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谥号是“文襄”，在大清二百多年的历史中，“文襄”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谥号。因为按规定，只有翰林出身的大臣才能得到“文”的谥号，也就是说“文”字是授给那些才华出众、学问很高的大臣的。左宗棠三次考进士没有中，但是后来朝廷御赐了一个“同进士出身”，并荣升他为东阁大学士，而他本人也是有真才实学的，所以“文”字不算白给；“襄”字是给那些有大军功、对国家边疆有贡献的大臣的，而“文武大臣或阵亡、或军营积劳病故而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拟用‘襄’字”。到了咸丰皇帝之后，“文襄”的授予，甚至要皇帝特旨批准才行。又因为“文襄”要求大臣既有才学还要打得好仗，不会在战火中殒命而导致功业不成，因而这样的才臣更是凤毛麟角。所以左宗棠的谥号，也是难得一见的了。

左宗棠起楚军，镇压太平军、捻军，又兵发西北，收新疆，“襄”字自不在话下。而他的“文”也不仅仅是表现在充当幕宾、军师之上的。他的“文”还有很大一部分表现在他的政治成就上，比如办洋务，造船、造枪炮等。很多人说左宗棠在政治方面“不行”，不会搞政治，但这大多都是和晚清另一个掌舵手李鸿章比较而言的。事实上，左宗棠确实在政治上稍逊一筹，而且性格憨直刚强，也不会在暗地里搞帮派，掰手腕，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内政上作出贡献。

早在杭州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左宗棠就认识到了水军的重要性，在研究了外国人的作战之后，他又深深觉得，必须将研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作为强国之道。于是太平军灭亡后，左宗棠就不停地上折子，希望开厂造船。

对于造船事宜，朝廷一开始是有异议的，因为这又牵扯到了钱的问题。政府连年打仗，国库早已银子不多了。这个时候，英国政府不想看到中国造船，想要从中阻挠，便也暗中插了一手，放出各种消息蛊惑清政府，大肆倡导“买船论”。当时很多官员也就真的信了这一说法：造船不如买船。众口铄金，这样的话说得多了，朝廷自然也就犹豫了，多次向左宗棠询问关于造船的事项。左宗棠连连上奏，直言英国人是“不怀好意”。在他看来，自己造船，学习先进技术是“夺彼族之所恃”，而且雇来的不如买来的，买来的不如自己家里造的，比起买船，造船虽然一开始花的钱很多，但是从长远看来，这样做还是节省了资本的。或许真是他年轻的时候做上门女婿使心中留下了疤痕，左宗棠对于类似这种凡事不由己、仰人鼻息的日子是深恶痛绝的。他坚决要求自己造船，自力更生，脱离洋人的掌控。

在左宗棠的坚持下，皇帝终于被打动了，同治五年六月，朝廷下旨，批准了左宗棠的折子，让他在福建试造火轮。左宗棠先是一阵兴奋，继而又着急起来，造船是得要洋人帮忙的，自己没有技术一辈子也造不出来。于是他请来了法国人日意格帮忙，不久，另一个和他有着颇深渊源的法国人德克碑也来到这里，一同打点造船事宜。左宗棠还请来了胡雪岩，希望这个红透中国大地的商人能给自己带来些支持。这样，福州船政局的最初班底就敲定了。

几人商议之后，左宗棠决定将船厂设在福州外港的马尾罗星塔。他们在这里买下了200亩民田，经过一番破土整改之后，这里改出了一道宽130丈、长110丈、深12丈的湖面，此外，船槽、铁厂、船厂、办公住宿地也很快修建出来。左宗棠初时的构想是，造船的机器、设备都先从国外输入，掌握技术的洋工、洋教员也必不可少，让中国人跟随这些洋人学会了造船技术，后面就好说了。并且，造船也是先造军事用船，在建立起自己的海军、京师稳固之后，再造民用轮船，开发运输。这次开厂造船的钱，主要来自福建海关关税，以及浙江、广东两省的支援，财神爷胡雪岩也四处奔走，最终左宗棠的船厂顺利成立了。

