的真谛。

文字对交流来说是必要的，但是文字从来不是事物本身，事实也不是文字。当我们想要向他人表达一定的意思或某个事件时，我们不得不借助某种文字或类似于图画、符号等文字形式。而当我们使用文字时，文字代替了事实，成了首要的，我们所关注的是文字而不是事实本身。文字、语言塑造了我们的反应，它成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内心被文字塑造并控制。“民族”“国家”“上帝”“神”“社会”等词携带着它们所有的联想包围了我们，于是我们的心灵变成了文字的奴隶。

文字妨碍了我们对事物或人的真实觉察，妨碍了我们对事物进行自由的观察。因为文字带着很多联想和经验的形象，这些联想实际上就是记忆，它们不仅扭曲了视觉上的观察，也扭曲了心理上的认识。例如“总经理”和“员工”这两个词，它们描述的都是职务，但是“总经理”这个词带有强烈的权力、地位和重要性的含义，而“员工”这个词则会让人产生不重要、地位卑微和没有权力的联想；“总经理”是正襟危坐在某个位置上的形象，而“员工”则是加班加点在某个岗位上的形象。因此，文字阻碍我们将二者都作为人来看待。形象就是文字，它们紧随着我们的快感和欲望。因此，我们整个的生活方式都在被文字和与之相关的联想塑造着。

但文字毕竟是一种符号，用来指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用来表达或唤起什么。我们看到文字通过对我们的思维产生影响，使得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局限和界限。只有将头脑从文字和语言的意义中解脱出来，抛弃虚浮的文辞、追求经典的实质，不带联想地观察世界，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也才能真正致良知——学习到心灵成长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