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通鉴》云：“黄巢攻兴平，兴平诸军退屯奉天。”不提克俭。按《新·传》有“齐克俭营兴平，为贼所围，决河灌之，不克”，当系同一事件；但兴平在渭水流域，用“河”字颇易令人误会。胡注只言“时凤翔、邠宁军驻兴平”，亦未将《新·传》详细比勘。

25.《旧·纪》及《通鉴》系于七月，《新·传》在六月。高骈《贺表》云：“得进奏院状报，北路军前定难军节度使拓拔思恭、保大军节度使东方逵等奏，宜君县南杀戮逆贼黄巢徒伴二万余人，生擒三千人并贼将者；又凤翔节度使李昌言奏，探知京中贼徒溃散，六月十三日，皇帝御宣政殿……”（《笔耕集》一，又卷六《贺状》略同）则宜君之役，似在五六月间。但《旧·纪》云：“雨雪盈尺，甚寒，贼兵冻死者十二三。”（《新·传》《通鉴》同）六七月时都似不应有此大雪（是年闰七月）。

26.《新·传》云：“七月，贼攻凤翔，败节度李昌言于涝水，又遣彊武攻武功槐里，泾邠兵却，独凤翔兵固壁。”按涝水出鄠县，东北入咸阳，凤翔则在武功之更西，疑所攻者只凤翔军，非凤翔辖境，今节取之。

27.《旧·纪》系温降于八月庚子朔，兹从《新·纪》及《通鉴》。杀监军严实见《旧·纪》及《通鉴》，《新·传》则称“即斩贼大将马恭”，大约所杀者不止一人。

28.《新五代史》一及《通鉴》作瞳，《旧·纪》作曈。

29.《新·纪》《通鉴》作右金吾，《新五代史》作左。《旧·纪》云：“拜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通鉴》云：“以温为同华节度使。”按华州是时不在唐军手中，事同于惠而不费，未必如此恶作剧。《通鉴》既记同华节度，又于十月下再著授官，与《新·纪》同，尤不可信，因同、华二州，唐代向来分治也。《史话》引《通鉴》此一段，竟误题作“《唐书·黄巢传》”。（二三七—二三八页）

30.《旧·纪》作黄邺。《新·传》在此处作黄思邺，《通鉴》承用之，故两书皆前后矛盾。

31.邺并未死，《考异》已辨《补实录》之误。《旧·纪》十一月下，“贼将李详下牙队斩华州守将归明，王铎用其部将王遇为刺史”，“部将”指详之部下，《新·传》云：“巢以王遇为刺史，遇降河中。”似是误会。

32.《新五代史》四：“克用少骁勇，军中号曰李鸦儿。……巢党惊曰，鸦儿军至矣。”《通鉴》则谓“克用军皆衣黑，故谓之鸦军”，解释不同，似前说较可信。吕振羽称唐求助于突厥、吐蕃，（同前引书二○○页）按就族类而言，沙陀可属于“突厥族”，但非隋、唐时之“突厥”，若吐蕃则时方衰弱，唐并无求助之举。

33.《旧·纪》与《新五代史》同。《通鉴》于十一月下既称万七千，十二月下又作四万，盖杂采两项史料而未能剪裁者（《新书》二一八《沙陀传》作步骑三万五千）。

34.月日据《通鉴》，惟《旧·纪》《旧·传》《新·传》及《新五代史》均附正月下。胡注：“乾坑在沙苑西南。”按《元和志》二，沙苑在同州南十二里，乾坑在州西三十里，则乾坑似在沙苑西北。《旧·纪》云：“己巳，沙陀军进屯沙苑之乾坑。”系误合两地为一地。

