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铁环

常常，念起滚铁环的游戏。好像，生命的源头是从那个游戏开始的。从出生到死亡，不过是绕地球转了一圈，那样的天衣无缝。

一开始做铁环，用的是粗铁丝，捋成圆圈，两头相扣。后来，我们发现生产队榨油用的铁箍适合做铁环。于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卸下榨油坊的门槛，卸下铁箍。那是一个偷窃的过程，掩藏着激动和紧张。宽宽的箍边，散发着淡淡的桐油香。

然后是做铁钩。用铁丝弯一个“U”型的钩，用细铁丝绑在一截竹竿上。用铁钩套住铁环，右手握竹竿，左手扶铁环，在跑动的一刹那左手丢开铁环，铁环就随着人的跑动前行。细细的骨节，在铁环的旋转中脆响。乡村的游戏，就是打开稚嫩的躯体，让它自由自在地生长。

我是在麦场上学会滚铁环的。我和伙伴们滚着铁环，不知疲倦地奔驰。铁环滚动时发出悦耳、清脆的声音，响彻童年的每一个晨昏。今天，透过都市的喧嚣，我依然能够分辨出生活里类似铁环那种独特的声音。

在我的少年时代，除了书本，我唯一舍不得的，是那个曾经用来榨油的铁箍做成的铁环。拔猪草累了时，我把它套在脖子上。记得一个冬天，鹅毛大雪漫天飞舞。我滚着铁环，一次次摔倒在白色的雪毡上，半天爬不起来。无人搀扶我起来——这是孤独的代价。只好，自己擦干眼泪，弹掉身上的雪花，继续着游戏。

有时，孩子们也进行滚铁环的比赛。我们麦场上在一字儿排开，一声令下，一个个圆圈开始滚动，看谁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先到达麦场那头。这中间，铁环是不能倒下的。到终点了，孩子们振臂欢呼。最后一个自然是我——我个子矮，又瘦弱，跑得不快。他们丢下铁环，抱在一起开怀大笑。

一个圆，宛若生命的轨迹。生活就像个铁环，没有任何选择，只能依附着它的轨迹，向着可能的幸福狂奔而去。那时的我无法具备这样如此诗意的思考，但是，毕竟还要想着什么。有时坐在曲峪河边，将铁环套在脖子上，若有所思地坐着。铁环垂落在胸前，想着儿童不该想的一些问题。譬如大地的边缘在哪儿？我是被母亲从沣河里打捞出来的么？太阳和月亮上有没有人？他们也孤独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常常折磨得我的头皮发麻。

岁月流逝过，才恍然大悟：滚铁环的游戏，不只是一种牵挂，它给了我一些生命的印记和启迪。有时，我在地上画一个圈，站在其中，我的影子就烙印在圆圈里，有种安全的感觉。

打陀螺

水曲柳，一个浑身长满女人味的树木，就站在童年时的曲峪河边。那三个字，拆开来，无一不是女人的品质。可是，那是我们根本没有联想的闲暇，一放学，我们就折下它的枝干，做一种陀螺的玩具。

做陀螺的木头必须结实而沉重，水曲柳的质地就适合。它是那种外柔内刚的树木。别看它外形柔弱，内心却坚硬。不像杨树，看起来高高大大，木质却轻飘飘的。如果用杨树的木头做陀螺，那就没有定力，站不稳脚跟，像被大风狂吹着，飘忽不定。想想，如果一鞭就把它送上天，那会有什么意思？

削制陀螺的工具很简单：柴刀、斧头。把一根长不足10厘米，直径5—8厘米的水曲柳握在手心，一端削尖，而且要圆润光滑。底部做成锥形，锥尖部挖一小孔，塞入一粒车轴用的铁珠子，形状酷似海螺的陀螺就做成了。然后做赶陀螺的鞭。通常，我们是用棉花杆的皮做鞭。撕下一绺绺的皮条，拧成二尺长的鞭子，拴在一根木棍上。

