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时代，统治者最关注的是对社会舆论的控制。满族作为异族入主中原，更加注重对汉人进行思想上的控制。并且满族人是依靠武力夺取的天下，因此他们看不起那些迂腐的汉族读书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担心汉族读书人会说一些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话语，从而激起人民的反抗。所以，在清朝统治初期，从鳌拜开始，就大兴文字狱。

和最清楚这些，因为他知道乾隆皇帝最厌恶那些士人胡乱讲话或者写诗讥讽时政。所以，和利用这不时兴起的大大小小的文字狱，来打击异己，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被和利用文字狱打击的第一个人是海成。海成是地方上的重要官员，进京后在军机处时，根本不把年纪尚轻的和放在眼里。和作为军机大臣，自然是心有怨恨，不过和的心机很重，他在表面上虽然不动声色，却耐心地等待报复的机会。乾隆四十年（1775年），海成所管辖的地方有一个名叫王锡侯的秀才编了一本字典，名叫《字贯》。王锡侯在《字贯》序中说：“天下字贯穿极难，诗韵不下万字，学历尚未多识而不知用。今《康熙字典》所汲数增至四万六千家字，学者查此遗彼，举一漏十，敏苦于终篇掩卷而茫然。”原本这本字典并没有什么“犯上”之事，但是王锡侯年轻时曾得罪了一个同乡本家的无赖王泷南。王泷南在发配途中逃跑，被王锡侯再次捉回，并扭送至官府。多年以后，皇上大赦天下，王泷南得以回乡，他便开始四处寻找报复王锡侯的机会。在王锡侯的《字贯》印刷后，王泷南大喜，他特意以王锡侯诬蔑贬低圣祖康熙帝为由，将王锡侯告到官府。当地县令觉得此事重大，不敢裁决，于是又将此事上报给巡抚海成，后又报于乾隆帝，于是乾隆命海成严查。海成认为王锡侯所编纂的这本书虽对康熙帝有所不敬，但是并不能算是悖逆，因此写了奏折给乾隆，建议将王锡侯的举人革去，便于审拟，还派专差将此奏折和《字贯》四十本送往北京交与乾隆审阅。乾隆看后，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此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王锡侯活该倒霉，由于年轻时的一腔热血最终导致身首异处，他不仅在家乡遇到一个无赖，在朝中又遇到了睚眦必报的和。《字贯》落到和手中之后，和仔细地翻阅每一页书，认真地搜寻其中的“反清”罪状。当他翻到第一本第十页的“凡例”时，心中狂喜，因为这本字典竟然将圣祖、世宗庙讳及乾隆御名字样悉行开列，对于乾隆来说这是绝对不可容忍的，这样海成受此牵连，必死无疑。

乾隆最怕汉人对大清统治者有所不敬，特别对于江浙一带的文人更是如此。因此，听到和所奏，再看《字贯》第十页上果然有圣祖、世宗的庙讳及自己的御名，内心的无名之火瞬间涌上心头。乾隆勃然大怒道：“这是大清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罪不容诛，应当马上按照大清律例处置，这样才能警告那些图谋不轨之人。”和心里明白，此时的乾隆正在气头之上，只要煽风点火，海成难逃一死，于是又接着奏道：“奴才看后面竟有大行皇太后的名讳。”和特意将“皇太后”三个字念得最重、最清晰。此时的乾隆，依然沉浸在太后的逝世之中没有回过神来，看着《字贯》中的不敬字眼本已愤怒，再听说有冒犯太后的字眼，更是火上浇油，愤怒到了极点，于是下旨道：“领旨，即拘王锡侯，立斩，全家抄没，妻儿流放官卖。”和趁热打铁，又说海成作为一省长官，竟然没有看出《字贯》中的悖逆不道之处，分明是存心袒护王锡侯，过于失职。还有海成手下的一些官员也难逃罪责，他们政事荒废、说东道西，有损大清朝的威严等等。乾隆听罢更是怒火中烧，将海成一顿臭骂。