35.此役，《旧·传》《新·传》及《通鉴》皆记在二月，《旧·纪》及《新五代史》记在三月。十万之数，据《旧·传》《新·传》，《通鉴》作十五万，良天名据《旧·纪》，惟《旧·传》《新·传》、旧新《王重荣传》《新·沙陀传》《新五代史》及《通鉴》均作梁田。《旧·纪》云：“三月丁卯朔，壬申，沙陀军与贼将赵章、尚让战于成店，贼军大败，追奔至良天坡，横尸三十里。”成店、良天二地都未确知所在，丁谦《沙陀传考证》云：“梁田坡在同州西南，《通鉴》载，克用败贼于沙苑，即系此战。”按同州西南一句，只意想得之，依《通鉴》，沙苑、梁田坡二役亦先后不同，丁氏误。又《旧·重荣传》于朱温既降之后，重荣、复光谋召克用之前，叙称：“黄巢自率精兵数万至梁田坡，时重荣军华阴南，杨复光在渭北，掎角破贼，出其不意，大败贼军，获其将赵璋，巢中流矢而退。”《新》一八七《重荣传》同；按未召克用之前，赵璋如已被执，此时不应复在巢军，是知旧、新《重荣传》都误以中和三年之事，倒叙在先。

36.《秦妇吟》云“又道官军收赤水，赤水去城一百里”，记在三月之前；按《长安志》一一，“竹谷在（万年）县南六十里，《方舆记》曰，竹水，俗谓之赤水”，毕沅“案《水经注》云，竹水南出竹山，……俗谓之大赤水，北流注于渭，即此水也”，依此求之，收赤水当是围华前后之事。

37.《旧·纪》以良天坡之败系于壬申，《新·纪》未提良天坡，只云，“壬申，李克用及黄巢战于零口，败之”；据《长安志》一五，零口镇在临潼县东四十五里，约当长安、华州间之半途。《新·传》及《通鉴》都分良天坡、零口为两役，可信非同一地点，但未知日期孰是耳。

38.《旧·传》云“黄揆弃华州，官军收城”，附二月下，《新·传》略同。《旧·纪》则云：“二月，沙陀攻华州，刺史黄邺出奔，至石堤谷，追擒之。”《新五代史》亦云：“二月，败巢将黄邺于石堤谷。”“邺”应“揆”之误。但无论为揆为邺，此时都未被擒，《旧·纪》不可信。月日今据《通鉴》书之。

39.此据《旧·纪》及《通鉴》；《旧·传》称“四月八日，克用……遇贼于渭南，决战三捷”，八日即甲辰。《新·纪》亦称，“甲辰，又败之于渭桥”，据《长安志》一一，渭桥镇在万年县东四十里，即东渭桥李晟屯兵处。《史话》云：“黄巢集中十五万大兵，扼守渭桥，双方展开了激战之后，农民军一面击退了唐军的进攻，……”（二四一页）按《新·传》云“巢夜奔，众犹十五万”，是言巢离长安时犹有此数，非空城而出以扼守渭桥。至渭桥（或渭南）一役，无论《旧·纪》《旧·传》《新·纪》《新·传》《新五代史》及《通鉴》，均说巢军失败，《史话》翻易言为“击退唐军”，直是歪曲史实，使人得不到革命军何以失败的教训。

40.《考异》据杨复光露布（见《旧·纪》《旧·传》），断巢离长安为四月八日。按《后唐太祖编年录》《唐年补录》均称巢九日乙巳出走，《梁太祖编年录》称乙巳出走，翌日官军入京，《旧·传》称十日（丙午）夜出走，诘旦克用入京，《新·纪》取丙午复京师之说，《补实录》取乙巳收京师之说。此外，张（左青右彡）《耆旧传》称中和三年正月十日，句延庆《耆旧传》称四年正月十日收复长安，年月虽有错讹，而为十日则相同，《旧·纪》称，“己卯，黄巢收其残众，由蓝田关而遁，庚辰，收复京城”，四月内固无己卯、庚辰（以上均见《考异》），但假己、庚为癸、甲之讹，则《旧·纪》又与复光露布相合。所难决者，高骈《贺收复京阙表》云：“得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牒报，四月十日，当道与雁门节度使李克用及都监杨复光下诸都马军，齐入京城，与贼交战，约杀却贼步军一万余人，其马军贼便走出城，往东南路去。”（《笔耕》一，同书六《贺状》略同）固作十日，此为司马氏未见之别一重要史料，亦许分队退却，故记载有参差。七盘山在蓝田县南二十里（《长安志》一六），蓝田关在县东南九十里，（《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又长安东南至商州二百六十五里。（《元和志》一）