陀螺和鞭做好后，我们跑到晒谷场，迫不及待地旋转自己做的陀螺。一种玩法是，先把鞭子放在地上，用两手把陀螺转起来，然后用鞭子**陀螺转圈。另一种复杂些。右手持鞭，将鞭绳按顺时针方向缠在陀螺上，左手拇指按在顶部，食、中指分别放在锥尖两旁，三指夹住陀螺放在地上，鞭子拉向右边的同时左手松开,陀螺就会在地面上旋转了。我们喜欢陀螺的旋转，以致头昏脑晕、天旋地转、跌跌撞撞，也乐此不疲。一个东西不断地旋转，这是多么有趣、多么有吸引力的事啊。

打陀螺，需要的是耐心和毅力。你要不停地用鞭子抽陀螺，它才会不停地旋转。不像现在的玩具，开关或者按钮一扭，一拨，就不停运动。鞭子的绳头要落在陀螺的中间部位，太靠上或太靠下都容易将陀螺打倒。开始时抽力不要过猛，站稳后再逐渐加力。陀螺旋转着，真实与虚无结合着。它实实在在地旋转着，产生着并不真实存在的一圈圈圆弧，雾一样的虚幻。记忆里有一个细节，是个有风的傍晚，秋场上飘扬起草絮，旋转在地面上，像一朵朵盛开的花朵。我挥鞭赶着陀螺。它在快速旋转，在旋转中喃喃自语。我疑心，它在向我诉说什么。我想起来了，白天，老师在课堂上讲述给我们的不曾见过的旋转：太阳、地球、月亮的旋转。莫非，这个宇宙是由旋转构成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切生命因为在一个旋转的世界里生存、繁衍、死亡，就把旋转刻进了生命之中。

打陀螺的游戏一年四季都在进行，秋天是**。因为，那个季节做赶鞭的棉花杆堆得满地。打陀螺的地方要非常平整，不然陀螺就旋转得不欢畅。碾过谷后的秋场自然是理想之地。几十个娃儿，几十条鞭，几十个陀螺，布满秋场。一个娃儿——它必须是孩子们的领袖，站在谷草摞上，一声令下，陀螺在秋场上旋转着，碰撞着，舞蹈着。俨然，辛弃疾笔下沙场秋点兵的气势。

比赛，这才是打陀螺最大的乐趣。比赛的花样有许多种：套圈、定点、撞击、过桥、叠罗汉、翻山越岭。孩子们常玩的是陀螺打架。两个人放活陀螺后，用鞭子将陀螺狠狠一抽，陀螺迅速剧烈相撞，叭叭直响。由于相撞点的旋转方向相反，陀螺像一只被刀猛剌心脏的小鸡抽搐几下就僵死。旗鼓相当的，要么同时奄奄一息，在呻吟中死去。比赛的时候，秋场上开了锅，鞭子抽陀螺的噼叭声、陀螺打架的叭叭声、围观者的喝彩声交织在一起，翻天动地。要是娃娃多，就举行陀螺接力赛。五个不同颜色、大小相同的陀螺，逐个放活在圆盘里，全部旋转起来后，开始计算成绩。参赛者需全神贯注，那个陀螺快要停止旋转，赶快抓起来放回盘内继续旋转，直到最后一个倒下为止。谁的陀螺旋转得时间长，谁就是胜利者。

这种游戏也叫“打牛儿”，是男孩子的专利。“牛儿”这个儿化词在我们家乡专指男孩子的**之物，女孩儿听着就脸红。因此，这种游戏女孩儿不仅不参与，连围观都被禁止。说是禁止，其实是女孩儿的自觉行为。半下午，男孩儿拔够猪草回来，一声“打牛儿咧——”满街巷的男孩儿就奔跑着到秋场。阳光灿烂的日子，“牛儿”在秋场上旋转着朵朵金浪，那是我们开心灿烂的时刻。

那时，我们可以被称作少年了。理想刚刚萌芽，又并不确定。在旋转中，我们忘乎所以。

比赛陀螺，我不行。胳膊细劲小，陀螺转那么几下就倒下了。这时，我就悄悄地退出，躺在麦场边的草堆上看小说。我的姑父在镇上的小学教书，他的房子有很多书。姑父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他说：玩什么玩？你也不小了，好好看书，将来才有出息。

