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
十岁那年发生的一个事件关乎到我的生命。现在想来，那不过是虚惊一场。
刚调来教音乐的男老师姓王，满脸坑坑洼洼的麻点。他不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叫他“王麻子”。那天下午放了学，我们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王老师。他在前边走着，穿着一双白球鞋，走步的姿态极优雅，让我们瞧不顺眼。在我们的想象中，他那么丑，应该像鸭子一样一摆一扭地走，想不到会像骡驹般欢快。不知谁起了个头，我们一起吼起：
“王--麻--子，大--妖--怪--”
我们一边喊一边用土坷垃砸他的背影。王老师扭过头，眼里的光线凶恶地射过来。他弯腰在路边拣起一块半截砖，朝我们气汹汹奔来。我们一轰而散，在玉米地乱窜。我矮小跑得慢，被王老师扑倒在地里。王老师骑在了我身上，模样狰狞。那一刻，地里秋虫的叫声嘎然而止，像是死亡前的肃穆……王老师扬起了半截砖。凭感觉我知道那砖砸在我的头上足可以让我的脑袋开花。地面发烫，我浑身冰凉。这个身子很快就不属于我了。我的泪水长流，不由自主地叫了声爷爷。叫爷爷是我的本能，那是乡下人乞求生命较为有效的方式。
寂静，漫长的寂静，淹没了我此前所有的记忆。突然我的耳朵烧疼，王老师拧着我的耳朵说起来起来起来。他把一个思考了很长时间的词连着说了三遍。秋虫试探着鸣了几声，发现没有危险又一起合唱起来，此起彼伏。我睁开眼时，王老师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杀气。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一声长叹，手中的半截转砸向了他穿的白球鞋。我起来没命地跑，生怕他忽然间变了卦又骑在我身上。
猛然一回头，王老师的腿鸭子似的一瘸一拐。
那年，我在庞光镇小学上三年级。
上王老师的音乐课，我们喜欢搞一点小小的恶作剧。他教唱《大刀进行曲》，右臂扬起，五指松散地伸开，“唱”字落地，该我们齐声唱了，却一片鸦雀。三番五次，王老师生气了，高声责问：“你们还唱不唱了？“唱--”全班齐声回答。“那好。”王老师的手又一次扬起来，“预备，唱！”他提高了嗓门。我们有气无力地哼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王老师手臂向下一挥，“停停停！你们没吃饭？日本鬼子侵略我中华民族，大刀呢，就应该这样举起。”他瞪着眼，又猛一抬臂，手掌笔直地向下砍去。“咔嚓，鬼子的头就西瓜蛋儿似的落下。”涉及到民族仇恨，我们自然义愤填膺，不等王老师指挥，使出吃奶的劲，“大刀向--”唱完，王老师双臂高扬，“再来一遍。同学们，这叫什么？这叫昂扬！”一个词改变了王老师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哪一天如果有音乐课，同学们不免有些期待，“今天又要昂扬了。”
王老师脸上的麻点不那么丑了。
记忆常常无法十分完整和准确。大约是我们上五年级时，王老师调到了县文化馆。他走的那天，学校里的阳光晒得我有些头晕。我迷迷糊糊跟着同学去送王老师。在学校门口，王老师说了好多话，我只记住了一句：“人啊。啥时候都要挺直腰杆。”那句话说完，王老师望了望天。那当儿，我却在瞧他的喉结。它一上一下蠕动着--王老师好像在咬牙咽唾沫。生活给予人的感受有时说不清，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可能贯穿生命的整个过程，让心境柔和或者颤栗。
