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居京二年又四月，举措多不可知，概言之，谓从此走入下陂之途，谅无大误。昔人言，日中则昃，盛极则衰，二者实不可以相况也；日月运行为自然之规律性，不可以外力改造，盛衰为社会变化性，合群众力量，可使之适应而转移。物必有腐，能推陈出新，则不至于全腐，巢之失败，自是人事不济，无可讳言。

于时，前庞勋部诸葛爽领代北兵马驻栎阳，来降，巢授为河阳节度1，又河中留后王重荣初受命而旋叛，巢遣朱温自同州、弟黄邺自华州合击之，大败，失粮仗四十余船2。

中和元年（八八一），巢以朱温为东南面行营都虞候，攻邓州。三月三日（辛亥），克之，遂命镇守，以扼荆、襄。巢先遣将王晖召凤翔节度郑畋，畋斩晖，乃使林言、尚让、王璠率众五万攻凤翔，欺畋文人，不设备，陷于伏，畋军追击至岐山之龙尾陂，损失万计3。时畿内诸镇禁军尚数万，众无所归，畋乘胜收集残余，与泾原节度程宗楚、秦州节度仇公遇等结盟，（据《旧·畋传》檄文）移檄反抗。邠宁将王玫据邠州应义师，巢即以为节度4，旋被别将朱玫所杀，复附于唐。于是反动军队云集畿辅，北面则唐弘夫以泾原之师屯渭北，易定（即义武）王处存屯渭桥，东面有河中王重荣屯沙苑（同州），西面有鄜延节度李孝章、夏州节度拓拔思恭屯武功5，邠宁朱玫屯兴平，郑畋屯盩厔，义军已处于三面包围之危险形势，诸葛爽亦以河阳叛6。

四月，宗楚、弘夫等在兴平、咸阳（在兴平东）再胜7，直逼京师。五日（壬午），巢潜军东出，伏灞上8，宗楚、弘夫、处存等军入京9，士无部伍，分占第宅，竞掠货财、妓妾，巢诇知其无备，十日（丁亥），分门复入，大败官军，杀宗楚、弘夫10，军势复振，处存率残部还营11。十三日（庚寅），又败思恭、孝章于三桥12，部众上巢尊号曰承天广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巢怒百姓迎官军，下令洗城，凡丁壮皆杀之。唯时，东南外围不知长安确息，同州刺史王溥、华州刺史乔谦、商州刺史宋岩皆弃城奔邓州，朱温斩溥、谦，释岩使还商州。

五月，忠武监军杨复光将忠武等兵八千人败朱温，复取邓州，追温至蓝桥（在蓝田关南），昭义节度高浔13又合重荣取华州，于是南路同感威胁。六月十五日（辛卯），王璠围兴平，朱玫退屯奉天14。七月，孝章、思恭进壁东渭桥，遣朱温拒之15。八月，巢将李详败高浔于石桥，复取华州16，即授详华州刺史，浔退至河中。九月一日（丙午），尚让、朱温败孝章等于东渭桥17，十一月一日（乙巳），孟楷又进袭之于富平，孝章、思恭各引还本道。

中和二年（八八二）二月一日（甲戌），朱温再取同州18，以温为刺史19。维时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耕耘荒废，义师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十千，屑树皮充食，或以金玉买人于官军，每口直数十万20，山砦避乱者多为诸军所执卖。《秦妇吟》云：“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东南断绝无粮道，沟壑渐平人渐少。”长安革命军之处势，至是几同于瓮中之鳖。

同时，唐朝为都统郑畋去岁被大将李昌言逼走，高骈不肯出兵，改用首相王铎为都都统21，从新部署其攻围队伍；铎自将山南、剑南军屯灵感祠，重荣、处存屯渭北，孝章（保大军）、思恭（定难军）屯渭桥，朱玫屯兴平，复光领忠武军屯武功22。巢号令所行，不出同、华，义军内部，开始崩溃，潼关守将成令瓖首率众四万人、马军七千骑擘队奔逃，南投高骈23。

