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肠一样的街道

秦岭是座山脉，牛头山是它的一座岭。既名曰牛头，形状是也。庞光镇离它二里远，隔着牛的脖子和胸脯，它应该是牛的肠子：扭曲、狭窄、悠长。站在牛头山上俯视，黄昏，一缕缕炊烟从一户户人家的烟洞里冒出来，宛若小镇纤细的脉搏，又仿佛是黄昏的抒情曲。小镇的宁静和淡泊，都写在炊烟的脸上。

牛头山下，曾经是汉武帝时期的上林苑，开始是狩猎，后来就成了太子、大臣、妃子们游乐的场所。《汉书?旧仪》载：“苑中养百兽，天子春秋射猎苑中，取兽无数。其中离宫七十所,容千骑万乘。”后来，打开了秦岭到陕南的通道，这儿渐渐形成以庞光镇为中心的山货集散地。从这儿穿越秦岭，一条路过柞水通安康，一条路过商洛达湖北十堰，一条路经宁陕到汉中。清末、民国时期，镇子的街巷里积满了药材、兽皮、木材、山果，行人很难通行。供销社和戏楼间的空地，以及镇子东口的高山庙前，是做大户买卖的，热闹和繁华无须赘述。

镇子主街上的人家都开着店铺，檐头挂着黄色的幡旗做招牌，沿屋檐斜坡搭起廊棚，天就成了一条缝。主街的房门是板式的，晚上担负着门的职能，白天被主人卸下来作为铺面摆商品。供销社在街的中央，对面是个旧戏楼。记忆里，它只演过一出戏：《火焰驹》。后来戏楼的一间塌了，露出瓦蓝的天，就无法再演戏。它的上部结满了蛛网，还有燕子、麻雀做的窝。整个小镇，就这地方还宽阔些，仿佛一根细肠，突然在这儿憋了气，忽然鼓胀了，形成一个**状。**，音同庞光。大约，镇名的秘密，就潜伏在这儿。

庞光镇的西口极窄，是这根肠子的脖颈。两家的房斜斜盖着，两堵墙的檐头几乎挨着了。这两家，一家是铁匠铺，一家是做棺木的。这家的铁锤在敲击：叮当叮当……那家的锯子在刺耳的叫：刺啦刺啦……前者的声音悦耳，后者刺耳。冬天，我常常走进铁匠铺，那里暖和。两个汉子对面击打烧红了的铁件，你一锤，我一锤。有时，我也帮着拉风箱，让火苗跳得更高。

镇子的东口路北是小学，路南是高山庙。它们的位置都斜着后撤，仿佛一个通向肛门的肠子头。镇子里发生的故事，经由这儿排泄出来，成为历史的痕迹。

狭窄的黄泥路，磨砺着我的脚板。多雨的季节，街道的泥有一尺厚，穿雨鞋、泥屐都不管用，索性脱了鞋，裤腿挽在膝盖上蹚泥。天晴了，路干了，我和伙伴们滚着铁环，像推着一列列小火车，在一根肠子里不知疲倦地奔驰。铁环滚动时发出悦耳、清脆的声音，响彻窄街的每一个清晨，还有黄昏。

啃吃西瓜皮

天热起来时，供销社和戏楼的接壤处就膨胀起来，聚集了很多人。供销社的大门右侧，有一个西瓜摊，一牙瓜五分钱。卖瓜人是个老头，剃着光头，没留胡子，那张脸就非常逼真。我们守候在瓜摊前，等候哪个大人买瓜吃。吃完红瓤，他会把西瓜皮扔在地上。那块西瓜皮，就成了我们争抢的对象。谁抢到了，就会跑出好远，掏出削铅笔的小刀，把粘在西瓜皮上的泥土削去，再用刀切成小块，伸出舌尖舔着，张开牙齿嚼着。那狼吞虎咽的感觉，至今仍在记忆中蠕动。幸福源于一块西瓜皮，这完全是饥饿的造化。那时肚子总是饿，西瓜皮既解渴，又填饿，实在是好东西。

