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成大事者，一定要在艰苦环境中磨炼心智，因为这样才能更坚强。有些人之所以在竞争中被打败，原因之一正在于不能如此。
对于李嘉诚来说，他在艰苦环境中磨出了心智和眼光。在他的潜意识中，心智和眼光是做商人的两大秘器，因为商家的心智可使人变得思路开阔，富有远见卓识；商家的眼光应当是敏锐的，能看到潜藏的各种商机，从而做到先人一步。当然商家的眼光是需要不断训练的。
李嘉诚的舅父庄静庵是香港钟表业的老行尊。今日有关香港钟表业的著作，莫不提及庄氏家族的中南钟表有限公司。
庄静庵幼年在潮州乡间读私塾，小学毕业后，像众多的潮州人一样离家外出闯**。他先在广州的银号当学徒，渐渐晋升为经理，后独立开业经营批发生意。
1935年，27岁的庄静庵来香港闯天下。那时香港还没有钟表工业，钟表皆是瑞士等国的进口产品，经销商大都是洋商。庄静庵涉足钟表业，从最简单的产品做起。他在上环开办了一间山寨式工厂，生产布质、皮质表带，交给港九的钟表商代销。庄记表带质优价廉，深受代理商和消费者欢迎，生产规模日益扩大，产品还销往中国内地。
20世纪40年代初，庄静庵兼营钟表贸易。购入瑞士钟表，销往东南亚各国。50年代，庄静庵正式介入钟表工业，渐成香港最大的钟表制售商。
姐姐庄碧琴带领全家投靠庄静庵。一家人风尘仆仆，面黄肌瘦，衣衫破旧。庄碧琴要李嘉诚和弟妹们叫舅父。舅父做梦也不曾料到，眼前这个额头高高，瘦骨伶仃的少年，日后会做出比他更惊天动地的业绩。
舅父是小学毕业即当学徒，白手起家独立创业而渐渐富起来的。舅父的创业经历无疑会给少年李嘉诚很大的影响，它起码让李嘉诚明白，苦难并不可怕，身无分文也可创业。
潮州人在香港，大多经营米铺、酱园、餐馆、土杂山货铺。庄静庵并不满足眼下的业绩，他要不断地扩大规模，资金分外紧张，家庭生活仍是小康。姐姐一家的到来，无疑会成为庄家的负担。庄静庵未表露出丝毫不快，腾出房间让李家住下，设家宴为姐夫姐姐接风洗尘。
庄静庵问了老家的近况，然后介绍香港的现状。他劝姐夫不要着急，安心休息，逛逛香港的街市，再慢慢找工作。
“香港时时处处都有发财的机会，就怕人懒眼花，错过机会。潮州人最吃得苦，做生意个个是叻仔。好些目不识丁从潮州乡下来的种田佬，几年后都发达了起来。”
庄静庵未提起让姐夫李云经上他的公司做职员，这是李云经夫妇不曾料及的。也许，庄静庵认为李云经年龄比他大，不便支使管理。庄静庵在商言商，决不把公司人事与亲戚关系搅和在一起。
李云经长期生活在传统伦理氛围中，他明白这是商家通常的做法，但在感情上却不那么容易接受。庄碧琴欲去质问弟弟，被李云经制止。他不想给妻弟添太多的麻烦，来香港投靠妻弟，已是万不得已。
李云经第二天就出去找工作，但四处碰壁。他心中泛出一股失落感。在家乡，他是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一切都颠倒过来。拜金主义盛行，钱财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没有人向李云经请教古书上的问题，更没有人夸奖儿子嘉诚吟诵诗文的出众禀赋。不惑之年的李云经，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庄静庵异常的忙碌，没日没夜，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初时，他经常来看望姐夫一家人，问寒问暖。渐渐的，他来的次数愈来愈少，有时，几天不见他的人影。庄静庵对自己家人亦是如此，他无暇也无闲情逸致，与家人安安静静相聚一堂，或外出看戏郊游。
生意冲淡了家族气氛及人际关系。李嘉诚稍大时，庄静庵深有感触道：“香港商场，竞争激烈，不敢松懈懒怠半分，若不如此，即便是万贯家财，也会输个一贫如洗。”
除舅父这门至亲，父母在香港还有不少亲友同乡。他们来看望李家一两次后，便杳无音信。潮州人在异国他乡，以团结互助著称，故能发达。其实，“帮衬”是有限的，潮籍富翁，无一不是靠自己的勤俭和毅力，搏命搏出来的。