姑父让我拥有了新的乐趣。秋场上，孩子们一阵阵地欢呼，我却蜷缩在秋场上的谷草堆里，沉浸在江姐、杨晓东、王柬芝、梁生宝、杨子荣这些人物的命运中不能自拔。火辣辣的阳光损害了我的眼睛，我的视力一天天减退。看累了时，我回过头望着秋场上旋转的陀螺，眼前晃动着模糊不清的曲线。渐渐地，伙伴们的面影也遥远了。

伙伴们疏远着我，以示对我的惩罚。我忽然有了寂寞的滋味。风吹散了书页，催促我恢复童心。天色渐渐黯淡，孩子们散完，我扔了书，独自扬起鞭，**属于我的陀螺——看书时，我的衣兜里依然装着陀螺。昏暗中，旋转着的陀螺，不堪皮鞭的惩罚，一圈圈抽搐着，像是对我的诅咒。

远离了童年的天真和简单，沉浸在孔子、老子、尼采、蒙田一般的思维中，这让我的心灵很累。有时，迷漫着怅然若失的感觉。与童年的缘分已尽，我只有带着沧桑的眼光来感知人生了。真的，想回归童年，挥动鞭子打一次陀螺。那种旋转的记忆，依然滞留在枝叶茂盛的田地间——带着不曾迷惘的失落。我常常想，把一生浓缩，剔除无碍生命的枝叶，人生不过就是一场简简单单的游戏。

斗蛐蛐

有泥土，就会有蛐蛐儿。泥土是它的窝。

对蛐蛐的印象是童年时从秦渡镇的废砖瓦砾中产生的。写完作业，伙伴们扎堆儿到胡同的墙角旮旯儿的草丛里、瓦砾堆里去翻弄。捉蛐蛐要声急有力、头宽足长、钳大且尖锐的那种，这样的蛐蛐勇猛善斗。捉上两只放在瓶中，用一根草挑拨它们相斗。两虫相斗，钳牙相对，或虚晃一枪，或反牙相击……小小的斗盆成为两只小虫子的战场。蛐蛐的撕咬、对峙全凭我们手中那根草的指引。虫子毕竟是虫子，虚实相间的战术完全出自我们的引逗。

聆听胜利者愉悦的叫声，是一种精神的享受。那样的年代，想不出还有比斗蛐蛐更有吸引的游戏。因此，我总是盼望玉米的出茎，秋风的袭击。一放学，回家提上一个瓶子在瓦砾堆中翻找。田野里也有蛐蛐，可是很少有体大善斗，叫声悠扬的。那种蛐蛐，大约喜欢瓦砾堆坚硬空旷的环境。伏下身子，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翻开一块块砖块和碎瓦，发现一只看中的，双掌合拢，拘于掌心，放进瓶中。那样的过程和喜悦，现在依然记忆犹新。以后，就是为它寻找一个对手。

一只心爱的蛐蛐，如同一个恋人，需要想方设法呵护。下雨了，我怕它冷，把盛装它的瓶子放在热炕的一角。为此，我受到了母亲的斥责。避开母亲的目光，我又把瓶子塞进炕洞。怕它渴，用一个瓶盖，盛上水放进瓶里。那时我只知道它喜欢吃西瓜的籽仁。我们家很少吃西瓜，我就到街上的瓜摊边等待。人家啃着瓜瓤，我的目光随着瓜子的下落而漂移，现在想起，真有些下贱的感觉。可那时，为了我的蛐蛐，一点都不脸红。以后，看到一份资料，蛐蛐的食物很多。大豆、米粥粒、鸡蛋白、绿叶菜、胡萝卜、生苹果、生芝麻、血羊肝、牛骨粉、菱肉、蚂蚁、苍蝇、熟蟹肉、熟虾肉、熟鲫鱼肉……可惜的是，那时，我无法获得这些信息。