有一些情节和细节在记忆中挥之不去。没有大人来卖瓜时，老头就抱起桌下的木匣子，打开按钮听秦腔，边听边摇脑袋，冷不丁也跟着吼几声。正听得兴趣盎然，一群苍蝇围着切开的西瓜转悠，叮着红瓤嗡嗡着飞。卖瓜的老头恶毒地骂着，一手抱着木匣，一手扬起芭蕉扇挥赶。他挥动扇子的姿势不是左右摇摆，而是转着圆圈，苍蝇也绕着他的扇子在做圆周运动。老头不赶我们，用脚把西瓜皮踹到我们跟前。看着我们争抢。有时他就偏心，用穿着圆口布鞋的脚把西瓜皮踢到我跟前。因为别人叫他大爷，我叫他爷爷。大爷和爷爷的味道是不一样的。爷爷带有亲情，大爷仿佛有着一层隔膜。黄昏，夕阳的影子将我的“爷爷”在一根肠子里扭来扭去。先是扭过杨家的裁缝店，然后扭过父亲所在的照相馆，最后过了陈家的杂货店，那扭曲的身影就消失了。老头的背驮着，晚霞里，为窄巷涂抹了一个橘红色的问号。

许多年后，庞光镇的街道拓宽了，一根肠子被切割开，赫然开朗之后，却把昔日的热闹和喧哗赶走了，旧有的秩序消失了，古朴和醇厚成了历史。虽然也建了许多的专业市场，但来买东西的人却日渐稀少。镇子东头，昔日高山庙的地盘上挺立着一座富丽气派的海鲜楼，它顽固地阻碍了我的视野。某日我走进那座楼时，一位红衣少女正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只虾。那虾的形状极像记忆中那位“爷爷”的形体。我也坐下，装模作样地啃吃着螃蟹、鳝鱼，还有蛇和虾。吃着吃着，我便皱起眉头。肚子不饥，食欲跟着就减退了，当年西瓜皮留给我的那种美味，再也吃不出来了。是童年时的西瓜皮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还是自己的胃功能已经退化？我很困惑。

知了壳的**

知了又称蝉。它隐含一种禅意。禅意似乎有点神秘，但它的确是一种意境，一种晶莹如知了壳的意境。

我上初中了。暑期，我在庞光镇周边的树林里搜寻着知了壳。一位少女，悄悄地带我绕过小学的围墙，到了胡老四家的醋坊。那门上有两个对称的铁圆环，少女抓起一只，在门上轻轻一磕，门就开了，探出来一张麻子脸。少女叫声舅，他就放我们进去。院子里，弥漫着浓浓的醋香味。少女带着我进了后院一片树林。我竟然不知道，胡老四家的后院，会有这么大一片林子，有那么多的知了在高处啼叫，有那么多的知了壳趴在树上。少女脱了鞋子，弓着身子，上树我为摘取知了壳。突然间，下起了雷阵雨。她来不及下树，湿淋淋的衣服贴在她的身上，显露出不同于男孩的某种神秘曲线，让我脸红心跳，浮想联翩。而她，全然不顾我贪婪的目光，雨停了时，仍要上树为我摘取知了壳。

这只是一个记忆的片断。可是，在悠长的岁月中，我依然保留着那个少女弓在树身上的影像。那个瞬间，我感受着一片未知的天地。渐渐的，我享受到的是温馨，是幸福。成长的过程中，我的灵魂沉浸在一个个细节里，宛若小鸟的羽毛被一个精致的木梳滑过。

童年的记忆里，仿佛都是秋天，我穿行在树和树结合着的空间。我的目标是知了蜕下的壳。那壳伏在树身上，攀在树枝上，爬在树叶上，显示着孤独的美。知了退壳的过程，是在践行着从物质到精神的蜕变。具备了精神品位的知了，才会不知疲倦地在大自然中吟诵着高尚或者悲伤的诗词。残留在树身、树枝、树叶上的壳，我以为是卸去了生命和灵魂负荷的精神贵族。