五月，围奉天节度齐克俭于兴平24。六月，尚让攻河中，破重荣于河上，遂拔郃阳（今同名），进攻宜君砦25。七月，攻武功26。

义军内部裂痕，至朱温降唐而益著。时唐河中军粮艘三十，道出夏阳（今韩城），温劫取之，重荣率众三万来援，温惧，凿沈其舟。河中军悉众来围，温数请济师，知右军事孟楷抑不报，九月十七日（丙戌），温杀其监军严实27，帅大将胡真、谢瞳28举同州降重荣，唐授为金吾卫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29，赐名全忠，李详素与温善，巢遣人杀之，使其弟邺代为刺史30，十一月，详旧部王遇等逐邺，以华州降唐，唐授王遇为华州刺史31。

仙芝遇沙陀而惨败于江陵，巢遇沙陀而惨败于长安，前后如出一辙，江陵之败，注定仙芝的末路。“鸦军至矣32，当避其锋”，（语见《通鉴》）义师既患内馁，分当先谋自处之道；况同、华失守，左翼洞开，敌人有随时渡河的可能，如度无力阻止，则应姑避其锋，此稍谙兵略者之所知也，而巢竟如毫无感觉者。先是，中和元年三月，代北监军陈景思言于唐，请招沙陀李国昌、克用父予以拒巢，克用至河东，与节度郑从谠交恶，转掠诸州，事经年余，畿辅部队与义师相持，无敢力战，杨复光等再提前议，说王铎召克用，一面谕从谠示意。十一月，克用将沙陀万七千骑33，经岚、石路趣河中，十二月，自夏阳渡河。中和三年（八八三）正月，破巢弟黄揆军，二日（己巳）进屯沙苑。二月十五日（壬子）再进至乾坑34，林言、尚让、赵璋等率众十万，与克用战于成店，大败，死者数万，被追至良天坡35，惟王璠、黄揆乘隙取华州。廿七日（甲子），克用围华，堑栅以环之36，三月六日（壬申），尚让引兵往援，败于零口37，廿七日（癸巳），克用拔华州，揆率众出走38。四月四日（庚子），沙陀、忠武、河中、义成、义武等军合趋长安，义师拒战于渭桥，大败而还39。先是，义师发兵三万扼蓝田道，阴作退走计，八日（甲辰），巢率部出蓝田七盘路，入商山东走40，克用自光泰门先入41，诸军大肆虏掠。

五月，前锋孟楷攻蔡州，节度秦宗权降42。楷移兵攻陈州，刺史赵犨逆战，生斩楷，巢怒，六月，悉众攻陈州，营于城北五里43，为持久之计，旁略唐、邓、许、汝、孟、洛、郑、汴、曹、濮、徐、兖等州。于是感化时溥、宣武朱温相继为陈助44，犨又求援于克用，唐廷亦诏克用出兵。（见《旧·纪》）时关东仍岁大饥，木皮革根皆尽，至俘人为食。十一月，宗权围许州。十二月，温败巢军于亳之鹿邑，遂取亳州（宣武辖）。中和四年（八八四）二月，克用出师援陈许45，为河阳诸葛爽所拒，三月十三日（甲戌），移军自蒲陕济河，东下洛阳、汝州，四月廿四日（甲寅），次汝州46。时尚让屯太康（陈州北），黄邺屯西华（陈州西），稍积刍粟（《旧·纪》），廿九日（己未），沙陀分兵攻太康、西华，卅日（庚申），让、邺皆走，退保郾城47，巢本人亦解围，退军故阳里（陈州城北），革命军围陈，至是已逾三百日矣。