少年李嘉诚辞去茶楼的工作，去了舅父的中南钟表公司。
他已经熬过最艰辛的一年，老板给他加了工钱，他能够像其他堂倌一样，轮流午休或早归。茶楼工作出息不大，但他感谢茶楼老板，老板成全了李嘉诚养家的基本愿望，给予他极好的人生锻炼。
李嘉诚进了舅父的公司，舅父不因为李嘉诚是其外甥而予以特别照顾。李嘉诚从小学徒干起，初时还不能接触钟表活，做扫地、煲茶、倒水、跑腿的杂事。李嘉诚在茶楼受过极严格的训练，轻车熟路，做得又快又好。开始，许多职员不知李嘉诚是老板的外甥，他们在庄静庵面前夸李嘉诚，说他“伶俐勤快”，“甚至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他就会主动帮忙”。
李嘉诚进中南公司的目的，是学会装配修理钟表。他利用打杂的空隙，跟师傅学艺。他心灵手巧，仅半年时间，就学会了各种型号的钟表装配及修理。
庄静庵对少年李嘉诚刮目相看，将李嘉诚调往公司属下的高升街钟表店当店员。
李嘉诚在茶楼，已学会与人打交道；进中南公司，经过装配修理的学习，对各类钟表了如指掌。他很快就掌握了钟表的销售，做得十分出色。这个高升店年纪最小的店员时刻关注钟表业的市场信息，经过半年的观察和分析，李嘉诚对钟表业的现状和未来有了成熟的看法。
做了一年的钟表匠后，17岁的李嘉诚突然辞别舅父庄静庵。临行前，他对庄静庵就香港钟表业的前途做了一番今天看来依然堪称大商家眼光的分析。
瑞士的机械表生产技术炉火纯青，世所无敌。其时，日本人避其锋芒，瞄准空档，抢先开发了电子石英表的新领域。世界钟表市场便形成这样的态势：高档表市场为瑞士人独霸，中档表市场为日本人独步。这样，中低档表市场就是可开拓的空档。李嘉诚建议舅父迅速抢占这一滩头。
历史已经证实，后来的香港钟表业就正如李嘉诚所预言，以价廉物美的中低档表迎合中下层顾客的需要，成为世界继瑞士、日本外的又一大钟表基地，中低档表生产成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之一。
可惜又所幸的是，商业天才李嘉诚志不在此。后来，庄静庵的中南钟表公司成为香港钟表业界的巨擘，这其中是否与少年李嘉诚的建议有关联，就无从考证了。但不管怎样，李嘉诚此时的商业眼光已经具备了大家风范。
人人都会遇到生活的重压，有些人由于适应不了而失败，有些人则敢于挑战，赢得成功。
1943年，李云经英年早逝。在经济上，他没有给李嘉诚留下一文钱，相反，却遗下了一副家庭的重担。但李云经给李嘉诚留下了终生受益的丰厚遗产——如何做人的道理。生活重担与做人的道理，在李嘉诚的商业生涯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李云经临终前，哽咽着对李嘉诚说了两句话：“阿诚，这个家从此靠你了，你要把它维持下去啊！”“阿诚，阿爸对不起你……”
父亲教给李嘉诚丰富而珍贵的做人道理。比如“贫穷志不移”；“做人需有骨气”；“求人不如求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失意不灰心，得意莫忘形”；“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等。父亲的熏陶和遗训，李嘉诚永志不忘，并延展为从商的准则。李嘉诚是有口皆碑的儒商。
有人说，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大相径庭，水火不容。作为商界巨子的李嘉诚，却能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成一体。在物欲横流的商业社会，他体现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传统美德。
在生活的重压中所掌握的做人处世之道，对于李嘉诚以后生意上的意义也许是间接的，是战略性的，但比直接的战术性的赚钱更具威力。因为这样的赚钱术不是一桩两桩的生意，而是连绵不断永无穷尽的生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