穿梭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我丝毫没有疲累的感觉。知了壳可以入药，给人类带来健康以及幸福。而我，却可以用它在药店换钱币。那个药店在庞光镇街道的路南，台阶很高，很坚硬，四扇黑漆的窄门对我敞开。我攀登着台阶，似朝圣教堂般虔诚和庄严。

那些晶莹透亮的知了壳，仿佛《圣经》里的句子，经典，耐读。在生命的初期，它引导我对幸福含义的解读。那个暑期，无数的知了壳被我送进药店，麻醉着我的精神。开学了，我一次次逃学，在镇子四周的树上收获隐含了精神意义的知了壳。

少女上树的地方，是一处潮湿低凹的水坑。几十年过去，不知那位少女的脚印是否逝去？那些知了的后代，是否仍伏在树上孕育着生命？第二年秋天，那个少女忽然就从小镇消失了。当我绕过小学的围墙，敲开醋坊的门时，那个曾被少女唤作舅的人喷出醋一样的酸味问：你找谁？我知道，这便是拒绝了。那曾经让我感到浓香的醋味，熏得我几乎晕倒。于是，我对捕捉知了壳，再也没有了兴趣。

一缕风，把小镇曾经的故事吹走了。那个秋天，我发现自己突然长高了。

高山庙

乡下有许多土庙。我去过的村庄里，大大小小总会有个庙。在我的意识里，庙是精神的殿堂，灵魂的皈依。它虽也是泥土做的，但却供奉着神像，就不叫屋，叫殿，收留着一个村子的前世今生。谁家的人遭遇了不测，谁家的媳妇生不出娃娃，谁家的孩子要考学，出门求平安，生病求健康，求姻缘，求发财，求做官，都要到这庙里烧几柱香。无疑，这是最适宜了却心愿的地方了。无事可干，也去庙里上上香，或许眼下什么都满意，求个长命总可以吧。我曾听到一个真实的笑话，乌东村的一个妇女，嫌家里养的鸡下的蛋少，也到庙里上香求佛。至于后来他家的鸡是否下蛋下得多了，我倒是没听说下文。我有时想，菩萨也太累了，天降大任于他，他必然有太沉重的担当，要解脱天下人太多的烦恼，要满足世上人太多的愿望，要倾听千万人的内心祷告，真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放在我，阿弥陀佛，我绝不做菩萨。

作为尘世上的凡夫俗子，谁能没有烦恼，谁能没有痛苦？人活着，灵魂总要有个去处，庙就起了这样的功能。要是连个祈祷、求神的地方都没有，那一村的人去哪儿解脱痛苦，诉说心愿？庙的好处就在于此。别看它也是土墙泥瓦，但墙老得掉渣，瓦缝间长出茅草，有的屋顶两头还有龙头龙眼，这就非同寻常。这墙土、茅草、龙眼像一双双慧眼，洞察着人情世故。它不说话，但总能给人开出一剂剂救世的良药。我很喜欢寺庙里的香火，喜欢那种味道，想着那就是能够解脱人们疾病和痛苦的那种中药的味道，也喜欢香火缭绕的样子，仿佛将人的痛苦和烦恼带到九霄云外。如果有常住的和尚，那里面一定会有诵经声，我非常喜欢聆听敲打着我内心的那种韵律，安详，悠扬，心灵里好像有风筝在飞，按《圣经》的说法，那是来自心灵的声音，引领我抵达旷远的境界。

庙，总会有个名字，譬如土地庙、财神庙、娘娘庙、龙王庙、关帝庙、城隍庙……庞光镇的东头有个高山庙。为何叫这个名？我至今没有弄清。是因为镇上的人家大多数姓高，还是镇子的南边就是秦岭的高山，反正搞不清。世上很多事情，人永远也搞不清。庙是三间宽，有三节石板的台阶，屋顶很高，瓦楞间长着随风而摇的茅草。一般情况下，被称为庙的地方是少不了塑像、香炉什么的，可土庙里只是一排排用泥土做的课桌。镇上的小学教室紧张，就把高山庙做了一年级的教室。西边的山墙上，有一块黑板。窗户很小，用报纸糊着,光线暗淡。