人类漫长的童年，总是重复着相同的游戏。女儿八岁时，手中捧着瓷缸儿，央求我捉两只蛐蛐来斗。于是在收获过的田野里，我去寻找蛐蛐。弯下腰，翻着瓦砾堆，拨开草丛，一种温馨的感觉扑面而来。寻找蛐蛐，那种久远的记忆，让我激动不已。那个下午，我为女儿逮了两只蛐蛐。女儿用草须拨动它们相斗，听着失败一方的惨叫，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深夜，女儿熟睡了。我静坐在田野里，聆听着蛐蛐在旷野的啼叫。我想到一个比喻：一群歌唱家的聚会。我喜欢在漆黑的夜里想着一些与生活无关的问题。那夜的思绪一直离不开蛐蛐。人类宠爱蛐蛐，对蛐蛐来说又是不幸。不幸的原因在于失去了大地和自由。在泥土里、瓦砾间的某个角落啼叫，是它的自由，因此它的叫声真诚而坦**。它们在大地的怀抱中各守一方，井水不犯河水，自然不会为敌。而人类一旦把它们聚在一起，挑拨它们相斗，它们就怒不可遏、忍无可忍了，而结果只能将怨恨发泄在“同胞”身上。因为，它对人类无可奈何呀!

蛐蛐是鸣虫，一生与土地厮守，为土地歌唱。

抓 蛋 儿

镇子西口碾盘的上方，和核桃树对应着的，是棵古槐。有它遮着阴凉，女孩子就盘了腿，坐在碾盘上抓蛋儿。“蛋儿”是用瓦渣、烂瓷缸片等磨制而成，或用一块布裹起来裁制成袋。蛋儿摆在碾盘上，念一抓一，念二抓二，依次类推。抓时不能撞动其它蛋儿，也不能多抓或少抓。年龄小的5个蛋儿为一副，年龄大的7个为一副。俗称“抓5”、“抓7”。女孩儿抓蛋儿，有一种天然的优势。

那时，我喜欢扎姑娘堆儿。镇上的女孩，脑后都扎着一双辫子，用红头绳扎着。蛋儿上抛和下落时，辫子摇来晃去。对我具备着**，我不自觉地加入了她们的阵营。女孩儿玩输了，不像男孩儿用中指弹额头，而是用食指在脸上羞一下。我十二岁了，刚刚告别了“两小无猜”的年龄，已经萌发了朦胧的性意识。羞女娃或被女娃羞，会让心灵凝固在一个温馨的遐想中。

抓蛋儿是要念口歌的，那口歌是这样念的：

咱叫摩，引娃婆，引娃姐，倒银河。

咱叫两，鸡叫广，广围城，鸡叫鸣。

咱叫三，来搬砖，搬不过，把手剁。

咱叫四，拉咯吱，咯吱响，咱出场。

咱叫五，敲金鼓，金鼓金，叫银银。

咱叫六，一把抠，抠渠渠，种豌豆。

咱叫大，卖俩娃，没卖过，要个馍。

口歌中的“咱”即我，“摩”是一，“大”是七。从一抓到七，按规则抓完，算是赢家。这种游戏要脑灵手巧，可我总是笨脚笨手，不是速度慢，就是抓时撞动了其它蛋儿。可我盼着让女娃娃用手指羞。莫名其妙的，她们就挤在一块傻笑。

可是，我擅长念口歌，节奏和韵律也许都有味儿，招女孩子喜欢。姑娘们抓蛋儿时，让我念口歌。那天我念完口歌，一个叫芳芳的女孩悄悄塞给我一串拐枣，在我脸上亲了一口。她也是客户的孩子，父亲是铁匠铺的杨伯。芳芳在我脸上留下的唾沫像一团火焰，让我的脸颊火烧火燎。芳芳尖细的鼻梁上方镶着两颗明珠，映出我尴尬的样子。

姑娘们来劲了，把我和芳芳往一块推，拍手唱道：“两口儿，亲嘴嘴。亲嘴嘴，倒沫沫……”“倒沫沫”是不停地咽唾沫之意。它是性急灼或性饥渴。这意思我成人后才明白。可那时的女孩儿怎么知道呢？

芳芳忽然捂着脸哭着跑了。她的一双辫子在风中摇曳。她为什么要哭？我实在迷惘。以后，只要我在场，秀秀就不来玩抓蛋儿了。自然，我也自觉地退出了姑娘堆。那个初吻，像一颗幸福的种子，播种在我的心田。但是，它缺少水肥和阳光（总是阴郁的日子），终于枯萎。1969年秋天，镇上的客户都要做下放居民。我家去南正村，芳芳家要去王寨。下放前一天的傍晚，我正郁郁的站在碾盘旁，芳芳从铁匠铺出来了。她在我身边站了会儿，急促的呼吸着。忽然，她带着伤感的口吻让我给她再念一遍抓蛋歌。然而，时光不会回复，我再也没有心境念诵那首口歌了，就只有低垂着头。

