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参考，却屡屡与金榜失之交臂，这令左宗棠大失所望，回头看看自己一心追求的仕途、朝廷，对于自己是如此无情冷淡，而自己因忙于求知而疏于照料的妻儿，对自己却是一如既往地关爱。对比之下，左宗棠决意效仿武侯，躬耕山田，农余时节，读书论典，思天下大事，依然不废。

第一次会试后，左宗棠回到岳父家，八月时节，长女孝瑜出生。其后两年，又是连生两个女儿，左宗棠心中苦闷，眼望着连襟张声连生三个都是儿子，他不禁抱起声的小儿子，笑着说道：“老天爷怎么不把这儿子赐给我呢！”看着夫君求子若渴的心情，周夫人也通情达理，将自己陪嫁来的侍女张氏许给了左宗棠做妾。可惜张氏头胎也生下女婴，但毕竟周诒端是大户小姐，素来体弱多病，有了张氏相助，夫妻俩的担子也轻了不少。

第二次会试回来后，左宗棠花费了一年的时间研究地理，他认为前人编写的地理文献存在很多漏洞与不足，一些是通过二手资料得来的结果，一些记载由于年岁已久，而多年来山河冲蚀，原本的地理风貌早已走了模样。于是他详查古今史料，想要重新绘制一张地理图本，于是，他自己作草图，遇到自己不清楚的地方还会请教周诒端。左宗棠每作完一份草图，周夫人就拿去描绘，这也为他后来行军打仗作下了很重要的铺垫。

一连生下四个女儿，左宗棠身上的担子大大地加重了，为此，他不得不选择外出教书，得点“束。道光十七年，应巡抚吴荣光的邀请，左宗棠赴醴陵渌江书院做主讲。吴荣光本人重视教育，虽然学校不大，但有六十名学生在此住读，因此还会给学生们发点微薄的伙食费。左宗棠在这里的讲课费也不多，初时甚至“几无以给朝夕”。左宗棠在这里教了两年书，要求也非常严格，每日检查学生的功课；因为是住读学校，左宗棠在晚间还会查宿；对于那些不认真求学还说谎掩饰过错的学生，如果累计两次，左宗棠便将其除名，而省下来的课本费、伙食钱，又会加到那些用功读书的好学生的名下。教授朱子理学的同时，左宗棠还带领学生登山学习地理实学，这一点恰似三国名将邓艾“每遇山川大泽，皆口指目划，言何处可以屯兵，何处可以埋伏”。

也就是在渌江书院教课的这两年里，左宗棠与陶澍相遇。陶澍何许人也？时年五十九岁的陶澍祖籍湖南安化，辅过嘉庆、道光两朝皇帝，时任两江总督。大清朝将全国分派了八大总督，而其中除京畿重地“直隶总督”之外，就数“两江总督”最为要紧。由此可见其地位之高。而从陶澍手下栽培、提拔出的大清栋梁也数不胜数，林则徐、胡林翼、贺长龄、魏源等，都是经由陶澍培养出来的。又兼之陶公本人勤政爱民，礼贤下士，人皆仰之。陶澍在当时的威望，用“国之一士”来评价也分毫不过。

当时陶澍前往江西阅兵，经由湖南，便请假回老家省亲祭祖，途中会在醴陵县停宿。要接待这样一个大人物，醴陵县令可谓是诚惶诚恐，连忙找到左宗棠，要他给总督大人下榻的馆舍写一副对联。左宗棠对于陶澍也是仰慕已久，因为先生贺长龄是陶澍的下属，至交胡林翼又是陶澍的女婿。对于陶澍，他早已是久闻其名，只恨未能得睹真颜。于是左宗棠静下心来，挥笔写下了一副令后人赞誉有加的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里面提到个“印心石”的故事，对于陶澍自己也是颇为自豪的。道光十五年，也就是陶澍赴江西阅兵之前一年，道光皇帝第十四次召见陶澍，陶澍资历、威望很高，又是前朝老臣，道光召见陶澍，一边谈论天下事，一边又问了些许陶澍从前的故事。陶澍便说：“臣幼时读书，书屋前潭中一石耸立，形如印章。”道光闻言，亲提狼毫，为陶澍当年的书屋题字，字曰“印心石屋”。皇帝题匾，让陶澍自己也颇为得意。左宗棠引此典故，不光称赞了陶公当年潜心苦读，今日名扬四海，同时还令“御赐”佳话广为传扬。再加上对联工整大气，素来爱才的陶澍便问道：“谁作此联者？”答曰：“长沙举人左宗棠。”当下陶澍就决定与左宗棠见上一见。

左宗棠闻讯，欣然来到馆舍，拜访了陶澍。两人一见，陶澍便将其“目为奇才”，对于左宗棠的才华十分赞赏，当夜留宿一晚，打算与他共论古今，并推迟一天行程，邀左宗棠共游醴陵。临别之际，陶澍还特意嘱咐：“但凡有机会，便来家里做客。”

于是，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过后，便绕道去了南京两江总督府拜见陶澍，一住就是十多天。其时陶澍独子陶桄年五岁，而左宗棠长女孝瑜也正好五岁，陶澍提议要让孝瑜许给陶桄。左宗棠终是一介布衣，自知身份低微，以不敢“高攀”为由没有答应。陶澍呵呵一笑，说道：“左君不必介意，以君之才，将来名位一定高于吾人之上。”左宗棠还是认为不妥，又以“年庚不合”为由相辞。一个贵为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提出让自己的独子迎娶一名屡试不第的教书先生之女，这件事足以看出陶澍爱才、重才之心，也足以衬出左宗棠真是怀才抱志的“遗珠”。