老人们回忆说，早先高山庙里是有菩萨的。民国三十年的春天，庙里边住进了一对从甘肃逃难来的男女。镇上人看他们可怜，就没有人说什么。收秋时，这对男女居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冬天里，那对男女和他们的双胞胎都不见了，那菩萨的塑像也奇怪得失踪了。镇上人很纳闷，有抢人的，偷东西的，但从没听说有偷菩萨的。有人怀疑是那对男女带走了菩萨，但没有人亲眼看见，再说那菩萨的塑像咋说也有几百斤重，他们怎么搬得动？于是，这疑问就成了永久的谜。后来，镇上人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尊观音菩萨，安置了供桌香炉，一些女人还主动住庙看守，这才保证了高山庙的香火明灭。

我在高山庙里念完了一年级。给我们上课的女老师姓关，当班主任，还教语文算术（那时不叫数学，叫算术）。她长着圆圆的脸，大大的眼，菩萨一般的气息。模糊的视野里，我的思维有时会开小差，凝神看着她说话时露出的两排牙齿。那牙齿整齐的、洁白得排列在她的嘴唇里，如一道光亮，闪耀在光线暗淡的教室里。四十年流逝的岁月中，我收藏着她一晃而过的牙齿的光影。

有一天，她给我们讲故事。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大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讲的啥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有个大和尚给小和尚讲故事……”

翻来复去地，关老师却总也讲不出故事来。我们极想听老和尚给小和尚讲的故事，她却又绕回来，回到“从前有座山……”这句。我们觉得没趣，就歪着身子张开嘴打开了哈欠。这当儿，关老师却变了脸色，从洁白的牙齿里冒出了凶狠狠的训斥声：“小娃们儿打什么哈欠，都坐端，听我讲课!”

童年里，这样的细节不是很多，我就难以忘却。孩子们虽然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可是谁也没有勇气在关老师那里讨个究竟。那会儿，我总也想不明白，大和尚究竟给小和尚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庙前有很大一片空旷地，是镇上的男人聚集之地，也是牲畜和家禽寻欢作乐的场所。那会儿进庙烧香属于“封资修”，再说庙里没有神像，给谁上香呢？三五个人聚在一起搭方、下棋或者聊天晒暖暖。西北角墙上的楔子上，拴着牛、马，羊。猫和狗，还有猪，在人群的空隙处追逐嬉闹。娃娃们一下课，就盘起腿玩“牵仗”的游戏。左腿站于地，右腿盘起架在左腿上，左手握着右脚，右手扶着右腿，两个人面对面展开攻击。

高山庙高高的台阶上，东边坐着一个老汉，如阿Q一般畅开胸翻开棉袄里子捉虱子，捉出一个用两个大拇指甲挤死，把指甲上的虱子血擦在棉裤上。西边的台阶上坐着一位妇人。那妇人的儿子半年前还坐在庙里上课，可一夜间发高烧死了。这妇人就整天坐在那里发神经，一会作揖，一会磕头，一会又扯破嗓子嚎啕大哭。我们上课时，偶尔，她的头就伸进门里，听着关老师讲课。

白天的高山庙是乏味的，晚上却不缺少故事。放学后，庙门上了锁，但门槛是活动的，一弯腰就可以拔下来，人可以爬进去。冬天，死了儿子的妇人天一黑就爬进庙里，烧香，念经。镇上人以为庙里闹鬼。大年三十的晚上，雪下了一夜，妇人在土庙里冻僵了。几天后，太阳出来了，庙的台阶上只剩下那个老汉。他捉了虱子不用大拇指甲挤了，而是捉一个，一挥胳膊，使劲朝庙门西边扔去，边扔边唠叨：“你这个害鬼呀……”

春暖花开的时节，镇上有—对中年男女，从门槛下钻进高山庙里品尝爱的滋味。有无聊者，深夜爬在门槛下，伸长耳朵听一对男女**的声音，第二天便坐在庙前的东南角向人们绘声绘色的描述，逗引得许多闲汉起了好奇心，深夜都朝那门槛下爬。后来，那男的让老婆的娘家人揍了一顿，被打坏了腰，在炕上睡了一个春天。