左宗棠雇洋人，花的是大价钱，光是日意格一人，月薪就达到了1000两白银，这样就吸引了很多洋人愿意到这里来“捞钱”，左宗棠规定这些洋人按技术水平、实际效率给工资，防止这些洋人在里面滥竽充数。日意格做船厂正监督，德克碑做副监督。但即便是聘请洋工，也费了很多周折，而英国人在这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对于左宗棠造船，英国人是很不满意的，他们想方设法地阻挠这一行动，法国在英国的挑拨之下，甚至产生了“船厂失败会给法国带来麻烦”的观点，于是法国高层决定撤销日意格和德克碑的官方职务。好在日意格很机灵，他先是得到了海军的支持，又面见了拿破仑三世，阐明了情况，这样反倒使得法国当局支持起日意格来。日意格等人也是名利双收，不但得到了巨额的薪酬，清政府还封了他个一品提督衔，赏穿黄马褂，戴花翎。

福州船政局主要分三个部分：钢铁制造厂、造船厂和船政学堂。钢铁厂负责提供原材料；船厂负责造船、试练；船政学堂主要为政府培养海军人才、技术工人。左宗棠将学堂分为两个班，一个班底学习航海制造，由法国教员指导；另一个班底学习航海驾驶，由英国人做教员。制造班要达到的水平是能按照图纸造出轮船，驾驶班要能驾驶轮船和监造轮船，以期日后用做船长。这样分工明确、简单实用的方式确实很有效，当时中国就缺乏这样的专业性人才，左宗棠这样做也和他年轻的时候研习经世致用之学有很大关系。

就在船政局刚刚起步，大家挽起袖子想要大干一场的时候，朝廷下了一道旨，说是陕甘地区回民暴乱，要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无奈之下，左宗棠只好上奏保荐林则徐的女婿、前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船厂，另外，他还安排周开锡负责船厂经费，胡雪岩仍然担任常务工作的主持。在后来的十多年里，左宗棠虽然远离了船厂，但是他仍然时刻惦记着船厂的大小事务，也正是如此，后世有人将他称做“中国近代海军之父”。

经过一年时间的筹办，1868年1月18日，福州船政局在沈葆桢的主持下正式开局。整个船政局工程浩大，有造船厂、钢铁厂、煤场、木料场、洋工宿舍、员工宿舍、办公楼、学堂等等，整个船厂算下来有2600人，其中外来洋工有50多人。是为当时远东最大的船厂之一。

1869年6月，福州船政局造出的第一艘船“万年青”号下水试航。“万年青”号排水量1370吨，配有六门大炮，载重350吨。船上的舵手、水手、管轮都使用清一色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洋人。实际上，“万年青”还不是一艘纯粹的战船，它更像是一艘安装了火炮的货轮。虽然在技术、配备上，“万年青”远远比不上英、德战船，但这却是中国制造的第一艘近代轮船。左宗棠听到这个消息，也感到很兴奋，在给沈葆桢的信里，他甚至说了这样一句话：“国耻足以振矣！”

接着，在随后的六年时间里，福州船政局一共造出了十五艘大小不一的船。按出厂时间排序，这十五艘船分别是万年青，1370吨；湄云，515吨；福星，515吨；伏波，1258吨；安澜，1005吨；镇海，572吨；扬武，1393吨；飞云，572吨；靖远，572吨；扬威，572吨；济安，1258吨；永保，1391吨；海镜，1391吨；琛航，1393吨；大雅，1393吨。这就是1869年到1874年这段时间里福州船政局造出的轮船，从吨位上看，这些船的吨位是呈上升趋势的，虽然这个过程太过于缓慢。也就是说，在技术开发上，福州船政局还是落后于世界列强的。但是，这些轮船的名字中，无不流露出当时国人保家卫国之意与拳拳爱国之心，读来让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