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各家报纸都开始连篇累牍地登出了所谓“布瑞克斯顿奇案”的新闻。每家报纸都有一篇长篇报道，而且有的还专门就此写了社论。其中有些消息就连我都没听说过。至今在我的剪贴簿里还保存着不少关于这个案子的剪报。现在就摘录一些附在下面：

《每日电讯报》报道：在以往犯罪的记录中，还找不到比这个悲剧更为离奇的案子。被害人使用的是德国名字，看不出作案动机是什么，而且墙上还留下了这个狠毒的字样。一切都说明此案系一群亡命的政治犯和革命党所为。美国的社会党有很多流派，死者无疑是因为触犯了那些不成文的法律，所以逃避追杀来到这里，最后还是遭了毒手。这篇文章还简略地提起了过去的德国秘密法庭案、矿泉案、布兰威列侯爵夫人案、意大利烧炭党案、马尔萨斯原理案、达尔文理论案以及瑞特克利夫公路谋杀案等一系列案件，这篇文章在结尾还向政府提出了忠告，希望今后要对于境内的外国人予以更加严密的监视云云。

《旗帜报》的评论说：

类似于这样的无法无天的暴行，通常是发生在自由党的执政之下。这些暴行的产生，根本原因在于民心动乱以及政府权力的削弱。死者是一位美国绅士，已经在伦敦城逗留数周。生前居住在坎伯韦尔区陶尔魁里夏朋婕太太的公寓。他是在自己的私人秘书约瑟夫·斯坦节逊先生的陪同下来此地旅行的。两个人在本月4日星期二辞别女房东后，就去了尤斯顿车站，计划搭乘快车前往利物浦。当时有人在车站的月台上看见了他们，但是之后就下落不明了。后来据有关报道称，在距尤斯顿车站数英里的布瑞克斯顿路的一所空屋中，人们发现了德雷伯先生的遗体。他究竟是怎样到达这里，又是怎样被害，这些疑团尚未解开。斯坦节逊下落至今不明。值得庆幸的是，苏格兰场著名侦探雷斯垂德和葛莱森二人同时负责侦查此案，深信此案不久之后就会真相大白。

《每日新闻报》报道说：

这定然是一宗政治性犯罪。因为大陆各国政府的专制以及对自由主义的仇恨，使得许多人都被迫来到我们的国土上。如果对于这些人的行为持以宽容态度而不予追究的话，这些人极有可能成为良好公民。而在这些流亡人士的社会中，还存在着一种严格的“法规”，一经触犯，就会被处死。当务之急是寻找到他的秘书斯坦节逊，以便查清与死者相关的各种问题。死者生前在伦敦的住址已经获悉，这就使得案情的进展向前跨出一大步。该住址的发现，均系苏格兰场机智干练的葛莱森先生所为。

吃早饭的时候，福尔摩斯和我一起一一读过了这些报道，他好像觉得这些报道非常有趣。

“我早就说过了，不论是什么情况，功劳都会被归到雷斯垂德和葛莱森这两个人头上。”

“那也要看是怎样的结果啊。”

“哦，老兄，这和那些其实没什么关系。如果捉到了凶手，当然就可以说他们两个人精明强干；要是凶手逃跑了，他们就会说：虽然克服了重重困难，但是……说到头，好事都是他们的，坏事永远都是别人造成的。无论他们干出什么，总会有人给他们唱赞歌的。有句法国俗语是这么说的：‘笨蛋再笨，也总会有更笨的笨蛋为他喝彩。’”

正说着，就听到过道和楼梯上突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其中还夹杂着房东太太的抱怨声，我不禁喊起来：“怎么回事？”

“是贝克街侦查小分队。”福尔摩斯煞有介事地说。这时候，六个街头流浪的顽童已经冲了进来，我还没见过这么邋遢的孩子。

“立正！”福尔摩斯严肃地喊道。这六个小流氓闻声像六个不成形的小泥人一样一线排开站在那里。“以后再有这种事，叫维金斯一个人上来报告就行，其他的人都在街上等着。找到了吗，维金斯？”

那个叫维金斯的孩子答道：“没有，先生，我们还没找到。”

“估计你们也没找到，还要继续查找，找不到不许停下。这是你们的工资。”福尔摩斯给了每人一个先令，“好，都去吧，我等着你们下次报告给我好消息。”