王老师摸摸这个的脑袋，拍拍那个的肩膀。到我跟前，他仿佛想起往事，手在我的脸上拍了几下。“还跟我记仇不?以后要有出息，再也不要把谁叫爷啦。”
多年后我才明白，我十岁那年在玉米地的那声爷爷并没有让王老师感到伟大。相反，他为自己失去理智的举动羞愧。怪不得，他用半截砖砸了自己的白球鞋。
施校长
不久，学校有点乱。老师顾不上管我们，我们也不用在教室上课了，像脱缰的野马自由奔逐。墙上贴出了标语和粗壮的惊叹号。校园弥散着浆糊的气息。今天说某个老师是反革命，明日又宣布某某是大右派，校长更倒霉，在他的名字上打个“×”，后面是“走资派”三个黑糊糊的字。
孩子们讨厌墨守成规，那些日子便成了我们的节日。
校长姓施，名字怪怪的：景轩。周一早上，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上，听他在台子上讲话。他不念稿子，背着手，扬着头，有时就眯着眼在天空寻找什么。大多时候天上啥也没有，偶尔的一只或一群鸟儿会牵引着他的目光。古今中外的人和事他什么都知道，头悬梁，椎刺骨啊，司马光砸缸啊，孔融让梨啊，引吭高歌啊，苹果落在牛顿的头上啊……他的脑袋圆圆的，像装满知识的仓库。
他不在台上时总是笑眯眯的，有一些我后来见到的菩萨的气息。但那时我们怕他。怕他问我们的名字，问我们的学习成绩，或者抚摸我们的脑袋……一见他远远走来，或是在那个墙角拐弯处冷不防撞见他，我们比兔子跑得还快。
很快，他变成了“死校长”（施和死在我们这儿同音），站在操场的台子上让人批斗。曾经在台上巡视天空，训示学生的校长突然间变成被别人**的玩物，让孩子们开心。年幼的心灵渴望刺激，幻想着一些被颠倒的秩序。调皮捣蛋的男生模仿着施校长在台上的样子背手扬头，装模作样地看天，然后一起拍手，跺脚，叫喊，把那个“死”字喊得响亮而悠长。我受到感染刚裂开嘴，眼前突然闪过王老师一上一下蠕动着的喉节。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咽了口唾沫把那个“死”字咽回肚子。施校长脾气犟，从不肯在台上低头，嘴角还有一丝冷笑。看不到施校长服服帖帖的样子，孩子们很是失望，呐喊声渐而消失。那天，不知从那儿来了些五大三粗的人，扭着胳膊把施校长押上台，按下他的头。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征服一个人的精神，摧毁他的意志。施校长头虽大，身子骨却瘦弱，脖子上又挂着木牌，是用拉粪车的档板做的（我们这儿叫“粪把”）。施校长反抗着，不肯低头，那些人就把他按倒在台子上。那些人以为施校长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就让提前组织好的教师和学生上台子批判。谁料，第一个人刚走上台，施校长却又爬起来，昂起了他的头。
他高扬着的头像只斗败了对手的公鸡，鼻梁上还带着血迹。那一幕让我目瞪口呆。在四十年的岁月隧道中，有时四周是那样的黑，我觉得自己快要迷失了时，一个闪光的头像就从眼前化出--那足以照亮我脚下的轨道。
“死景轩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那些人愣了半天，才挥起拳头吼叫，宛若草驴饥饿时的怪叫，其中一个人用拳击般的姿势击中了施校长的胸肋。施校长扭了一下身子，仰倒在台子上。那一瞬间，整个操场的阳光似乎短路了，我的目光陷进深渊中。我惊讶地发现，刚才还幸灾乐祸的学生们的脸都在扭曲，变形--毕竟，本质上他们是善良的。
施校长倒在台上时发出一阵轰隆的巨响。像常在电影中听到的飞机坠毁的响声。只不过，那时是响在一个十二岁孩子心灵中的。我对那个时代的记忆，是从那声巨响开始的。这或多或少影响了我的性格，让我对对热闹的景象有点麻木。那一刻，会场乱了。学生如鸟兽般惊魂四散。从喜悦到惊惧，过程如此短暂。这是那个年龄的孩子接受不了的残酷。
