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曾经这样评价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从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出，一代首辅张居正也有道德上的一些缺陷。

当时的明朝贪腐之风非常严重，在风气败坏的情况下，张居正也难免受一些影响。但是相比之下，他还算得上比较理智、清醒的官员。

在他接任首辅的前四年，他一直提倡廉政。隆庆二年（1568年），在他比较有名的《陈六事疏》中，提出了“吏治不清、贪官为害”等问题。在他正式主政之后，严厉地整顿了朝中的贪腐之风，而且也惩治过一些贪官污吏。比如辽王朱宪炜案和云南黔国公沐朝弼案。

当时，张居正在廉政方面做得也非常好，而且在他执政之后表示过自己“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也就是说，他直接就不给别人贿赂他的机会。但是毕竟他是朝中权力最大的人，即使他这样宣称，仍然有很多官员想贿赂他，从而依附在他的羽翼下。

但是，那个时候凡是向他行贿的人通通被他当面拒绝了。例如有一次，两广当地的官员曾经向他行贿了数十次，而且贿赂的黄金数万两，每次张居正都下令退回去，但是接着又被送回来。无奈之下，张居正写信给两广巡抚刘凝斋，责令他立即停止这样的行为。张居正在信中这样道：“现在朝廷官吏都有很广泛的交际，而且肯定花费也不少。这些珍贵的物品，如果不是从百姓身上搜刮而来，那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如果我昧了良心收下这些东西，那么这就是‘以肉驱蝇蝇愈至’。”在当时腐败的风气中，能说出这样的话非常不容易，张居正身居高位能够以身作则，其精神值得肯定。

虽然张居正非常清廉，但是他的家人就没有那么好的控制能力。隆庆三年（1569年），辽王朱宪炜被罢黜，奢华无比的辽王府最终却是在张家没有出任何钱的情况下给了张家。

隆庆六年（1572年），湖南巡抚及巡按要为张居正立一座牌坊。在当时，想为张居正这样的人立牌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张居正怕百姓受到压榨，因此当场拒绝了。而巡抚看到张居正的态度极为坚决，便把建牌坊的费用折合成现银送到了张府，而张居正的家人收下了这些钱，并用钱改修了辽王府。后来，辽王府的改修超出了预算，而这笔超出的钱都由地方官给垫上了。

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很多官员纷纷效仿，于是每次送礼通通送到张居正的老家江陵的府中。

起初，张居正是从来不接受贿赂的，但是谁能在贪污成风的官场中一直保持清白呢？后来张居正也开始接受一些贿赂，但是前提是在对国家利益没有损害的情况下。因此，在万历四年（1576年），刘台上疏称，张居正经常贪污受贿，而这些事情确实也是存在的。

大部分文人都曾有过“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在古代，从读书到做官，中间都有一段过程，而那就是科场。古代科场的意义重大，因为它代表了所有士子的地位和名声。

在张居正起初执政的时候，他经常警告自己的家人，让他们不能与那些权贵等人交往过密。但是在他开始改革之初，当他的权力到达巅峰之时，他才明白如果一个人内心富有极强的责任感，那么权力和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没有权力和地位，那么责任感就无处可使。因此，张居正一直想让自己的儿子也走仕途之路。

万历四年（1576年），张居正的次子张嗣修在顺天参加考试，并且中举。第二年，张嗣修参加了省里的会试。考试结束之后，张嗣修的成绩排在榜上的第二位。而那个时候张居正的权力正是最巅峰的时刻，因此李太后和冯保指使万历皇帝将原本状元的第二名之位换成了张嗣修。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万历皇帝又将之前和张嗣修共同学习的沈懋学提成状元。

考试结束以后，万历皇帝叫来了张居正，并说道：“朕无以报先生功，当看先生子孙。”而张居正也欣然接受了这种结果。

封建社会中的政治家和掌权者都处于权力的中心。在官场中，如果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着想，官员之间就必须形成互相提携的关系。如此一来，相互之间大肆贿赂、结党营私等做法在官场之中就无法避免。在张居正执政的前四年，他一直保持着清廉的姿态，但是越到后来他越是不能免俗。

万历五年（1577年）十一月，在“夺情”事件落下帷幕之后，张居正向万历皇帝建议，以“星变”作为理由，下诏彻底考察群臣的政绩。本来按照正常程序来算，当时明朝的例行考察每六年才举行一次，而这次考察却离下次的考察还差很长时间。其实，张居正建议万历皇帝下诏考察也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借此机会，彻底排挤在“夺情”事件中反对他的官员。

在这次考察中，仅吏部就罢黜了五十多名官员。在这五十多名官员中，大部分都是当初反对张居正“夺情”的官员，比如何维柏、习孔教、赵志皋等人。虽然任职于南京操江佥都御史的张岳是一位人才，但是因为反对张居正“夺情”，最后被随便找了个理由降职并调到了边外。而经常被很多大臣弹劾的南京吏部尚书，只因支持夺情，被破格升了职。

第二年的六月，户部员外郎王用汲看不惯张居正的作风，因此上疏弹劾，称张居正不仅将私人恩怨牵扯到工作上，而且他还借这个机会提拔一些巴结者，如果任他这样发展，早晚会出现谋朝篡位、结党营私的事情。

张居正看完上疏之后勃然大怒，随后将王用汲罢黜并革为平民。而万历皇帝的纵容确实致使朝廷之中渐渐形成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内的人全部是依附于张居正的大臣，其中有一些是属于有真本事的人，比如工部尚书承天人曾经平定过西南一带的土司叛乱，而他为人也比较清廉。不过，这其中也有一些阴险狡诈的小人，比如吏部侍郎王篆。这个人心狠手辣，经常排挤同僚。此外，这其中还有一些善于巴结张居正的人，比如张四维。之前他为了能进入内阁而时常巴结张居正，但是在顺利进入内阁之后便经常与张居正作对。

在竞争激烈的官场之中，高明的人懂得怎样保持理性和清醒。而张居正在经历“夺情事件”之后越来越偏激，经常因为一些官员与自己意见不同而将其罢免或者贬职，以致到了后来，他完全被利益冲昏了头脑。

万历八年（1578年）六月，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向朝廷上疏，建议朝廷能广开言路，广招名士，并且在奏疏中赵世卿还说出了这种风气是如何形成的，他指责很多言官只会巴结高官，而对国家大事却置之不理。此外，他认为几年前对傅应祯、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等人的处罚太过严厉，因此他在奏疏中极力请求朝廷能重新起用这些人。如果是在之前，张居正会认为赵世卿所提出的广开言路的建议是对的，而且也许会对这个人万分欣赏。但是现在的张居正已经不同以往了，他认为赵世卿所说的这些话全部是针对他的，并且要严惩赵世卿。后来在吏部尚书王国光的劝说下，张居正才没有做得太过分，只是将赵世卿调任到楚王府做右长史一职。但是，在第二年的例行京察中，张居正随便找了个理由便将赵世卿罢黜了。

万历八年（1580年）八月，任职为侍郎的刘一儒（张居正的亲家）写了一封信给张居正。在信中他夸赞了张居正执政这些年来所作出的贡献，并且提出了一条建议，说现在朝中的弊端已经差不多清除完了，建议他效仿周公施行宽简的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安抚民心。虽然刘一儒的建议完全是为张居正考虑的，但是张居正看了之后却并没有放在心上。

张居正晚年的很多行为都非常不检点。虽然在张居正身居高位时大臣们都畏惧他的权力，因此不敢公然反对他，但是在畏惧的背后隐藏的却是怨恨和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