第三次科场失败之后一年，也就是道光十九年六月，胡林翼被任命为贵州安顺知府，他屡次向林则徐推荐左宗棠，言：“湘阴左君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林则徐就让胡林翼写信唤左宗棠来府上供职。然而恰巧此时陶澍病逝，陶公家人回到安化老家，贺熙龄修书一封，请左宗棠给陶桄教学。两难之下，左宗棠终听从了恩师的召唤，回信婉拒了林则徐的邀请，同时辞去渌山书院的职务，前往陶家做先生。这一住就是四年。

在陶家教书的日子里，左宗棠可以遍览陶家藏书，在这里他又读了很多关于农政、漕运、水利的实学著作，也是在这段日子里，左宗棠接触到了西方些许军事和生产技术，对于他后来主张发起“洋务运动”、造枪造船产生了影响。

来到陶家后，陶夫人遵陶澍遗嘱，执意要与左宗棠结为儿女亲家，这一次，左宗棠终于答应了，在其后十年的时间里，两家虽未正式结亲，但左宗棠却也有了一个强大的后盾。

此后不久，林则徐在广州展开了轰轰烈烈的“销烟运动”，大箱大箱的鸦片给投进了沸腾的石灰水，化为一缕缕青烟飘散在了空中，而这场运动也成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远在湖南安化的左宗棠闻知前线战事紧急，林则徐被撤，定海失陷，心中十分忧虑，数次写信给贺熙龄，谈论时局，并对战事出谋划策，提出了“练海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设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等一系列方针。然而，战争是残酷现实的，清兵手中的弓箭砍刀敌不过洋人手里的火枪大炮，昏庸无能的统治阶级也不会理会一个乡村举人呕心沥血设计出来的备战方针，最后这场持续了两年的战争以清王朝完败而告终。在后来签订的条约里，大清帝国割地赔款，尽失大国气象。左宗棠或许也深深感受到，软弱无能的大清朝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而眼下时局纷扰，内乱频频，外忧不断，大规模的战斗刚刚打响，大厦将倾，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不妨效仿孔明先生，归隐山林，不问世事。

左宗棠在陶家教书，一年可以得白银200两，这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有资料显示，清朝一个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也就白银45两，外加45斛米，满打满算不到60两白银。所以说左宗棠这个先生，当得比很多地方官还好，更不用提一般的私塾先生了。四年多来，左宗棠靠教书攒下了九百多两银子。

道光二十三年，左宗棠用自己攒下的积蓄在湘阴柳家冲买了70亩地面，自己设计，建成了一个小庄园，并亲自提名“柳庄”。庄内种稻蓄池，又因世事不平，左宗棠还给庄园挖了壕沟，筑了高墙。次年九月，周夫人带着张氏和四个女儿乔迁过来，正式宣告了左宗棠寄寓周家之事的终结。

凭借左宗棠目前的财力，也算是一个地主富户了。定居柳庄之后，左宗棠自号“湘上农人”，授课之余，便细心研究农事，采桑种稻。在自己多年来研究地理、农学的基础上，左宗棠还试验推行“区田法”，核心可以简单归结为“因地制宜”，但这又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区田法主张将作物种植在低洼的地面，区内深耕细作，集中施以水肥，这样适当密植，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和出产。他曾在信中说：“兄东作甚忙，日与佣人缘陇亩，秧苗初茁，田水琮，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番乐意。”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他对于眼下的生活还是比较满意的。道光二十六年，他还将自己的农学理论整合成一部书，起名《朴存阁农书》。1846年9月，周夫人生下长子孝威，八个月后张氏也生下一个儿子，起名孝宽。由于周夫人体弱，奶水不足，张氏就喂两个孩子的奶，先是让大儿子吃饱了，才给小儿子喂奶。也就是在这一年，恩师贺熙龄又给左宗棠订下了一门婚事：将自己的女儿许给了孝威，从此，左宗棠与贺熙龄之间，既是师生，又是儿女亲家了。而左宗棠在连得了四个女儿之后，终于抱上了儿子，更是欣喜若狂。岳母也常常来看望他们，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在当时炮声隆隆的大背景下，柳庄似乎也可以称得上是世外桃源了。

当然，自幼受儒家正统思想教育的左宗棠是不会甘于做一个不问世事的乡野农夫的，更何况他历来胸怀大志，绝对不会在国家危亡、黎民受苦的情况下醉心于自己那一点点收成。经济上的富足与精神上的失落叠加在一起，使左宗棠常暗自神伤，眼见才高气傲的丈夫驻足柳庄，默默无闻地做着些农活，周夫人深知丈夫心中的忧虑，便时不时地作诗鼓励丈夫，比如“树艺养蚕皆远略，从来王道重农桑”，又如“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渔樵了此生”。早在于陶家教书的时候，左宗棠就常以诸葛孔明自比，称孔明为“古亮”，自诩“今亮”、“小亮”。非但如此，他还在自己的后院设计筑起了一座大花园，园内凿了一个大水池，养鲤鱼数百尾，并取名“武侯池”；池边堆土为山，种上青竹松柏，就成了“卧龙岗”；岗下盖一间茅草屋，屋内置琴一张、堂上挂《隆中对》古画一幅，于是这间草屋就成了“隐贤庐”；武侯池旁，还雕有一头黑色花岗岩石牛，圆睁双目，弓腿弹蹄，其势煞是了得。左宗棠在这段时间，就是以此来聊慰自己寄情国家和黎民百姓，却始终不能使抱负有所施展的怀才不遇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