五月三日（癸亥），巢引兵西北趣汴州48，七日（丁卯），次尉氏49，八日（戊辰），至中牟北王满渡，半济汴，沙陀奄至50，杀伤万余，义师大溃；尚让率部万人归时溥，别将杨能、李谠、霍存、葛从周、张归霸、张归厚等降朱温51。巢挟残众，逾汴而北，九日（己巳），又被克用追败于封丘，获巢之幼子，巢东走，只余千人。十日（庚午），克用仍紧追不舍，过胙城、匡城（均属滑州），一日夜行二百里，至冤句，以马乏而还52。巢众散入兖、郓界。二十日（庚辰），溥遣李师悦、陈景瑜等追巢53，六月，郓州节度朱瑄破之于合乡（地属滕县），十五日（甲辰），师悦等又败之于莱芜县北54。十七日（丙午），巢行至泰山狼虎谷55之襄王村，追者已逼，巢嘱林言斩之，言不忍，巢遂自刎，言斩巢兄弟邺、揆等七人首56，并巢妻子将诣时溥，遇太原、博野军，并杀言。巢自起义至亡，计先后十年57。

巢之姬妾，械至成都，僖宗宣问何故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僖宗即不复问，皆戮于市，人争与之酒，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此一段故事，司马光引自张（左青右彡）《锦里耆旧传》，其答辞当然经过文饰，然义烈之气，已活跃纸上。巢一门群从，胥以革命牺牲，更有此从容就义之女子，是值得大书特书者。巢之从子浩，巢死后率众七千，游击江、湖间，自号浪**军。天复初（九〇一）始为湘阴恶霸所刺杀云58。

巢自仙芝死后，独树一帜，领导革命，从滑、濮南下，而淮南，而两浙，而闽，而粤，再经桂、湘，入江陵，顺流而下，至于赣、皖，阅时仅两年，走过唐代十道的七道（河东、陇右、剑南除外），前清十八省的十三省（山西、甘肃、四川、云、贵除外），行一个万里以上象字形的大圈子，不徒明代以前任何革命首领未尝作过如此大冒险，即近而太平天国，专就此一点而论，亦未能与之媲美。当革命队伍进行时候，曾预备循浙海以达福州，曾穿越长七百里之山道，曾建造数千条转运大栰，技术是如何优长，精神是如何无畏。方其从汝州推进，仅及一月，便踏平两京，进展是如何迅速。初至潼关，“白旗满野，不见其际”，“举军大呼，声振河华”，军容是如何壮整。“自淮已北，整众而行，不剽货财”，入东都之日，“坊市晏然”，以被视为“草贼”之队伍，本极不容易博得如此称誉，而尚幸有少许公论，流露于历史行间，我相信巢所领导之革命队伍，仍有不少可歌可颂之事迹而弗克传今者。

关于革命军之政令，获得材料无多，只如在广州布告，“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到长安时，“军中禁妄杀人，悉输兵于官”，“尤憎官吏”，要其大旨，无非禁止贪污，维持纪律，镇压反革命，都是革命分子应做之事。

史籍上屡次说巢拟降唐，此许是处紧急关头暂谋缓兵之计，论史者分应原情略迹；《续宝运录》曾称巢“并所赐官告并却付（仇）公度”，（《考异》二四引）方是真情之表现。

总而言之，巢性坚定，有忍耐，富于冒险精神，不肯屈服妥协，终于为革命事业而光荣牺牲，惟具此优良品质，故能领导群众，达于十年。

然而巢终至失败，任何事业之失败，必自有其原因。现在所见记载，都属外间作品，未尝有局中人揭露其内幕，论列时少不免犯隔靴搔痒之病，今姑结合片段材料，试作表面批判，以供讨究。

