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嘉庆十七年，即公元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东乡左家的一个以耕读为业的寒素之家中。按长幼顺序，左宗棠上面排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古人只记男口，故而左宗棠算做家中老三。大哥宗，二哥宗植，三子就是宗棠。左家世代读书，也算书香门第，于是又循例为三子谋字：长子伯敏，次子仲基，左宗棠得字季高。

再往上追溯，左家祖辈是南宋时期从江西迁居至湖南的淮阴一带，这里背靠洞庭湖畔，风景秀美，可谓天颜养人，左家世代也是屡出秀才生员：左宗棠的曾祖父左逢圣为县学生员，以孝义著闻，且居贫好施，生平举止端严；祖父左人锦是国子监生，对子侄辈的管教很严格，居家时又乐善好施，在当地很有名望；父亲左观澜乃县学廪生，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贫居教书20余年。生于这样的家庭里，左宗棠必然深受传统教育思想观念的熏陶，这也是他后来说出“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源头。

左家有祖上留下来的数十亩薄田，岁收粮谷40余担，在“康乾盛世”余晖散尽的时代里，能有这样的收成相对而言也算不错，加上年迈的祖父祖母，一家十口，在父亲左观澜的奔波下勉强度日，丰年半饱，灾年就接济些糠饼草皮，由于小时候营养不良，左宗棠生得大腹便便，肚脐突出。这种贫穷的生活，也让年幼的左宗棠早早地认识到，他目前处于一个怎样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属于谁，该如何改造、修正，则成为了他一生的命题。史料记载，嘉庆元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耗去了大清帝国两亿两白银，国库自此日渐空虚。与此同时，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不少的中、小地主破产，自耕农、半自耕农多数丧失土地，变成佃户，挣扎在饥饿线上。地租率一般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再加上长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造成了政府无银、百姓无地、战火四起的动**现状。

然而天下动之者易，安之者难，若要在晚清这样一个时局纷扰的年代里做出一番事业，必然需要有超乎常人的智慧，三国文人陈琳在《讨曹檄文》中有言：“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拟也。”年幼的左宗棠也自然而然地显出了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当年左观澜在长沙租房办私塾，一天，在辅导两位长子《井上有李》一文时，读到“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父亲问道：“二桃的典故出自何处？”两位哥哥还未给出答案，一旁的左宗棠便脱口而出：“古诗《梁父吟》中说‘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还用得着想吗！”这一年，左宗棠尚不足五岁，而二哥宗植十三岁，大哥宗已经十七岁了。值得一提的是，二哥左宗植在道光十二年中解元，与邵阳魏源、益阳汤鹏、郴州陈起诗并称“湖南四杰”，亦非等闲之士。书香胜地岳麓书院门前有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甚。”这正是湘潭贤人云集的真实写照，而年幼的左宗棠在这些才子名流中间，更显得卓尔不群。

幼时的左宗棠不仅天资聪颖，而且遍体洋溢着一个“公”字。三岁时，左宗棠随祖父上山捡栗子，回到家后，他将栗子平均分给哥哥姐姐，并不独食。而从他小小年纪就展现出来的“平均分配”原则上，也闪耀着傲人的光辉。