福尔摩斯一挥手，这群孩子就像一窝小耗子一样下楼而去。之后，街上就传来了他们刺耳的喧闹声。

福尔摩斯说：“任何一个小家伙的本事要比一打官方侦探还要大。只要是官方的人露面，人们就保持沉默了。但是人们对这些小家伙却没什么顾虑，他们哪儿都能去，什么事都能打听。而且他们要比那些侦探机灵，就像针尖一样，无孔不入。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人将他们组织起来。”

我问道：“你雇他们就是为了调查布瑞克斯顿路的这个案子吗？”

“没错，我想弄明白一个问题，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啊！咱们马上就会听到些新闻了！你看，葛莱森在街上朝着咱们这儿来了。看他一脸的得意，我知道他是专程找咱们来的。你看，他停住了。正是他！”

门铃大声地响了起来，眨眼工夫，这位留着一头秀发的侦探先生就连跑带颠地跳上了楼，一直跑到了我们的客厅。

“亲爱的朋友，”他紧紧地握住了冷淡的福尔摩斯的手大声道，“祝贺我吧！这个案子的真相已经被我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

我察觉到，福尔摩斯那表情丰富的脸上，似乎掠过一丝焦急的阴影。

他问道：“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结案了？”

“没错！老兄，真是的，连凶手都捉到了！”

“那他叫什么名字？”

“阿瑟·夏朋婕，一个皇家海军中尉，”葛莱森满脸得意地搓着他的那双胖手，挺起胸脯傲慢地提高嗓门说。

听了这话之后，福尔摩斯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然后微笑起来。

“请坐，先抽支雪茄吧。”他说，“我们倒是很想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喝点儿加冰的威士忌吗？”

“那就喝点儿吧，”这位侦探回答道，“这两天还真是费了不少劲儿，累死我了。你能清楚，体力劳动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累脑子。其中的辛苦你能理解，福尔摩斯先生，因为咱们俩都是用脑子干活儿的。”

福尔摩斯一脸严肃地说：“你真是过誉了。我想知道，你是怎样取得这样一个令人羡慕的成绩的。”

这位侦探坐在扶手椅上，得意扬扬地一口接一口吸着雪茄，然后忽地拍了一下大腿，用满是愉悦的语气说道：

“太可笑了，雷斯垂德那个傻瓜，他还自作聪明呢，可是完全搞错了。他还在到处寻找那位叫做斯坦节逊的秘书呢。可是那个家伙其实就像个没出生过的孩子一样，根本和本案没什么关系。我敢断言，他现在没准儿已经捉到那个家伙了。”

讲到这里，他得意地哈哈大笑，直笑得气都喘不过来。

“那么，你的线索是怎样得到的呢？”

“啊，都告诉你们吧。当然，华生医生，这可是需要绝对保密的，只有咱们之间可以谈谈。首先要解决的困难就是要搞清楚这个美国人的来历。或许有些人会去登广告，然后坐等知情人前来报告，或者等死者生前的亲友来联系。但是我葛莱森可不会这么做。死者身旁的那顶帽子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那顶帽子是从坎伯韦尔路的约翰·安德乌父子帽店买来的。”

听了这话，葛莱森的脸上马上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他说：

“没想到你也注意到这点了。你去过那家帽店了吗？无论有多大的机会，你都不应该把它放过的。”

“对于一个伟大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像是引经据典一样地说。

“好吧，我找到了那个叫做安德乌的店主，我问他是否有人从他这里买过一顶那种号码和式样的帽子。他们翻了一下售货簿，很快就找到了，帽子做好后被送到陶尔魁里，交到一位住在夏朋婕公寓的叫做德雷伯的先生手中。于是我就找到了这个人的地址。”

“漂亮，干得真漂亮！”福尔摩斯低声夸奖。

“于是我又马上去拜访夏朋婕太太，”这位探长接着说，“我发觉她脸色苍白，神色非常不安。她的女儿也在屋中——是位漂亮姑娘。在和她谈话的时候，我发现她的眼睛红红的，而且嘴唇也在不停地颤抖。当然这些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于是我就对她们产生了怀疑。福尔摩斯先生，你是了解的，当你找到了正确的线索时，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我是已经舒畅得要发抖了。我就问她们：‘你们知道以前的房客克利夫兰城的德雷伯先生被人杀的消息了吗？’”

“那位太太点了一下头，她好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她的女儿却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了。看到这里，我就越觉得他们一定对案情有所隐瞒。