第一失着在入长安后，不立作斩草除根之计，此点前文已经指出。朱温移唐祚之未尝十分棘手者，就在首清宦官、次摧朝士以剪其羽翼，温固非革命，然演出手段，却能抓紧重点。

第二失着在物质引诱，革命变质，结果使到队伍沾染城市之腐化，减低作战之士气，另一方面又招致及加深群众之反感。原夫纯洁队伍，是极为难办之事，何况于中古时代统领数十万大军，《新·传》所称“贼酋择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破坏纪律，总或不免。浸渍于享乐者日深，斯奋斗之雄心锐减，尚让以万人而倒戈，林言以献首而冀免，即最为密切之伙伴，亦已不知革命与反革命两无并存59，此皆入城腐化之恶果也。关中转粟为李唐二百多年之艰巨问题，夫岂毫无所知，今无论江淮非巢有，潼关以东未打通，甚而长安一隅，亦经常处于三面包围之劣势，纵使太仓少有储积，焉能久支。驯至关辅百姓，饿死沟壑、析骸而食，不特未解倒悬，抑且加深荼炭，招致群众之反感，势所必然，《史话》云：“但农民军没有抓紧这一个胜利的时机，展开军事的进攻，还是苟安在长安拖延岁月，集结几十万武装，来困守着一个京城，外面又没有粮饷的接济，即使敌人不进攻，旷日持久，也会自行崩溃的”60；其批判良自不误，然犹未也。黄河流域是唐代节镇布置最密之区，亦即反动军队最为集中之地，彼辈虽未必替李家出死力，却肯为自己争地盘，试看黄巢移向江淮，势如破竹，回到北陆，掣肘便多，其中消息，自可参透。关中有同釜底，当日环境条件，断非适应于义师指挥作战之地，既见情景不同，即应跳出重围，避实就虚，别谋立足，尤其成令瓌、朱温等内部崩溃，更须移师整肃，以固本根，今乃临到鸦儿军将至、伯有相惊之际，始狼狈以去，此无他，对繁华**恋恋不舍，沉醉于帝皇将相之错误观念有以使之也。《旧·传》称巢攻陈州时，为营象宫阙之制，正可表示其思想变质；《史话》翻谓其采取机动战略而后安全退出长安61，吾斯未之信。

第三失着在盲目打击，结果不仅不能分化敌人，且促使敌人之合以谋我。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乃万劫不磨之格言，长安退出，无论有无计划，形式上总是表现失败，为欲挽回颓丧之士气，必须夺取别一较为安全之据点以休养生息，再振军心，今据《旧·纪》言，孟楷攻陈，刺史赵犨临阵斩楷，巢惜其死，遂怒而悉众攻陈，是负气之行动也。陈处颍水中游，本四通八达之区，无险可扼，然使稍攻不下而弃去，斯亦可矣，乃环攻逾十个月62，非特不培养士气，又从而挫抑之，顿兵坚城，犯兵家大忌，且重蹈卧困长安之覆辙，何也？《史话》云：“……收降了淮蔡节度使秦宗权的一枝劲兵。这时如果能长征到江南富庶之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很可以重新储备革命力量的”63；我以为尚可补充者，高骈坐拥淮南，毛羽自惜，且与浙西周宝不协（参《笔耕集》一一），两浙复相恶（浙东刘汉宏，参《吴越备史》一），诚能利用其分化，何难观衅以待时；不此之图，而乃争胜于意气之间，此是何等蠢笨行动。复次，唐末方镇非遇利害切身，多求自固吾圉，苟明乎此种情势，则新败之后，自不应多树敌以自困；唯巢要苦攻陈州，军中所需，迫得旁掠他郡，《时溥传》云：“及黄巢攻陈州，秦宗权据蔡州，与贼连结，徐、蔡相近，溥出师讨之。”（《旧书》一八二）是即盲目攻击而树敌自困之一例也。

第四失着在无能灵活运用其战略。闲尝谓巢前半期之成功，由于流动作战，后半期之失败，由于不流动作战；然非谓必流动而后可以成功也，要看其适应与否。盖革命军初起之际，根据薄弱，自须采我之长，攻人之短，及夫声势浩大，差能立足，又须略谋变通。当其未入长安之前，所过之郡，不下数十，未闻拣选较形胜之雄镇，派重兵驻守，作为后方老本营。而革命期中，逗留稍久者长安余二年，陈州几一年，然此两地又非当日适于久据之区也。失败最足以消磨志气，唯无老本营，故东出蓝田，流离失所，一败涂地，未始无因。抑义师所畏者沙陀骑军，骑军利平原不利山泽，诚能先期向南或西南方避去，即使暂无发展，要可保全实力，如黄浩之游击湖湘多年。顾竟不能摆脱乡土观念，敌从北来而我偏向北冲，何面目见江东父老，智未免出项羽之下矣。