记忆中残留着一些片断，那个瞬间我一口一口地咽着唾沫。我的唾沫在胸腔聚成一面汹涌的水面，又化成泪水，从眼眶奔涌而出。
江群群
初中没怎么好好念书，就到了高中。我们成长的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在我的履历表上，中学那一栏应当填上四个字：欢声笑语。看着现在那些心事重重锁紧眉头的孩子，我真的有点怀念昔日的时光。有时笑自己：你呀，真傻……高中的课程是到河滩砸石子，在稻田拔草，在地里拾棉花，拾满一担笼倒在阳光下晾晒。秋场上白花花一片，像白云翻了个跟头落在地上。要不就是割草，锄玉米，拣谷穗。各班办起了工厂，勤工俭学。整天热闹非凡，不知道什么叫寂寞，连唱的歌儿都铿锵有力：“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
那是《红灯记》中李玉和的唱段，我们摆着李玉和出场的架势，特别是江群群，头发还一甩一甩的。他长得帅，嗓子亮，且拥有全班无人能及的高度。学校排演《红灯记》，他饰李玉和。
江群群在许多场合都有杰作。学校开运动会，他就拿了百米第一和跳高冠军。许多女同学因为他心神不宁。那时思想还封建着，但不影响爱情的发芽和抽穗。大脑闲着没事，一些女同学就想出了办法。先是用眼神传情，后来偷偷朝江群群的书包里塞个馒头和几两粮票（那时学校有灶，但只供稀饭。我们就从家里带馍），外带一张纸条。上面的话也无聊，“你演得真个好！”“你的头发真好看！”“漂亮的姑娘真爱你!”惊叹号后头署的名字羞答答的，挤眉弄眼地连在一起。
班上唯有一个女生对江群群冷若冰霜。她是市民娃，父亲在县体委工作，她随母亲下放落户到我们公社的焦东大队。她长得白净，体形苗条，嘴角有一个圆圆的黑痣，惹男同学眼馋。但她不苟言笑，上学和放学的路上也不结伴，忧郁得如一块冰。那时，我们不理解那就是孤独。没有人敢接近她，傻乎乎的目光只能迷茫在她的背影上。
她叫孙静茹。那名字对我们男生也有磁性。
飞得再高的飞机也要着陆。江群群的目光在天空滑翔过后，终于降落在孙静茹的背影上。在毕业前的那个夏天，他一反常态地凝视着第三排左边靠窗那儿--孙静茹的座位在那儿（他坐在最后一排）。在和长相还算优秀的女同学一一进行了感情的碰撞后，他对异性的需求尤为迫切。蓦然回首，他发现孙静茹才是真正的猎物。可是，孙静茹从来没有正眼瞧过他，从他身边经过总是低着头。江群群误以为自己伤害了她。她一定在嫉妒着那些女同学，也怨恨着他。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江群群觉得自己应该施舍给孙静茹一点人道主义的温暖，同时俘获这个冷美人的心。但是，他毕竟年轻，何况那时还没有爱情心理学方面的理性引导，他无法掌握敛约含蓄的技巧，更不懂得静穆的心灵需要一座虔诚的精神殿堂……他从孙静茹面前闪过时，如李玉和那样昂扬着头颅。让他意料不到的是，他英雄般的形象无法感动孙静茹，相反却刺伤了她心灵中固守的宁静和自尊。
这天晚自习时，孙静茹离开了一会儿，大约是上厕所。没过几分钟，江群群也出去了。嗅觉灵敏的女同学大约明白了将有故事发生，便脸贴着窗户的玻璃向外窥视。在教室旁的月光中，孙静茹躲避着江群群向她伸来烫热的双手。她低着头冰冷地说：“我不行。”
含蓄，礼貌。孙静茹快步走进灯光明亮的教室。
江群群愣了。月光像是尾随着孙静茹的身影步入教室。江群群的眼前一片漆黑。他的双臂来不及收回，便垂下了那昂扬的头颅。恍若如梦。他想不通这是这么一回事。
江群群在月光下环抱着双臂的样子后来就成为同学聚会的笑料。
一些事情，是以后才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