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七年（1881年）十月十三，左宗棠正式离开了北京城，这一次他先请了两个月的假，回老家省亲。粗略算来，自他咸丰四年投奔骆秉章之后，已经离家快三十年了，这个时候的左宗棠戎马半生，已经是古稀之年了。

左宗棠这一次回老家，可以说是衣锦还乡，三十年前站在这里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山农，但是这一次回来，却已经是封侯拜相的风云人物了。当左宗棠的车队行过长沙街头时，除了纷纷赶来拜会迎接的地方官员之外，当地的百姓也都一齐夹道围观，当时的场面丝毫不亚于林则徐莅临长沙时的情形。

回到湖南老家，左宗棠扫坟祭祖，接待了很多亲友，还重新去了柳庄、白水洞。尤其是柳庄这块园子，是他白手起家，一点一点建起来的，与他一生中无数的荣誉相比，这个百来亩大的小农庄真的不算什么，但是那个时候淳朴自在的农耕生活给了左宗棠很多快乐。最初建下柳庄的时候，左宗棠带着两位夫人搬进来，两位夫人一个善解人意，陪他诵读诗书、查阅典籍，另一个帮他主持家务农事，孩子们也很乖巧听话，一家人其乐融融，尤其是妻子周诒端，不离不弃，给了他很大帮助。但是生活经不起岁月的风吹雨打，左宗棠这一次回家，拜祭的还有他的夫人周诒端。

1870年正是左宗棠西征之时，一天，左宗棠正在帐中议事，突然家中哀书传到，言说夫人西归，左宗棠顿时感觉眼前一阵晕眩，张着口说不出话来。周夫人贤良淑德，她在左宗棠穷困的时候给的帮助自不必说，即使后来左宗棠做了大官，权倾一方，周夫人也从来没向丈夫推荐过一人，居家度日也一直过得简单朴素，深得左宗棠敬重。这一次夫人去世，左宗棠抱着赶考时候她送给自己的“渔阳夕照枕”，不觉潸然泪下，说道：“珍禽双飞失其俪，绕树悲鸣凄以厉，从此只有这个枕头伴我了。”

不光是周夫人，左宗棠这些年还遭到了晚年丧子的打击：先是生下来就患上小儿麻痹、终身未许人的次女孝琪病故；然后是四女儿孝因为丈夫的去世也郁郁而终；再往后，便是他最为疼爱的长子孝威，当时左宗棠在西北主持军务，孝威心疼父亲，赶到军中探望，不料却染了病，死的时候只有24岁。一系列的打击，让垂垂老矣的左宗棠心身俱疲，回到老家，物是人非，别有一番伤感。

在家乡住了半个月后，两个月的假期将满，左宗棠便赴南京，就任两江总督。前面说过，两江地区，繁华富饶，历来为从政者所看重，当上两江这块国家赋税源泉地区的总督，身份自然和别处大不一样，就连这个总督府也是经由前朝陈友谅的儿子陈理住过的汉王府扩建改造出来的。上海《申报》记录了左宗棠当时巡视江南的情景：左宗棠坐着绿呢大轿子，前面竖着两块清道牌子，一面写着“清道飞虎”，另一面上写着“肃静回避”，后面紧紧跟着各种官牌：“钦差大臣”、“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两江总督”等等；轿子前面有一员大将骑马领队，后面八名头品顶戴、二名二品顶戴的武将骑马前导，再往后依次数名蓝顶、晶顶、花翎官员扶轿，轿子前面有恪靖亲兵二十四名，手执刀叉、洋枪开路，轿子后面紧跟着马、步、炮军护持，左宗棠端坐轿中，身着黄马褂，手持芭蕉扇，目光威严，精神矍铄。当下沿途百姓，无论黄童白叟都“焚香列案，争献酒果”。到了上海租界，当局甚至马上换上了龙旗，洋兵们更是“执鞭开道、鸣炮十三响”。

《申报》是英国人安纳斯托创办的，在当时算是很权威的报纸，这个记录相对而言也符合实际，但至于那些夹道焚香、争献酒果的百姓，实际上大抵都是乡绅士族上前讨好高官，普通老百姓很少有闲钱去买什么酒果。而且左宗棠当时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了，早在京城的时候，他的两只脚就浮肿了，胸下积成硬团，耳朵的听力也大不如前。到了江南，病情渐渐加重，甚至很多事都是过目即忘，思维也渐渐混乱了。但即便是这样，左宗棠也依然不愿做一个尸位素餐的领导者，到了江南，他仍不忘兴修水利，躬耕农田。

光绪八年（1882年）正月底到二月初，左宗棠亲自到瓜州、扬州、靖江、高邮等地察看运河、淮河的水情，经过一系列的实地考察之后，鉴于前一年江淮大水，涝灾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左宗棠便提出了“引淮归海”的方针，想要把淮河水导入大海，于是调集了湘淮军三十个营，前往两江治水。

江淮地区，东接大海，水患频发，两千年来，淮河决口泛滥1500多次，其中大的改道26次，沿河两岸居民深受其苦。历史上就有多次大规模治理淮河的记录，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圣祖康熙的六下江南，监督河工。