第五失着在不能组成立场较稳之基本干部。常言孤掌难鸣，革命偌大事业，非可以由个人或少数人包办，必须挑选及训练一班缓急可恃之人材，临到危难之时，方不至树倒猢狲散。巢奔走革命，将近十年，可能接触之人，实非少数，然部下初未闻有如何杰出，足以继承大业，大抵多贪图富贵，可胜而不可败（如同州刺史王溥等）。最先有秦彦、毕师铎、许勍、李罕之等降高骈，其次朱温降王重荣，而降朱温者又有李唐宾、葛从周多人，甚至久共患难之尚让，亦以汴水失败而倒戈，此后“巢愈猜忿，屡杀大将”，（《新·传》）悔无及矣。狼虎谷末日，只落得一门殉难，而穷途相逼者还是尚让部下，质言之，即未有注意到识拔及栽培干部之失也64。

注释：

1.爽之降巢《旧·纪》在中和元年八月，当误（见《殿本考证》），今从《新·纪》及《通鉴》。《史话》云：“当时方镇大使先后向新政府投降的，有忠武军留后周岌，河中军留后王重荣，感化军留后时溥，平卢军留后王敬武，河阳军节度使诸葛爽。”（二二九页）按爽之河阳节度，系巢所授，（《旧书》一八二）非以河阳来降，《新·纪》实创其误，《玉泉子》称，“黄巢入洛，（邓厂）避乱于河阳，节度使罗元杲请为副使，巢寇又来，与元杲窜焉”；所谓“巢寇又来”，即爽受巢命而来也。周岌其时已正授节度，非复“留后”（见《通鉴》），时溥至中和元年八月方为留后，王敬武又迟至二年九月（此据《新·纪》及《通鉴》，唯《旧·纪》系敬武留后于元年十月），时溥更无降附革命军之事迹，《史话》所叙，殊欠分明。

2.此据《通鉴》。《旧书》一八二《重荣传》：“既而贼将朱温舟师自同州至，黄邺之兵自华阴至，数万攻之，重荣戒励士众，大败之……朝廷遂授节钺检校司空，时中和元年夏也。”按《通鉴》，元年四月，以河中留后王重荣为节度，《旧·传》所记“元年夏”，系指授官时言之。

3.龙尾陂或作坡，二字通用。《旧·传》《新·纪》及《旧·郑畋传》系此役于二月，《旧·纪》《通鉴》在三月，盖其事亘二、三两月也。领兵者《旧·纪》《新·传》著林言、尚让，《旧·畋传》及《通鉴》无林言而有王璠（唯《通鉴》此处作王播），《旧·传》只称尚让。“斩馘万计”见《旧·畋传》，《通鉴》作“斩首二万余级”。又《旧·传》中和二年有“二月，泾原大将唐弘夫大败贼将林言于兴平，俘斩万计”一段，实元年事之误编，只看其后接叙王处存一段，应属于元年（参下页注9），弘夫亦死于元年，便可比较知之，惟地点在兴平小异，当是四月进逼京师前之另一战役，应与《新·纪》所云四月“程宗楚……唐弘夫及黄巢战于咸阳，败之”之一段相当。

4.《新·纪》二月下称“邠宁将王玫陷邠州”，似王玫为起义之唐将，巢因而授以节度；《通鉴》四月下谓“黄巢以其将王玫为邠宁节度使”，恐未确。

5.《旧·纪》，七月下作孝章；三月下讹孝恭，广明元年四月下作孝昌，《新·纪》作孝章； 《新·传》则孝章、孝昌并见（《新·党项传》亦作孝昌），《通鉴》作孝昌。又《旧·传》云：“鄜延拓拔思恭之师屯武功。”《殿本考证》谓“鄜延下当脱‘李孝昌夏州’五字”，是也。

6.《史话》云：“感化军节度使时溥、河阳军节度使诸葛爽都先后叛归了唐朝。”（二三二又二三六页）按溥未尝降巢，见前文注1，且溥八月才自为留后，三、四月时尚是牙将，尤征《史话》之无稽。

