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游戏 快乐或者疼痛

依然记得，因为捉迷藏，我要藏在一个绝对隐秘的地方。于是，翻过一道矮墙，掉进了一户人家的茅坑里。没有人能够想象到我的狼狈。明亮的月光，晃动着我扭曲的影子。我拼命地跑，跳进曲峪河里，**着，用河水冲刷衣服和鞋上的污粪。好在，那是夏天。

第二天，伙伴们诧异地问我：昨晚你藏在哪儿了，害得我们到处找？我挤挤眼回答：保密。

游戏，要依附一个载体，于是，儿童的躯体，就充当了游戏的广场。游戏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自由地打开身体的枝节，享受谷苗拔节一般的快感。滚铁环，斗蛐蛐，摔四角，捉迷藏，压摞摞，顶牛，踢瓦，打尜，跳崖，上树……那些游戏，像整装待发的碾压机，一声令下，轰隆轰隆，驶向我们体内疏松的土壤。那时,我们把捉迷藏叫藏猫猫，一个孩子，或者几个孩子藏起来，让黑暗吞没。更多的孩子，像捉俘虏一样四处搜寻。相对而言，扮演俘虏的角色更具**。压摞摞，是夏天的游戏项目。我们从老远的地方一起蹦上麦草垛，翻跟头，打滚，叠罗汉似的一个压着一个。柔软的麦草，丝毫不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伤害。

冬天里有个游戏：挤热窝。这是排除寒冷的方法。乡下，很少有抵御寒冷的衣物。除了土炕，寒冷随时随地都会袭击我们的身体。但我们不满足土炕那样窄小的空间，就到房檐下拥挤身体。土墙是一面巨大的遮挡，几个孩子，或者更多的孩子，缩小自己的身体，相互碰撞。如此，可以产生热量。

那时，城里的孩子弹玻璃球，我们弹杏核。趴在地上，用中指把杏核弹进一个个预定好的土坑。那样的过程，类似于现在打高尔夫球的运动。城里的孩子玩拍画片，我们玩摔四角。四角，用纸来叠。废纸用完了，就用报纸，或者用课本的书页。往往是，书还没读完，课本已经撕完了。撕课本，是一个冒险的行为。要是被家长或者老师发现了，免不了遭受皮肉之苦。

吸吸鼻子，我嗅到醇厚的泥土味。譬如踢瓦，打尜，还有上树。随便一个角落，都可以捡拾到残碎的瓦块，用树枝在地上画几条线，形成格子，一只腿弯起来，一只脚把瓦块踢进一个个格子里。折下一截树枝，用刀子切成手指长。两头尖，中间大。我们把那东西叫“尜”。地上挖个渠槽，用一片窄薄的木板支着尜，木棍一点击木板，尜就跳起来，用棍子击出老远。房前屋后，到处都是树。白天，大人不许我们爬树。可是，大人禁止的，却是我们向往的。要是有月光，树就沉寂在安详中。我们溜出家门，相约着爬树。谁爬得高，谁就赢了。

父辈的血液中，循环着泥土和庄稼的气息。日复一日的劳作，将他们变得跟泥土里的植物一样，并不在意生长的过程，只是满足收获的喜悦。我们孩子就不能承受这种单调。离开了游戏，一个人很难拥有完整的童年。是游戏，拯救了我们，使我们的生长过程，填满了快乐。游戏，是对身体的解放，能够挽救不够安分的灵魂。

偶尔，也看到现在的孩子玩游戏。那些游戏，被装在游戏机和电脑里。仿佛，游戏的主体是影像里的人或动物，而孩子，成为游戏的客体。游戏的道具，演变为孩子们的手指和大脑。关于游戏的定义，是要重新解释么？