康熙治水，史上确有其事，当朝天子发话，下面的官员也就不敢怠慢。在康熙治下，就出了个著名的河臣靳辅，君臣一心，江淮两地水患大大减少。但好景不长，皇位传到了乾隆手里，这位初时颇具才干的皇帝，到了中后期志得意满，日渐堕化，六下江南，引得龙舟千里，旌旗蔽日，不单单消耗了大量的物力财力，也对河体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从乾隆后期开始，江淮一带屡屡发生水患，直至左宗棠就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淮河入海口泥沙淤积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只要上游稍稍涨点水，就会给下游的淮、扬二府酿成水灾。而朝廷官员依然还是夜夜笙歌，充耳不闻。所以在这样的风气熏染下，左宗棠抱着病体，一到任就立马治水，爱民之心，显得分外可贵。

左宗棠在任的两年时间里，主要做了修筑朱家山河、赤山湖、通济门及金川门、带子沟与宁江镇的四大工程。

朱家山河工程主要是在滁河挖一道支脉，以达到分流防洪的作用。滁河古称涂水，源起安徽，沿途收聚清流河、来安河、襄河、大马河，蜿蜒辗转，最后流入大海。由于河道曲折狭窄，每逢雨季，河面暴涨，其他支流一经汇入，势必给下游造成水患。于是左宗棠决定给滁河挖开一条分洪河道，如果遇到洪灾，就可以把大水引到新开的分洪河道去。类似的工程前几任官员也提到过，只是到了最后都没有付诸行动。左宗棠到任后，批下十七万两白银，下令开工。而工程的总指挥，正是左宗棠在新疆修渠时发现的能人王德榜。王德榜奉命调集了十一个营的军队，又下榜文招募民工帮助修理河道。由于工程经过很多峡谷、山崖，都需要火药爆破，挑战不小，好在王德榜是能把三十五丈高的九岭峡掘低二十五丈的人，眼前这点事情在他看来只是小菜一碟。很快，经左宗棠验收之后，朱家山河工程竣工。

赤山湖原本就是一个人工湖，早在三国孙权时期就挖好了，当时东吴定都建业（即南京），每逢雨季，秦淮河总是白浪滔天，滚滚而来。为了防水患，地方官员就修筑了赤水湖，在秦淮河泛滥暴虐的时候，蓄水拦截。后来这个人工湖年久失修，到了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湖底淤泥堆积严重，根本蓄不下多少水了，上游稍稍有点大雨，下游就会决堤。左宗棠斥资两万八千余两白银，动用五千人力，费时一年，打捞淤泥，挖掘湖底，还在湖边栽种了很多花草树木。

通济门和金川门工程，主要是水道河闸的问题，左宗棠拨了两个营的兵力，耗资八万两白银，整改河道，修建水闸。带子沟和宁江镇的工程也大抵在同一时期竣工。左宗棠在任期间，很多对于下级官员的考核都是依据这些水利工程来完成的，而这些工作也都是当地地方官员监督办理的，左宗棠在这里起到了一个带头监督的作用。当然由于他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面所待时间不长，只有两年，而治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左宗棠的“引淮归海”计划没有能最终完成就再次被调回京城了。继任总督禄裕并不热心水利，再加上随后中法战争的爆发，左宗棠一走，这个计划也就随之搁浅了。

到了光绪九年（1883年）十月，左宗棠巡视长江防务，一阵暴风袭来，吹得人行走不定，左宗棠也因此疾病复发，回家调理也不见好转，甚至左眼也出现了问题，渐渐失明。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上折请假回家，朝廷一开始不同意，但看左宗棠确实病得不行了，只准了四个月的假，让曾国荃代理两江总督职位。也就是说，自光绪九年（1883年）十月往后，两江事务都和左宗棠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了。

又有野史记载说，有回左宗棠去吃宴席，下属们为了讨好他，给他上了点“异味”，结果左宗棠埋头只是吃，也不深品细嚼，到了最后别人问他：“大人感觉还可口吧？”左宗棠却呆在那里，不知道如何回答。记述者的评价是“盖每食向不辨味也”，不知道当时的左宗棠是上了年纪，口淡品不出菜肴味道好坏了，还是心有所虑，食不知味。

可以看到，左宗棠在任两江总督时，主要抓的还是水利民生。搞水利工程也是最直观的政绩，但是左宗棠在当时的声望以及给当地造成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四朝轶闻》中就记载说，左宗棠从新疆回来之后，声名大振。京城中当时有很多西洋教堂，到处传教，喧哗一片，百姓多有意见，但是一般官员不敢管这些事。而左宗棠一回来，就把很多教堂给迁走了，这些人只好换个地方重新建教堂。等到左宗棠赴任两江总督，经过上海租界时，洋人们还专门做了龙旗悬挂张示，鸣炮为左宗棠开道，极力讨好左宗棠。也正是凭借着这股威慑力，朝廷才再次任用他为军机大臣，主持抗法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