7.《新·传》云：“于是中和二年二月也。”《通鉴考异》辨之云：“《旧·纪》《旧·传》《新·传》皆云弘夫败在二年二月，《惊听录》《唐年补录》《新·纪》《实录》皆在此年四月，《新·纪》日尤详，今从之。”按《旧·纪》二年书弘夫胜，处存败，《旧·传》亦只言二年处存败，《考异》所辨，尚欠分明。关于兴平或咸阳之役，已引见前文注3。

8.《旧·纪》称“贼伪遁去”，《新·传》称“巢窃出至石井……巢伏野，使觇城中弛备”，是巢为有意空城以诱官军；《通鉴》最初只言“黄巢帅众东走”，未免掩盖当时真相。

9.宗楚、弘夫入京，只见《新·纪》《新·传》及《通鉴》，《新·传》《通鉴》兼及处存，《新·传》更增邠军（朱玫）。《旧·纪》《旧·传》误将处存事编入二年（前文注3），《旧·传》云：“二年，王处存合忠武之师，败贼将尚让，乘胜入京师，贼遁去。”按《通鉴》五月始称忠武周岌叛巢，以兵三千付杨复光，《旧·传》所称“忠武之师”，是否先时援京所留下，来历不明，故从阙疑。《通鉴》叙入城事有云：“宗楚等恐诸将分其功，不报凤翔、鄜夏，军士释兵入第舍，掠金帛。”《史话》引文漏“恐”字，又误读“分其功不报”为句，“凤翔、鄜夏”连下“军士”为一小句，遂生出“把王处存、拓拔思恭也打得溃不成军”之误解（二三三页）。按凤翔指畋，鄜指孝章，夏指思恭，思恭并未参预入京之役，故三日后（庚寅）得与巢军战于土桥也。

10.此据《新·纪》及《通鉴》；《新·传》只谓害弘夫，故后来王铎出总师干时，再见“程宗楚营京右”之记载。

11.处存原驻渭桥，还营者还渭桥也；沙苑是重荣屯地，此次并未参与入京，则渭桥、沙苑两地恐未收复。《史话》云：“收复了渭北、渭桥、兴平、沙苑几个军事据点。”（二三三页）殊有言过其实之处，参本页注12。

12.《新》二二一上《党项传》称：拓拔思恭“次王桥，为巢所败”，王桥殆三桥之讹。在京城西，见《通鉴》二三一兴元元年注。

13.周连宽认高浔是高劭之误，举出二疑、三证，因之，又以《旧五代史》二○之高劭为高劬之误，（同前引文四一—四三页）其错盖由于确定高浔即高劭而起。唐代许多将相，两《唐书》皆未立传，尤其唐末无实录可据，浔之无传，并不可疑。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一二之《报昭义成璘》，系迎取浔之家口，一五之《为故昭义仆射斋词二首》，又是祭浔之作，周疑“《笔耕集》毫不提及”，实缘彼先确立“高浔即高劭”之错误前提而引生。所提三证，今不必逐一条驳，只举两项反证，便知浔、劭各为一人，断乎其不能并合也。“中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为故昭义侄孙仆射及二孙子敬设斋于法云寺”，（《笔耕》一五）则浔是高骈侄孙，“臣堂侄男劭”，（同上五）则劭是骈之堂侄，二人世系相差一代，浔、劭不能强并者此其一。浔于咸通九年已为安南都护，乾符六年二月由陕虢观察转昭义节度，固周氏所承认之事实；劭官则《奏侄男劭华州失守请行军令状》云：“比在河中司录，得受李都指挥，领昭义之甲兵，收华州之城邑……已蒙特降殊恩，俯旌微效，服荣金紫，位忝星郎，始离蒲坂之具寮，遽假莲峰之通守。”（同上）比在二句言李都节度河中时，劭为蒲州司录参军，服荣四句言其以收复华州有功，得赐金紫及检校郎官之职衔，且由司录参军超升为华州别驾（通守是隋末所设，位次于太守），由是言之，巢入京时，浔是检校仆射（从二品）、昭义节度，劭不过司录参军（七品），洊升之后，仍止四品，职位之高下悬殊。且《旧·纪》称以王徽代浔，贬浔端州刺史，若由别驾改刺史，则不是贬而是升，不能强并者此其二。周氏无非强调同是收复华州，同属昭义部队，同为高骈亲人，然只见其小同而未见其大异。领昭义两句犹言劭系收华州案内有功人员，论劭之官，此时已隶于重荣（重荣继李都为河中节度），论其军团，则高浔所部，劭在高浔与重荣联合领导之下，参加取华，初不定与浔为一人。骈文叙事，容有辞不达意，周既未细加分析，又把劭看作是取华之唯一领导人，故铸此错。抑浔于本年被杀，依周之解释，即劭于本年被杀，由是，对光启尚生之高劭，不得不别觅一高劬以为之代。按《旧五代史》二○《劭传》云：“高劭字子将，淮南节度使骈之从子也……唐僖宗避敌在蜀，骈镇淮南……以故劭幸而早官，年十四，遥领华州刺史，光启中，以骈命遏晋公王铎于郑。”与《笔耕》之高劭，大致符合（只误别驾为刺史），而周偏谓其“毫不相类”。若高劬之官，则是“前鄂州都团练副使……始佐理于江阳，旋从知于寒壤”，（《笔耕集》四）与薛史所记弗符，而周偏断薛史之“劭”为“劬”讹，何也？窃尝合《奏华州失守状》及《劭传》观之，相信无论河中司录或华州别驾，都同于近世之挂名保举，未尝之官，《失守状》所云“旋见脱归”，只是门面转圜之语，周氏乃以比浔“奔河中”，则又误虚为实也。

