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谋者必有胜局(1 / 1)

“善谋者必有胜局”,这句话出自于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它表明:善谋事者总能有更高的胜率。我们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古训意义深刻,它告诉人们谋略与胜局的关系,之所以到底成与败,那是一种天意。李嘉诚一贯主张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之所以有坎坷曲折,也是他成功经验的一部分。

李嘉诚旗下的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在葵涌坐大。20世纪80年代,葵涌集装箱港现有的六个码头,国际货柜码头公司拥有2、4、6号三个码头,另三个码头由其他集团分别拥有。

1988年4月,拥有葵涌半壁江山的李嘉诚,以44亿港元在政府投标中中标,获7号码头发展经营权,7号码头共三个泊位。两年后,国际货柜码头、现代货柜码头两公司与中国航运公司联合投得8号码头,该码头在昂船洲西北旗海区,共四个泊位。

李嘉诚不仅是香港屋村大王,还是货柜码头大王。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占据同业市场约7/10,是同业的绝对霸主。

人生字典中没有“满足”一词的李嘉诚,当然不会满足现有占有额。香港经济迅猛发展,国际航运越来越集装箱化,葵涌现有和兴建中的货柜码头越来越难适应形势发展。9号码头的选址及招标提上香港当局议事日程,李嘉诚踌躇满志,志在必得。

9号码头的发展和经营权,鹿死谁手?夺标呼声最高者,非超人莫属。

李嘉诚至少占有地利人和。国际货柜执同业牛耳,业绩骄人,经验丰富,素有葵涌“地头蛇”之称。论人和,李嘉诚在方方面面有良好关系,尤其是香港当局决策机构立法局,其中就有6名人物是李嘉诚私下的“幕僚”,他们是长江集团“特邀”的董事,每年可享不菲的酬金。行政局通过的决议,港督通常不会否决(港督亦兼行政局主席)。

若论天时,则发生重大变化。1992年7月,彭定康接替卫奕信出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到港不久,视察葵涌码头,正值国际货柜码头公司举行处理2000万个货柜庆贺盛典。有好事者评议道:李氏与其说是庆贺自己,不如说是借盛典之名来取悦港督。

好些有意角逐9号码头的财团,看见彭定康与李嘉诚父子晤面时的微笑,如寒天里淋了一身雪水,心想事情黄了。

具有地利人和的李超人,现在又占尽天时。

不料事情又有变化,彭定康对香港当局大动干戈,撤换了一批议员,使李嘉诚在香港当局的数载经营前功尽弃。彭定康这一招,并非针对李嘉诚,“一朝君子一朝臣”——新官上任,都喜欢提拔新人。彭定康的这一切,都是围绕他的“政改方案”而做的。

可这一招,给李嘉诚竞投9号码头抹上一层阴影。先前,与李嘉诚关系甚密的行政局议员,公开发表言论,主张宜将码头公开招标,价高者得。这与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的竞投先声,口径惊人地一致。如果这样,无人敢与掌握了百亿现金的超人较个你死我活。

与李嘉诚关系最密的议员下台,新一代行政局议员们,不再于9号码头上做李嘉诚的“御用议员团”。结果,9号码头的招标方式不再是公开招标,而是协议招标——不以价高为中标唯一标准,而是看竞投者的综合条件。

综合条件是个软指标,有很大的灵活性。不过,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的综合条件甚佳,李嘉诚亦会像昔日中标中环金钟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那样,拿出“煞食桥”(妙计)。

协议招标消息传出,各大财团蠢蠢欲动。李嘉诚自然跃跃欲试。

结果,“超人”败北,香港当局将9号码头的四个泊位,批给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等财团兴建经营。

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李嘉诚已经尽了自己的人事,横出变故,只有另做努力。

9号码头,“超人”落马,是彭定康有意与李嘉诚过不去吗?

1991年,彭定康任英国保守党主席期间,李嘉诚曾向保守党捐赠一笔大额竞选资金。彭定康即使不投桃报李,也不至于恩将仇报。因此,李嘉诚能在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庆典日,很顺利地邀请彭督亲莅庆典,并视察葵涌。其后不久,彭定康邀请李嘉诚进入“总督商务委员会”,李嘉诚婉谢后,结果让其子李泽钜进入总督商委会,成为最年轻的委员。此事全港哗然,亦成为臆事者认定超人与彭督关系非同寻常的佐证。

然而,舆论普遍认为,香港当局确确实实有意削弱李嘉诚在货柜码头的垄断地位。

按国际通则,一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达五成以上,则可认定处垄断地位;若在70%以上,则是高度垄断。经济学家及法律专家均认为,垄断不利于产业的发展,亦会令政府管理失控,处垄断地位的厂商可垄断价格,因无竞争对手或对手太弱而不思改革经营与提高技术。

香港当局对非得实行垄断的行业(供水、供电、供气等)实行专利管理,控制价格,而对其他行业则允许并鼓励自由竞争。香港当局未像其他国家和地区那样制定反垄断法(该法核心是遏制处垄断地位一方的发展,扶植较弱的一方),香港当局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

但它在行使有限权力之时,“均衡”是其抉择的因素之一。

读者所熟悉的最典型的例子,属卫视与无线之争。香港当局在制定新条例之时,既不偏袒李嘉诚,也不优惠包玉刚。最后出台的条例,虽未满足双方要求,却照顾了双方的利益——为双方所能接受。

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垄断香港市场,遭到欲夺9号码头的各财团的抨击。他们的“利己”观点在工商界、舆论界及香港当局中很有市场,有议员说:“经验与财力不是首选条件,如是这样,当年选择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商,就不该是毫无在中区发展物业实绩的小地产公司长江实业。”

香港当局在选择9号码头发展商时,首先就把李嘉诚排斥在外,另选实力与长实系相当的财团——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这又是一种平衡。

一位财经分析家说:“凯瑟克家族雪洗了当年痛失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权的耻辱,李嘉诚成了纽璧坚第二。不过,两者失利的缘由不同。置地号称中区地王,实则上拥有的地盘物业,不及一成,纽璧坚是大意失荆州。李嘉诚控有货柜码头的七成,算是真正的霸主,超人失利,非本人努力不够,故仍可歌可叹。”

李嘉诚之输,错不在他,而在于他的垄断地位。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反垄断都是政府干预商业的强制手段之一。

对于大商人来说,只要谋事,暂时有无胜局并不重要,关键是取决于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