扭曲的游戏，让我皱眉。所以，我的思维，不由自主地回到我们经历过的游戏。

我想说一种鹐仗的游戏。因为，它曾承受过一个伙伴心灵的疼痛。记忆的碎片里，他的头发凌乱着，一如坟地里的荒草。他的肤色，离开游戏的滋养，像冬天蜡黄的萝卜。

鹐，本意是尖嘴的鸟啄食。所谓鹐仗，是用双手扳起右脚(一般是右脚)盘在左膝上，左腿站地，右膝盖形成鸟嘴攻击对方。这种游戏是男孩子的专利。一群孩子，分成数目对等的两组，相互对鹐，一方全部倒下，另一方才能取胜。成长着，就到了少年。精力过剩，时间充裕，又学不会静静地思考，就盘起腿鹐仗。街巷里、教室外、操场上、台阶下，到处都是鹐仗的战场。老师、家长们并不干涉。他们眯着眼，蹲着观看，就是自己的孩子被鹐倒，他们也不去扶起来。

“娃娃要长大，绊个七八下。”乡下人自然有他们的逻辑。

虎顺，个儿低矮，精瘦麻利，是鹐仗的高手。他起跑的速度，攻击的力度，跳跃的高度，我们无人能及。蓄势时，他猫着腰，眯着眼，绷紧嘴唇。他的绝招是“挑”，冲过去，膝盖顶在对方的盘腿下向上一挑，对方仰面朝天倒下。他的膝盖骨尖硬，钢铁一般。大多时侯，对手见他腰一猫，眼一眯，便被摘了胆子。

在儿童的世界里，虎顺有资格胜任领袖的角色。可是他，却总是回避。他不喜欢说话，不习惯发号施令。麦收后，邻村周堡的孩子们率先亮剑，要和我们在两村的地畔进行一场鹐仗决赛。两村的地相隔着曲峪河。平时，周堡的孩子和我们一起捕捉河水里的鱼儿、蝌蚪、青蛙、螃蟹……可是那天，我们必须为荣誉而战斗。烫热的阳光里，双方相约推举一名“领袖”商谈比赛的规则。我们村推举虎顺，可他羞红了脸死活不干。退缩，不由自主的退缩。天良瞪一眼虎顺，胸脯一拍，如同长坂坡上的猛张飞一样大吼一声，腾跃起身子，跨过了曲峪河。在经过一个谈判的仪式后，决斗开始。没有什么恩怨，只是为了荣誉，为了打破庸常的秩序。一声哨响，激战开始。这是一场关乎着村子荣誉的战斗，自然无人懈怠。激战中，双方不断有人呻吟倒地。最后，我村只剩下天良一个，无法抵挡周堡四五个人的围攻。我们村输了。环顾左右，不见了虎顺的影子。有人目击，虎顺在击倒周堡一个孩子后，见那个孩子倒在麦茬上鼻子流血，便仓惶逃跑了。“叛徒！”我们咬牙切齿。如果虎顺坚持到底，胜利无疑是我们的。

孤独和沉默，从此成为虎顺成长的主题。游戏，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却能影响我们的成长，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是要用代价偿还的。天良以领袖自居，命令我们朝他吐唾沫，把他清除出游戏的行列。在唾沫星子里，他总是垂下头，穿梭在往返学校和拔猪草的路上。这是一种精神的惩罚。他的头颅，被过多的忧郁囚禁着，像沉甸甸的谷穗。我想，他心里一定很苦。但是，可怜，同情，只能藏掖在心里。相比较，集体的荣誉更为重要。拒绝他，就是捍卫这种荣誉。十年后，恢复了高考，虎顺被西北大学录取了。昔日的伙伴这才意识到他们犯过一个幼稚的错误，哪有脸面去送别他。他呢，也就没有回头，默默地走出了村口。

由于天性的原因，女孩子和男孩子玩的游戏不同。男孩子玩的时候，女孩子有时围着看，她们羡慕男孩子的玩具，比如木头手枪。一群女孩子，尾追在男孩的身后叫哥哥。无非，她们想摸摸那把枪。女孩子喜欢蝴蝶、蜜蜂、蜻蜓这些轻盈的昆虫。因此，她们的游戏，是**秋千，踢毽子，跳皮筋，丢手绢，滚沙包，抓蛋儿。那些游戏的道具，伴着目光的眩晕，跳跃，旋转，宛如日本童谣《问雪》里的句子“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女孩子的玩法，男孩子不屑一顾。可是我，却有一段和女孩儿抓蛋儿的经历。现在回味，心里还有点痒痒。