鹐 仗

成长着，就到了少年。时间充裕，精力过剩，又学不会孤独和思考，就盘起腿鹐仗。鹐，本意是尖嘴的鸟啄食。所谓鹐仗是娃娃们用双手扳起一脚(一般是右脚)盘在左膝上，左腿站地，右膝盖形成鸟嘴攻击对方。被击倒者为输。这种游戏是男孩子的专利。一群娃娃分成数目对等的两组，相互对鹐，一方全部倒下，另一方就获胜。课间在教室外的空地上鵮，放学后在街上鵮。从镇子的西口鵮到东口。一根细肠，在我们脚步的颤动下呻吟。娃娃鵮仗，家长并不干涉，他们眯着眼，圪蹴着看，就是自己的孩子被鹐倒，他们也不去搀扶。“娃娃要长大，绊个七八下。”庞光镇的人们自然有他们生活的逻辑。

虎顺是仝家的孩子，跟我住一个院，他个子不高，精瘦麻利，是鹐仗的高手。他起跑的速度，攻击的力量，跳跃的高度，伙伴们无人能及。蓄势时他猫着腰，眯着眼，嘴唇紧绷，开始后一个箭步跃起，膝盖压在对方的盘腿上，立马就把对手压爬下了。他的绝招是“挑”，冲过去膝盖顶在对方的盘腿下向上一挑，对方仰面朝天倒下。他的膝盖尖尖的，如钢铁般坚硬。大多时候对手见他腰一猫，眼一眯，便被摘了胆子。虎顺一个人往往能对付几个人，他所在的一方绝对是赢家。

虎顺鹐仗的技术绝对精湛，有资格胜任领袖的角色。可是他，却总是回避。因为他不善于说话，更不会发号施令。麦收后，邻村炉丹村的孩子们率先亮剑，要和我们镇上的孩子们在两村的地畔进行一场鹐仗决赛。双方的地盘相隔着一条河，叫曲峪河。不发洪水时，炉丹村的孩子们用石头、蒿草堵住上游的水，我们堵住下游的水，在其中摸鱼儿、蝌蚪、青蛙、螃蟹……完了双方一平分。这友谊亲如兄弟。可是那天，我们必须为荣誉而战斗。正午，阳光烫热，双方相约推举一名“领袖”商谈比赛的规则。我们村自然推举虎顺，可他羞红了脸死活不干。天良瞪一眼虎顺，胸脯一拍，大吼一声，前去和对方谈判。

双方约定各出10人，虎顺自然是我们的骨干。一声哨响，双方展开激战。交战中，双方不断有人痛苦倒地。最后，我们只剩下天良一个，抵挡不了炉丹村四五个孩子的围攻。我们输了。环顾左右，不见了虎顺的影子。原来虎顺在击倒对方一人后，见那个孩子倒在麦茬上鼻子流血，便仓皇逃跑了。“叛徒！”我们咬牙切齿。如果虎顺坚持到底，那胜利无疑是我们的。

从此，虎顺的身影再也没有在鹐仗的游戏中出现过。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是要用代价偿还的。天良以领袖自居，命令我们朝他吐唾沫。在唾沫星子的气息里，他总是一个人孤苦伶仃，锁着眉、低着头，穿梭在往返学校和拔猪草的路上。伙伴们想，他心里一定很苦。但是，可怜只是一种心态，相比较，集体的荣誉更为重要。拒绝他，就是捍卫这种荣誉。十年后，恢复了高考，他被西北大学录取了。他是高考制度恢复后镇上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昔日的伙伴这才意识到他们犯过一个幼稚的错误，哪有脸面去送别他。离开镇子那天，天落着雨。他披着一个蓑衣，光着脚踩着泥巴，从纸花店旁边的那条小路走出了细肠一般的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