最终，乾隆决定，由和迅速地列出违禁的书目颁行天下，而江西巡抚海成，拟斩候；江西藩臬两司，皆失于昏眩不察，实在难逃其责，将其削职为民；两江总督高晋，降一级留任。

在封建时代，帝王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特别是帝王的名讳一定要多加注意。王锡侯作为举人，怎么可能不知道？不过他编写的是一部字典，想要避讳是难上加难，再加上为了避免年轻人不加避讳，王锡侯才在字典中写出，以让世人知晓，并未做任何大逆不道之事。再说乾隆对避讳之事也看得很淡，极为宽容，他曾经说过对于避讳一事，实乃文字末节，一向不以为然，也不去关注那些新进之后或者无知村民是否避讳。不过和却利用文字狱携私报复，杀鸡儆猴，从而在其他官员面前抖显自己的威风，将乾隆的怒火挑拨起来，从而对小看他的地方大员海成予以沉重的打击。

除此之外，和还借助文字狱兴风作浪，为自己谋求了不少好处。

扬州府东台县有一个书生名叫徐述夔，他于乾隆三年中过举人，也做过一任知县。他自恃才华横溢，以明朝的唐顺之、董其昌之才类比，并且对清朝的“蓄辫”之风大为不满。他认为头发是身体的一部分，受之父母，绝不能随意剃去，因此他还特地为自己的一个学生取名为徐首发。徐述夔整日里吟出一些对清朝不满的诗句，并向往自己幻想之中的明朝生活，还曾感叹道：“江北久无干净土。”他自己这样做并没有招来杀身之祸，可谁知他的儿子徐怀祖居然步其后尘，将徐述夔的诗歌编为《一柱楼诗》，并刊印发行。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徐怀祖离世。在他去世之前，曾经用二千四百两白银买了邻家蔡耘的田地数顷。蔡耘及其堂兄却说徐家所买的地里有蔡家的祖坟，要求赎回，不过只交赎银九百六十两，并且非要赎回不可，如果徐家不同意，就一定会将《一柱楼诗》揭发出来。徐怀祖的两个儿子徐食田、徐食书却心怀幻想，认为受人要挟，不如自己先将诗书献出来，因此就将刊印之书及手抄原样，献于县令。东台县令认为此事甚小，于是便草率处理了。谁知蔡耘及其堂兄都是饱读诗书之人，知道这件事事关重大，依靠这件事不仅能夺回自家卖出的那块地，还能邀功请赏，于是两人又将此事告到了省里。

刘墉时任江苏学政，见到诗集后，也认为大逆不道，因此急忙给乾隆写了奏折。乾隆看罢，交给和处理。和为了与刘墉抢夺功劳，因此便仔细地翻阅此诗集。当他看到“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等句子时就牵强附会，说此人想要推翻清朝、反清复明等等。乾隆见和办事效率如此之高，于是就将此案交由和处理，不久全案查清。乾隆为了表示对和的嘉奖，令和得到了一个肥缺——总督崇文门税务。不久和又被乾隆授予御前大臣、补镶蓝旗满洲都统，接着又被授予正白旗都统。

和眼见“文字狱”可以捞到这么多好处，又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超过刘墉，于是便对新书、新诗更加留意。有一天，和看到一个满族贝子写了一首《塞上吟》，其中称蒙古人为“胡儿”。和立即向乾隆奏道：“‘夷’、‘狄’、‘胡’等字眼是对满蒙的蔑称，怎能乱用？”乾隆顿时发怒，说道：“如此忘本之徒，定斩不饶，不过看在他是贝子的分儿上，留其全尸。”因此写这首诗的贝子也自尽而死。

和官迷心窍，由查书逐渐发展到毁书，并且上奏乾隆说：“诋毁影射本朝的诗集书籍应当着力查缴，搜集销毁，另外，一些词典剧本也应删改或销毁。”乾隆同意了和的这一主张，于是不久之后，查禁风潮席卷全国。在乾隆时期，有三千一百多种书籍被尽毁，八万多块书板也被销毁。从此，天下读书人谈虎色变，为了避免受到牵连，无论是禁书还是非禁书籍，都一起烧毁而避祸。而和正是这次查禁风潮的献策者、推波助澜者。

在和查禁销毁书籍的同时，乾隆对和的宠信也更甚平常了。不久，和又被乾隆任命为《四库全书》的正总裁。

由于和对那些与自己政见不和的读书人地不断打击，那些势利小人对和更是趋之若鹜，他们紧紧地追随和左右，成为和忠实的爪牙。而那些对和有所不满的人也再不敢对和说三道四，身上的那股“傲气”亦早已消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