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作为我国唐代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更是中国文学史上颇负盛名并且影响十分深远的诗人、文学家，素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他不仅在文坛有很高的地位，在朝廷也曾受过重用，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稹合称“元白”。他以讽喻诗见长，针砭时政，揭露社会的黑暗，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然而一心为国、敢言直谏的他却遭到了贬谪，这不禁使他倍感寒心，躁乱的内心交加着愤怒。想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于是他“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虽然依旧忧国忧民，但早已是消极了许多。

在白居易所生活的70余年里，正值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各种矛盾冲突急剧发展的一个时期，更是唐王朝逐渐走向衰微的时期。整个社会现实所凸显的错综复杂，都能够在白居易当时所作的诗作中得到十分全面的客观反映。白居易笔下的政治讽喻诗，毫不夸张地说能够把当时社会病态的症结所在几乎全部地呈露在他的笔底，另外以《长恨歌》、《琵琶行》等为代表的一些长篇的叙事诗则曲折离奇更有着自具首尾的细致情节的描写和更为完整而鲜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且其在语言和音调上也显得特别流畅匀称、优美和谐。白居易生不逢时，他所生活的时期虽然安史之乱早已平定，但是存在着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宦官专权的社会问题。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白居易心酸但是无奈，仅凭他一人根本无回天之力，躁乱绝望至极之时，便以“独善其身”作为自己的归途。

白居易出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年少时因躲避战乱而颠沛流离数年。早年得志涉身宦海，他为官的生涯中以44岁被贬为界，分为了前、后两期。前期的他兼济天下，而后则是独善其身时期。那一年朝中大臣无故惨死，而面对如此重大事件，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纹丝不动、保持镇静，毫不急于处理。白居易热心于国事，十分气愤，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如此一来，早对白居易讽喻诗心有不满的宦官旧官僚便借此以各种理由把白居易贬谪为州刺史。这件事给了白居易沉重的打击，于是便有了这句“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的慨叹之词。直到唐穆宗即位，穆宗惜才，把满腹经纶的白居易召回了长安，先后做了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尽管如此，他看到了当时朝野的混乱，朝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加之穆宗政治荒怠，根本不听劝谏。在万般无奈之下，白居易极力请求外放，由此之后虽然官越做越大，但都是闲官。比起曾经那个兼济天下的时期，他显得消极了许多。即便如此，他毕竟曾是一个有所作为、积极为民请命之人，他此时也依然流露出了忧国忧民之心，做了不少利于人民的好事。

白居易在受人垂青之时做到了当仁不让，他把造福天下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但是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远远达不到的，万般无奈加上胸中有智慧而无用武之地的躁动与怨气，白居易愤然地离去了。在他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势力之后，韬光养晦，更是寄情于山水之间，由此真正地做到了宠辱不惊。即便如此，他的心中是心系政治更是心系人民的。在半官半隐中，他致力于为百姓谋福利，以此来缓解朝廷的压力。正如他所言：兼济天下而为官，无一日快乐；独善其身而自为，终身不会苦闷。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信条，在白居易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后期的白居易是一个非常重视个体自我的存在、自我生存的权利，更看到了生命的价值，这使他放下了那些无谓之争，重视个人的独立自由及其个性并不应该被看做历史的倒退，而是一种进步，这符合人的本能要求。对于这样一个敢怒敢言之人在乱世之时难以有所作为，反而充满不测之危忧，远离那个明争暗斗、散漫的朝廷，无疑也是一种可取的避祸的做法。并且在平静的生活环境中，自己的身心都可以得到平静，致力于他认为有意义的为人谋福的事情，同时也潜心研究诗词。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去批评白居易的消极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要求他坚守于长安，还是以他以前的处世方式应对一切，那只能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牺牲品。但是如此一来，历史上就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诗人，未免也太可惜了。

拥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是每个人所必需的，当集体的利益违背了个人的利益时，毫不犹豫地选择维护集体是正确的选择。但是，人们也应该量力而行，去做无谓的牺牲同样是一个不负责任的选择。一味地跟随自己发热的头脑或是意气用事冲动地去做出选择，逞匹夫之勇，绝大部分代价会高于成效，应该有着一个不骄不躁的心态，权衡利弊稳妥地做出选择，保存实力，积极地发展自身的优势，进退自如，宠辱不惊。这样才能成就事业，得到一个健全的人生。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唐·李忱

“今到白氏诗句出，无人不咏洛阳秋”。

——唐·徐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