41.据《长安志》六，禁苑东面二门，南曰光泰门。《补实录》谓巢“收余众，自光泰门东走”（据《考异》引），盖误官军之入路为义师之出路。

42.高骈《致诸葛爽书》云：“访聆贼巢自逃商岭，久逼许田，蔡师相连，狂锋尚炽。”（《笔耕集》八）

43.《新·纪》系攻陈于八月，兹从《旧·纪》及《通鉴》。

44.《旧·纪》云：“贼攻（陈州）城急，徐州节度使时溥、许州周岌、汴州朱全忠皆出师护援之”，此于辞义尚无妨碍。《通鉴》乃稍改其文，于秦宗权围许之下，始称，“赵犨遣人间道求救于邻道，于是周岌、时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则大犯语病；所因岌节度忠武，陈州是其本管，不得谓之“邻道”，而且忠武治许州，于时岌本身尚在被围，何从引救？以是见改编旧史之工作，稍一失检，便引生新的错误。

45.《考异》云：“《唐末见闻录》，晋王三月十三日发大军讨黄巢；……案四月已与巢战，三月十三日发晋阳，似太晚，……今从《旧·纪》。”按旧、新《传》均以为克用二月由蒲陕济河，惟《旧·纪》云：“三月壬戌朔，甲戌，克用移军自河中南渡，东下洛阳”，甲戌即十三日，今《通鉴》云，“二月，……自陕、河中度河而东”，所依者乃旧、新《传》之说，非《旧·纪》之说，《考异》竟以为从《旧·纪》，未免有点糊涂。若《唐末见闻录》之误，不过将度河之日，记为出发之日耳。

46.《通鉴》，“夏四月，癸巳（三日），诸军进拔太康，黄思邺屯西华，诸军复攻之，思邺走”，与《旧·纪》不合，盖采自《旧·传》，惟特著癸巳，未审所据，今依《旧·纪》。又宗权再次附唐，应在此时。

47.《旧·纪》，“黄巢亦退保郾城”，郾城在西华西南，余初颇疑其不实，后乃悟此乃指巢之外围部队，因官军从北而来，故初时须向西南退却也。

48.《通鉴》作“东北”，非是。又在此之前，《新·纪》云“五月辛酉（一日），朱全忠及黄巢战，败之”，未举地点。佐野称中和四年巢在汴州为其部下所杀，（《中国历史教程》二五一页）大误。

49.《通鉴》三月下云：“朱全忠击黄巢瓦子寨，拔之，巢将陕人李唐宾、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按《新五代史》二一《唐宾传》：“初为尚让偏将，与太祖战尉氏门，为太祖所败，唐宾乃降梁”，则唐宾降温在尉氏，瓦子寨未知是否尉氏辖境。又同书二三《虔裕传》：“琅琊临沂人也，……少从诸葛爽起兵青、棣间，……中和三年，孙儒陷河阳，虔裕随爽奔于梁，是时太祖新就镇，黄巢、秦宗权等兵方盛，……”按孙儒陷河阳在光启二年十二月，《新五代史》固有错误，但依彼所言，虔裕未尝直隶黄巢，且籍贯亦异，不审司马何据。