“我问：‘德雷伯先生是在什么时候离开你们这里去车站的？’”

“‘八点钟，’她不停地咽着唾沫，努力控制着情绪说，‘据他的秘书斯坦节逊先生讲，去利物浦的火车有两班，一班在九点十五分，另一班在十一点。他赶的是第一班的火车。’”

“那次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吗？”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女人的脸色变得非常吓人。等了很长时间，她才回答说：‘是最后一次。’但是她的声音已经变得沙哑，非常不自然。

“沉默了一会之后，那位姑娘说话了。她相对来说很镇静，话也说得很清楚。

“她说：‘说谎得不到什么好处，妈妈，咱们还是把一切都告诉这位先生吧。其实后来我们还见到过德雷伯先生。’”

“‘愿上帝宽恕你！’夏朋婕太太伸出双手，绝望地喊了一声，倚在了椅背上，‘你哥哥可被你害了！’”

“我想阿瑟也一定会赞成咱们说实话的。’这位姑娘坚决地回答。

“于是我就说：‘现在你们最好还是把一切都告诉我吧。如果再这样支支吾吾的，那就干脆别说了。而且，你们可不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了多少情况。’”

“‘全是因为你，爱莉丝！’她的妈妈大声说着，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我全说了吧，先生。你别以为我为自己的儿子着急是因为他和这宗命案有什么关系。其实他绝对是清白无辜的。但我还是有所顾虑，在不知内情的人看来，他是免不了被怀疑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他的气质、他的职业以及他过去的一切都能证明我的话。’”

“我说：‘你最好还是和我讲讲事实经过吧。相信我，要是你的儿子果然是无罪的，他就绝对不会被冤枉的。’”

“她说：‘爱莉丝，你最好先出去，我想和他两个人谈一下。’她的女儿于是就走了出去。接着她又说：‘唉，先生，我本不想和你说这些，但既然我的女儿已经说破，现在也无计可施了，我只好都说出来。既然我打算说，那就不会再有所保留了。’”

“我说：‘这才是聪明人。’”

“德雷伯先生差不多在我们这里住了三个星期。他和他的秘书斯坦节逊先生一直在欧洲大陆旅行。我在他们的那些箱子上都看到了哥本哈根的标签，所以知道他们最后到了那个地方。斯坦节逊是个有涵养的人，平时少言寡语；但是他的主人就糟糕透了，简直是天壤之别。那个人举止粗俗，行为龌龊。在他们搬来的那天晚上，德雷伯就喝得酩酊大醉，到了第二天中午十二点还没完全醒酒。他对女仆们的态度也非常轻佻，甚至是下流，没有人不厌恶他。这还不算，最糟糕的是，他对我女儿爱莉丝的态度竟然也是如此。他不止一次地对她胡言乱语。还好我女儿年轻，还不懂那么多事。有一次，他居然把我的女儿揽在了怀里，紧紧地搂着她。如此无法无天，连他的秘书都指责他太无耻，简直就是个禽兽。’”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要忍受呢？’我问，‘只要你愿意，我想你完全可以撵走房客。’”

“经我这么一问，夏朋婕太太不觉满脸通红，她说：‘如果在他来的当天我就拒绝的话，那该多好。但是他们的条件太诱人了，每人每天会付一镑作为房租，这样一个星期我就能得到十四镑；而且现在正是淡季，客人很少来。我又是个寡妇，儿子在海军服役，他的开销很大。我实在不想白白放过这笔大生意，于是我就一再地容忍。可是到了最后，他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因此我才坚持把他撵走了，这也正是他们搬走的原因。’

“‘之后呢？’

“‘之后我看着他上车走了，才放下心来。我的儿子正在休假。但是我可不敢把这些事都告诉他，因为他的脾气太大，而且还非常疼爱妹妹。那两个人搬走之后，我把大门关上，心里才算平静下来。上帝啊，还没到一个小时，就有人叫门，那个德雷伯居然又回来了。他看起来很兴奋，显然是又喝多了。他一头闯进来，那时候我和女儿正坐在房间里，他就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什么他误了火车。随后他竟然当着我的面和爱莉丝搭话，而且还建议她和他一起逃走。他对我女儿说：“你已经是个大人了，不会再受到任何法律的管束了。我很有钱，别再搭理这个老婆子了。马上就跟我走吧。保管你会像公主一样的幸福。”可怜的爱莉丝被吓坏了，一直躲着他。可他一把就把她的手腕抓住了，硬要往门外拉，我吓得大喊起来。恰好在这个时候，我的儿子阿瑟回来了。之后发生了什么，我就不清楚了。只听到又是叫又是骂，而且还发生了扭打，乱成了一团，我吓得不知所措，连头都不敢抬。后来抬头一看，只见阿瑟手里拎着一根木棍站在门口大笑。阿瑟说：“我想这个活宝以后不会再来找咱们的麻烦了。我出去跟着他看看，看他到底在干些什么。说完他就戴上帽子，向街头跑去。”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得知了德雷伯被谋杀的消息。’