14.《旧·纪》系于八月，《新·纪》《通鉴》同作六月，《新·纪》且著日，故从之。奉天今乾县。依此，知兴平据点，亦至是始被义军攻克。

15.参据《通鉴》及《新·传》。

16.《旧·纪》误“同州”。

17.月日据《新·纪》，《通鉴》本年下漏书九月，故读来一如八月之事。

18.日据《新·纪》。《通鉴》云：“同州刺史米诚奔河中。”唯《新·传》云：“朱温以兵三千掠丹、延南鄙，趋同州，刺史米逢出奔，温据州以守。”刺史名与《通鉴》异。

19.此据旧、新《传》及《通鉴》；《旧·纪》及《新五代史》一称为“同州防御使”。

20.此据旧、新二《传》，《旧·纪》及《通鉴》作数百万。

21.按铎为都都统，权知义成节度或记在中和元年（八八一），或记在二年，各说不同（参《通鉴考异》二四）。今本《考异》说：“又《旧·纪》《旧·传》《新·传》铎止为都都统，《新·纪》作都统。”按今《新·纪》实作“都都统”（《考异》前文引《新·纪》同），《旧·纪》《旧·传》及《新·传》止作“都统”，今本显传刻之讹，应正作“又《旧·纪》《旧·传》《新·传》铎止为都统，《新·纪》作都都统”，也须这样改然后文气乃通。《考异》又称：“《实录》，初除及罢时皆为都统，中间多云都都统，又西门思恭为都都监，按时诸将为都统者甚多，疑铎为都都统是也。”一九五四年五月广州越秀山发见《王涣志》，志称；“初僖皇之幸蜀也，时王公以相印总戎，镇临白马，仍于统制有都都之号。”千年疑窦，得此志可以解决矣，说详拙著《从（王涣墓志）解决晚唐史一两个问题》。

22.当日入援者如忠武、感化，都由别将统领，《史话》乃云：“当时王铎联合的兵力，计有忠武军周岌、威（感之误）化军时溥……”（二三六页）读者颇易误会为岌、溥身亲行阵，此则措辞失当也。

23.骈 《奏诱降状》云：“草贼黄巢下擘队贼将成令瓌徒伴四万人，马军七千骑。右件贼徒元受黄巢指使，占据潼关，寻自擘队奔逃，所在烧劫，就中蕲、黄管内，最甚伤残……以今月二十三日部领手下兵士，到楚州倒戈讫。”（《笔耕集》五）状下文有与时溥交恶之语，令瓌拔离潼关，当是本岁春间或以前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