蛋儿，是把溜圆的石子用一块花布裹起来，裁制成袋。有时，找不到溜圆的石子，就用瓦渣、烂瓷缸片等磨制。还有的用杏核、桃核替代。玩的时间长了，果核光滑发亮。玩法是，蛋儿摆在地上，念一抓一，念二抓二，依次类推。抓时不能撞动其它蛋儿，也不能多抓或少抓。

蛋儿的上抛和下落，具备着某种**，我不自觉地加入了女孩子游戏的阵营。女孩子玩输了，不像男孩子用中指弹额头，而是用食指在脸上羞。我十二岁了，刚刚告别了两小无猜的年龄。羞女娃或被女娃羞，会让心灵凝固在一个模糊的想象中。

男孩子的游戏，没有口歌的伴奏。而女孩子，一边抓蛋儿，一边念抓蛋歌。那口歌，完整的版本是这样的：

咱叫摩，引娃婆，引娃姐，倒银河。

咱叫两，鸡叫广，广围城，鸡叫鸣。

咱叫三，来搬砖，搬不过，把手剁。

咱叫四，拉咯吱，咯吱响，咱出场。

咱叫五，敲金鼓，金鼓金，叫银银。

咱叫六，一把抠，抠渠渠，种豌豆。

咱叫大，卖俩娃，没卖过，要个馍。

三字组合成句，带有古典的气息，像是聆听宗教的音乐。口歌，是以方言为基础的。没有方言的铺垫，很难进入其中的境界。那首口歌中的“咱”即我，“摩”是一，“大”是七。从一抓到七，按规则抓完。可我总是笨脚笨手，不是速度慢，就是抓时撞动了其它蛋儿。我盼着让女娃娃用手指羞。莫名其妙的，她们就抱在一块傻笑。

我擅长念口歌，节奏和韵律也许都有味儿，很招女孩子喜欢。她们抓蛋儿时，让我念口歌。那天，我念完口歌，一个叫芳芳的女孩突然在我脸上亲了一口。霎那间，时间凝滞在无比美妙的感觉中。芳芳留下的唾沫像一团火焰，让我的脸颊火烧火燎。芳芳尖细的鼻梁上方，镶着两颗明珠，映出我尴尬的样子。

女孩子来劲了，把我和芳芳往一块推，拍手唱道：“两口儿，亲嘴嘴。亲嘴嘴，倒沫沫……”

“倒沫沫”是不停地咽唾沫。它是性饥渴的外在表现。这意思我成人后才明白。可那时的女孩儿怎么知道呢？

芳芳忽然捂着脸哭着跑了。她的背影在风中摇晃。她为什么要哭？我迷惘着。以后，只要我在场，芳芳就不来玩抓蛋儿了。自然，我自觉地退出了女孩们的圈子。然而，那个初吻，却像一颗幸福的种子，播种在我的心田。但是，它缺少水肥和阳光（总是阴郁的日子），终于枯萎。二十岁时，芳芳出嫁到王寨。出嫁前一天，我正给麦地拉粪，她等在村口，见我拉着粪车过来，她有点伤感地说：“你再给我念一遍抓蛋歌好吗？”

时光不会回复，我没有心境念诵那首口歌了。于是，就低垂着头。乡村的风中，残留着芳芳曾经遗留在我脸上的唾沫的清香。一种韵律，只能在回忆里缓缓流淌。

和游戏的告别，预示着身体发育的成熟。一个个游戏，凝固成梦。然而，总有些无法抹去的细节，潜伏在心灵的底部。曾见过一张题为《黄土欢歌》的图片，想起了这样一幅画面：光秃秃的黄土坎上，没有一棵草，只有一棵歪脖子的桑树。男孩子脱掉上衣，挂在桑树的枝上，然后闭上眼，鸟一般张开双臂。这样跳下去，会有种飞翔的感觉。随着一声“跳”，孩子们一起从向土坎下跳去……那个游戏的名字叫跳崖。之所以铭记它，是因为，在一次跳崖时，我扭伤了脚腕，好多日子没有去学校。所有关于游戏的记忆里，唯有那次，让我感到了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