刚刚过了夏天，如此消闲的景象没影了，庙前成了开批斗会的地方，地主、反革命分子戴着纸糊的高帽子站成一排，接受造反派和贫下中农慷慨激昂的批判。我们小孩子不知道如何愤恨地主反革命，只是对他们头上戴的纸帽子感兴趣。那玩意下宽上尖，像个喇叭筒，戴在头上很滑稽，我们就仿照着做，戴在头上快活得在大街上跑。家里的大人要是发现了，就拼命的追，边追边喊：你个崽娃子，不想活了！

后来的情景，就让一颗童心惊惧起来。批斗会不光嘴上喊口号，还动拳脚，常常就有被批斗的人满脸血迹跪在地上，有的被当场剃了阴阳头。那剃头削发的手艺也许不精，我亲眼看见地主分子高宝山的头皮被割下来一块。那幕情景令我魂飞魄散。今天我终于可以说：我同情地主分子高宝山。他如何反动，如何剥削贫下中农，我没有看见。我只是看见他的脑袋被割下来一块皮，血流了满头满脸。我无法不同情他，无法不为他的命运担心。果然，那天晚上，他就钻进了高山庙，用一根绳子，把自己悬挂在了庙的横梁上，留给人们一具模样恐怖的尸体。他选择了如此的死亡方式，就是要把狰狞的面目留给那些造反派们。用绳圈套住自己的脖子，这是需要多么坚硬的内心？后来我恍悟了，这是勇敢，是决绝。即使庙里坐着菩萨，也无法以慈悲的胸怀阻拦。

再后来，高山庙就成了武斗的地方。梭镖、大刀、棍棒、镰刀、斧头、铁叉，甚至还有猎枪。大人把我们赶出了教室，我们不用上课了，真高兴。我庆幸的是，看不到那些能让人受伤，或者死亡的武器了。

庙，这个清静人灵魂、为人消灾避难的场所，在20世纪六十年代，却成了血肉横飞的舞台。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这一幕绝对够得上荒诞。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高山庙被改成了电磨房，那些菩萨的塑像和供桌、香炉之类的都被当做“封资修”的玩意扫地出门。庙属于精神的层面，一旦被物质的东西所占有，就会生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来。那个吊死在庙里的地主分子高宝山的儿子看管着电磨房，一天到晚庙里机器轰隆，碾碎着麦子或包谷。庙里盘了土炕，高宝山的儿子晚上就在炕上睡觉。谁也没有料到，土庙里竞然诞生了一个反革命组织。高宝山的儿子三十多岁了还娶不上媳妇，于是就仇视社会，寻求报复，发起组织了那个反革命组织。很快，他就被枪毙了。

那时我上高中。枪毙高宝山儿子的那天傍晚，我望着那紧锁的庙门，身子在刺骨的风声里颤抖。庙脊上的鸟雀儿悠闲地蹦来跳去，人世间的一切，自然与它们无关。一片树叶，游魂似的从我头顶滑落，仿佛临终者的躯体，发出绝望的叹息。忽然，我想起了关老师曾经讲的那个没有情节的故事。其实，大和尚满腹经纶的肚子里，未尝没有故事？只是他不愿意讲出来罢了。

打那以后，高山庙就恢复了安静。其实，庙的本质就是安静。再往后，高山庙被拆毁了。拆庙那天，风怪叫着，一窝窝的老鼠被捣了老巢，吱吱叫着，惊慌失措地四处逃散，镇上人养的猫，围着土庙的残骸，追着老鼠饱餐了一顿。那是一个血淋淋的死亡现场，我亲眼目睹了的。我的身子，打摆子似的，在凄风里颤抖。

我现在想，世上的故事林林总总，千奇百怪。人生是有着许多答案的，不同的人生有各不相同的故事。老和尚给小和尚讲的故事之所以没有下文，该是让小和尚自己去填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