然而，大清王朝本是北地满人贵族在李自成与崇祯皇帝鏖战之时趁乱取胜而来的，再加上满汉矛盾的原因，大清王朝的思想禁锢也是空前的，五花八门的文字狱纷至沓来，这一点连一代贤君康熙大帝身上也不能幸免。众多秀才举人为了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不得不在原本就僵化呆板的八股文里寻找与执政者的媾和点，于是私塾里充斥着腐儒的琅琅书声，朝堂之上却找不到一个能够经世致用的人才。从原意上讲，教育之鼻祖孔老先生是要求学生学以致用的，老夫子教弟子“六艺”之能，哪“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最初的文人，不光要会写文章，还要会驾车射箭，精通算术也是必需的，可惜的是，自从产生了科举制度，经过明代八股文风，再历经残酷的文字狱，读书人变得渐渐功利化、单一化，甚至身无长物了。而这更能体现出左宗棠努力研习实学的可贵之处。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左宗棠初次接触了实学典籍，从此以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越发刻苦地深入到实学之中。那是道光九年，左宗棠由于居家守丧，不能参加科举考试，闲居无聊之际，他在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名为《读史方舆纪要》的书，翻阅之后，爱不释手，见价钱不贵，便买回家仔细研读，还写了许多批注。《读史方舆纪要》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后人将其称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书中主要详解中国历史地理，倡导经世致用之术，关注国计民生。作者顾祖禹有意将其作为反清复明的参考书目，因而其中还包含了大量的军事战争论著。从这些角度上看，《读史方舆纪要》对于年轻的左宗棠科考及第是没有帮助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会对他产生不利的影响，然而左宗棠对于这类书目的爱好却有增无减，热情度一天比一天高。这其中一部分是由于兴趣的驱使，一部分是由于左宗棠孤傲的性格使然，然而更大一部分，却是他那渴望做出一番实事的雄心在牵引他一步步靠近它们，钻研它们，使用它们。除了《读史方舆纪要》，左宗棠还潜心攻读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弊书》、齐召南的《水道提纲》，这些都是主讲国家地理、农田水利的经典著作。然而，这在当时的学子中间并不受人理解，很多同窗都认为左宗棠是在读闲书、浪费光阴，有的人还私下里嘲笑他。左宗棠不为此所动，依然刻苦钻研经世致用的实学。

事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过程往往不尽如人意：在当时的条件下，扛着思想禁锢的大背景，出版印刷业、媒介传播依然不发达，书籍流通得非常缓慢，茫茫之中，能遇见一部真正的好书，可谓是难之又难，更痛苦的是，当这些难得的条件一一具备时，左宗棠又常常翻遍衣衫，却寻不出足以让他把书带回家的钱来。

道光三年，大哥宗去世，年仅25岁；四年后，母亲余氏病故；再三年，父亲左观澜也经不住亡妻丧子之痛，抛下不足弱冠的左宗棠离开了人世。加上之前祖父、祖母的亡故、姐姐们的外嫁，曾经的十口之家只剩下了宗植、宗棠兄弟以及大哥留下来的一个寡嫂。因为不断医病、治丧，左家原本就十分单薄的家业很快就消耗光了，此时的左家可以说是家徒四壁，门可罗雀。

然而，这些都不能成为左宗棠求知路上的阻碍，在他十八岁那年，经世致用学派的领军人物、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回家为母亲治丧，左宗棠慕名前去拜访，这次拜访对于年轻的左宗棠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收获。贺长龄爱惜其才，对左宗棠十分器重，以国士之礼对待，并将其府上藏书甚至官府藏书统统借给了这个年轻人。魏源的《海国图志》、《圣武记》等著作，左宗棠都是在贺长龄的帮助下完成阅读的。而如贺老这般的先生，借书给左宗棠看，还并不完全是简简单单地借出去就放任不管了，每当左宗棠还书时，贺长龄总要问：书里都写些什么呀？看完这部书有了什么收获呀？如此等等，不厌其烦。而唯有在左宗棠能够真正读透这本书并有了自己的见解之后，他才会借给左宗棠下一部书。贺长龄因为治丧在家待了整整一年，左宗棠也就在贺长龄家里“借了一年的书”。每每左宗棠来借书看，老先生都是亲自扶梯登楼，取书交到左宗棠手里。此外，贺长龄还将左宗棠介绍给自己的弟弟，在城南书院做主讲的贺熙龄。在此后的一年里，左宗棠就师从这位经世致用学派的大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有“十年从学”之感。有了大师的指导与广阔的阅读量，左宗棠的知识理论从此日渐完善、成熟。而这些在如今看来再正常不过的知识积累，却是经历了一系列考验与磨炼的，也正因为如此，才锻造了左宗棠坚忍不拔的优秀品质。这些真正能用到社会实践中的经世致用之学，也注定了左宗棠不是一个官场上蝇营狗苟的呆板腐儒，更不会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奔走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