50.《通鉴》云：“丙寅（六日），克用……发许州。”依两军交战地理观之，其说可信。《旧·传》以为“贼分寇汴州，李克用自郑州引军袭击，大败之，获贼将李用、杨景”，《新·传》又以为“巢取尉氏，攻中牟，兵度水半，克用击之，贼多溺死，巢引残众走封丘，克用追败之，还营郑州，巢涉汴北引，夜复大雨，贼惊溃，克用闻之，急击巢河濒，巢度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斩贼骁将李周、杨景彪等，巢夜走胙城，入冤句”，都说来曲折，《新·传》尤属难通。彼所谓“度水”“涉汴”及“度河”，实际上均是渡汴（唐时黄河经濬、滑东北出，不过汴州，封丘、胙城旨在黄河之南）。从南方来只需一渡，无缘三渡，克用对巢取紧迫战略，有后来行事可证，何故西赴郑州（在汴州西一百四十里）？此盖宋祁杂采《旧·纪》《旧·传》及其他史料，无法剪裁联贯，故有此不合事理之复述。李用、杨景即李周、杨景彪之讹夺，但《旧·纪》称：“李周、杨景彪以残众走封丘”，又与《旧·传》异。

51.各名据《新·传》； 《旧·纪》无归厚，《通鉴》无杨能，《旧·传》有“杨霍”，当即“杨能、霍存”之残文。

52.此据《旧·纪》。《旧·传》则作“追击至济阴而还”；按济阴为曹州治，西南至汴州二百四十五里，冤句在济阴西四十七里（《元和志》一一）。《新·传》言巢奔兖州，乃过曹州以后之事（兖在曹州东三百七十里）。《新·纪》称，辛未（十一日）“李克用及巢战于冤句，败之”，只系想当然之记叙；如克用果追及巢于冤句，即不至遽行西旋矣。

53.《笔耕》一及《新·传》皆作景瑜，《旧·纪》讹景思；惟《旧·传》谓溥“遣将张友与尚让之众掩捕之”。

54.《通鉴》云：“甲辰，武宁将李师悦与尚让追黄巢至瑕丘，败之。”（瑕丘，兖州治）除月日外，事实本自《旧·纪》。按高骈《贺杀黄巢表》称，得时溥状报：“黄巢、尚让分队并在东北界，于六月十五日，行营都将李师悦、陈景瑜等于莱芜县北，大灭群凶，至十七日，遂被贼将伪仆射林言枭斩黄巢首级，并将徒伴降部下都将李惟政、田球等讫，其黄巢函首已送行在者”（《笔耕集》一）；莱芜更在瑕丘东北二百六十里，今从《笔耕》。

55.《旧·纪》作七月癸酉（十五日），盖误六月为七月；《新·纪》作七月壬午（廿四日），依《旧·纪》乃报到成都之日，今据前条引《笔耕》。《通鉴》胡注云，狼虎谷在泰山东南莱芜界。

56.《新·传》云，“及兄存，弟邺、揆、钦、秉、万通、思厚”，《旧·传》七人中只著邺、揆两名。

57.毕沅《关中金石记》八《元顺帝至正甲午修忠惠王庙碑跋》云：“忠惠王者唐刺史崔尧封也；或曰，尧封名伟，中和三年黄巢乱，有太白山人献计于伟曰，一发牛山，巢灭，掘之，得黄要兽，置剑其上，斩之，巢败，伟由是得道，至宋封为忠惠王。”此齐东野人之言也。

《平巢事迹考》一书（石印奇晋斋本）旧题宋人撰，显系综合《旧·书》《新·书》尤其是《通鉴》而以己意裁成者，别无重要殊异，其中不合之处，已分见各注，今只顺次摘要指出，无烦再加讨论矣。例如乾符元年仙芝起于长垣，三年七月宋威击仙芝于沂州，大破之，四年十月仙芝陷安州，五年（二月后，七月前）巢陷虔、吉、饶、信等州，十月遂陷福州（《新·纪》《通鉴》皆作十二月，殆误脱“二”字），六年正月节度使高骈遣将分道击黄巢，大破之，李系将兵五万屯澶州（澶是潭讹），其余错字不复一一校。