“这些就是夏朋婕太太亲口告诉我的话。她说的时候断断续续，有时候声音还非常低，我简直都听不到。但是，我把她的话全都速记下来了，不会有什么差错的。”

福尔摩斯打了个呵欠，说道：“的确很有意思。后来又发生什么了？”

这位探长又说了下去：“夏朋婕太太不再说下去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全案的关键。于是，我就用一种对妇女非常有效的眼神紧紧盯着她，追问她儿子是什么时候回家的。

“‘我不清楚。’她回答说。

“‘不清楚？’

“‘实在是不清楚。他身上带着钥匙，自己能够开门进来。’

“‘那么是在你睡了之后他才回来的吗？’

“‘是的。’

“‘你几点睡的？’

“‘大概是十一点。’

“‘这么说，你儿子最少出去了两个小时。有没有可能出去了四五个小时？’

“‘或许吧。’

“‘在这期间里他都干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她回答道，这时候她的嘴唇都白了。

“我想说到这里，就不用再废话了。找到夏朋婕中尉的下落之后，我就带着两个警官，将其逮捕了。当我拍着他的肩膀，告诉他老老实实跟我们走的时候，他竟居然肆无忌惮地说：‘我想你们逮捕我，是以为那个坏蛋德雷伯的死和我有关吧。’我们还没问他这件事呢，他倒是自己先说出来了，这就更加令人怀疑了。”

“非常可疑。”福尔摩斯说。

“那时她母亲说的追击德雷伯时带着的那根大棒子还在他的手里，是根非常坚硬的橡木棒子。”

“那么你有什么高见呢？”

“依我看来，他一路追着德雷伯直到布瑞克斯顿路。然后他们又发生了争吵。在争吵之间，他狠狠地打了德雷伯一棒子，可能正打在心窝上，所以虽然让他送了命，但是却没留下什么伤痕。那天夜里雨很大，而且附近又没有人。于是夏朋婕中尉就把死者藏到了那所空屋里。至于蜡烛、血迹、戒指和墙上的字迹等等，不过是为了把警察引入歧途而耍的一些花招罢了。”

福尔摩斯用称赞的口气说：“干得好！葛莱森，你真是长进了不少，看来你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

这位探长骄傲地答道：“我个人认为，这件案子已经办得绝对完美了。但是那个家伙自己却坚持声称，他追了一段路之后，就被德雷伯发现，于是德雷伯连忙喊了一辆马车逃走了。他在往家里走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过去在船上的老同事，于是他就陪着那位老同事走了很长时间。但我问他这位老同事住在哪里的时候，他的回答却并不能令人满意。我看这个案子的前后情节都非常吻合。最可笑的是雷斯垂德，他在刚开始就走上了歪路。恐怕他是什么都找不到了。嘿！正说他呢，他来了。”

果然是雷斯垂德进来了。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往楼上走了，一会儿就来到了屋中。在平常的时候，无论从他的衣着还是举止上，都能感觉到他的那种神气十足和信心百倍的气派，但是现在那些派头连影都没有了。只见他神色慌张，满脸愁容，衣衫不整。他来到这里，显然是要向福尔摩斯求教一些事的，因为当他一看到自己的同事也在这里就显得忸怩不安、手足无措起来。他在房子的中间站着，两只手不住地摆弄着帽子。最后，他终于开了口：“这个案子真是太离奇了，简直是不可思议。”

葛莱森面带得意地问他：“啊，你也这样认为吗，雷斯垂德先生？我早就知道你最后会这么说的。那个秘书先生斯坦节逊，你已经找到了吗？”

雷斯垂德满怀心事地说：“今天早上六点左右，那位斯坦节逊秘书，在郝黎代旅馆被人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