此书之钞撮旧史，可举二三事为证：

（一）“高骈奏请遣兵马使张璘将兵五千于彬州守险……扈管兵五千壁端州”，此是合钞《新·高骈传》及《通鉴》，彬应作郴，扈应作邕。

（二）“忠武监军杨复光率陈蔡兵万人屯武功，王重荣与连和，击贼将李详于华州，执以殉（徇），贼使尚让来攻，而朱温将劲兵居前，败重荣兵于西关门，于是出兵陈蔡，掠河中漕米数千艘”；此一段钞自《新》一八七《重荣传》，而《新·传》执李详之一节又本自《旧》一八二《重荣传》（《旧·传》作李祥），但李详后来实为黄巢所杀，此时未被执徇，旧、新《重荣传》当误。复次，《新·重荣传》本云“出兵夏阳”，此乃作“出兵陈蔡”，则差以千里。（《新·巢传》之“使朱温攻四关”，以《新·重荣传》证之，知系“攻西关”之讹）

（三）中和二年十月后称，“贼帅韩秀昇、屈行从断峡江路”，此句系钞自《通鉴》，但韩、屈为长江民军，与黄巢无涉。

又如陷虔、吉、饶、信，此书放在乾符五年二月后、七月前，不过沿《旧·纪》《通鉴》记之（原作三月），并非谓即二月之事，桑原乃引作“二月”（《唐宋贸易港研究》附表），可谓呆读史书。

总言之，此书不过钞撮旧文，对于黄巢事迹之研究，直无丝毫补助，自可束之高阁，是为定评。韩考屡引此书作强证，则未进行比较以确定其信值也。

58.此据《新·传》。韩考引《九国志》一一《邓进忠传》，浩为巢弟，并未被杀，与《新·传》异，（一三三页）则《新·传》所记，未必信史。

59.林言被杀，已见前文；尚让后事，不可确知，考《新五代史》二一《敬翔传》云：“太祖破徐州，得时溥宠姬刘氏，爱幸之，刘氏，故尚让妻也。”溥而纳让之妻以为姬，则让想亦早遭毒手矣。

60.二三三页，所谓胜利时机，系指中和元年四月巢复入京一事。

61.二四○页，按《新·传》云：“出蓝田，入商山，委辎重珍资于道，诸军争取之，不复追。”亦略见退走时狼狈情形。

62.《史话》云“从五月围攻到十二月”，（二四二页）殊犯语病；据史料，实由六月围攻到翌年四月底，非遇沙陀军至，则巢尚未解围也。

63.同上，按蔡州名奉国军节度，此时无“淮蔡节度”之名，《史话》误。

64.黄巢起义对社会生产力如何影响，自是一般读史者渴望得到解决的问题，但解决的关键，非将革命前期（唐）与后期（五代及宋）的经济发展，得出真确状况的比勘，不容易轻下断论，只凭片断的记载是不能推论到全面的。我在此一方面的研究，连浅入也说不上，当然无从提出积极的意见，然而对近人某些说法，也多少存着疑问；比如孙祚民说：“这次起义成为从中世纪庄园地主经济过渡到近古新兴地主经济的重要契机。附着于土地上的、带有隶属性的农奴从世族地主庄园中解放出来，……”（《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一九页）然而唐代耕庄田的是否大部为农奴，似乎还没有什么确证，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却认为宋代的庄园继续发达（并参一九五六年《历史教学》四期李景林《对北宋土地占有情况的初步探索》）。其次，论到巢的流动作战，孙氏不同意“在绝对优势敌人压力下，为适应具体情况而采用机动战术”的说法，它的内在原因，“就是农民起义军群众中间游民阶层的相当大数量的存在”。（同上四一页）可是我的看法，凡起义军都包含相当大量游民阶层的，如果不错，则孙氏所驳“并没有回避流动，而是据地坚持反抗”的现象，就难以说得通了。总之，流动或不流动，环境情势与领导人物应该起着极大的作用，其中非常复杂，如果想作一个呆板的公式来套上，反而会脱离实际。比方巢初到江南，曾受过如何抵抗，史料不明，浙东形势亦复如是，南入福州，许有不得已之苦衷，广州物资丰富，那时当远胜闽地，到桂之后，部下都劝其北归，是亦有不以流动为然者，焉能一概而论也。凡此问题，仍有待吾人之深入探讨，遽作断结，尚非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