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窗户，雨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天空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白云，乡野的炊烟也挺起了腰。雨已经下了一个多星期，淅淅沥沥的让人心烦。下雨的天气里，很少有人打扰，我也不会选择出门，读书，写作，思考，喝茶，抽烟，让思维凝滞在窄小的空间里。这些日子，桌上、**放着海德格尔的书：《走向存在问题》、《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真理的本质》、《演讲与论文集》……随便地翻着，并不系统的阅读，往往是精彩处读过好多遍，有些段落干脆就放弃。这是我的阅读习惯。
对于海德格尔的关注，是从他那句著名的哲言开始的。他说：“模糊性是智慧固有的美德。”在智慧的表达这个问题上，千百年来，先哲们从来都是非常谨慎的。他们确认，真正的智慧，是无法用语言说清楚的。如果非要用语言去表达的话，那也只能是模糊的表达。因为智慧潜藏于生活中，沉淀于思想者的思维活动中，如要给智慧下一个定论，那智慧最终会成为一个僵死的东西，成为灵魂的枷锁。纵观中外先哲们的智慧之思，苏格拉底、孔子这些号称人类导师的大家，他们在传道之时采取的是“述而不作”的方式，没有留下自己表达思想的文本。有关他们的思想著述，是他们的学生根据当时的课堂笔记整理得来的。哲人们之所以“述而不作”的理由，我想与智慧的模糊属性有关。这让我想到了智者学派里的高尔吉亚，他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无物存在；既就是有物存在，也不可认识；即使能认识，也无法表达清楚，把它告诉别人。”
在我看来，真正的智慧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充满了永恒的魅力。它不是僵死的教条，能给人以启迪。这样想来，海德格尔的话是对的。真正的智慧确实需要一个模糊的表达方式，否则，智慧就会变成教条。比如中国哲学中的《论语》、《道德经》、《庄子》等，从它们诞生之日起，经历了漫长岁月流沙的漂洗，今天我们仍在读它，仍在启迪着人生。否则，于丹在讲《论语》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听众，会有那么多的学者和听众在争论。争论不是坏事，有争论才会产生真理。正因为《论语》的模糊性，它的多重理解和歧义，才使它产生了无穷的魅力，从而成为中国哲学的经典，启迪着人们的智慧。佛家讲“转识成智”，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智慧只能呈现，而无法说出来。说出来了，也就什么都不是了。这也应了维特根斯坦的那句名言：“对不可说的，要保持沉默。”《道德经》里也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只要讲出来了，就不是道了，但智慧总是需要表达，这也是中外一切思想家们的无奈和苦恼。
在沣河岸边的秦渡镇，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春天的时候，我在河水里看见到的是蝌蚪。黑黑的身子，在水里傻乎乎地摇摆。那时，我无法把它和青蛙联系起来。外婆那时还精神着，她拄着拐杖站在我身后，冷不防说出一句：蝌蚪是青蛙。就这么五个字，简洁明了，我却半信半疑，蝌蚪怎么会是青蛙？青蛙的头呢，腿呢，哪儿去了？
外婆那时在我家住着，她平时很少说话，一旦开口便让人没头没脑。譬如，她肚子饿了，便唠唠叨叨：神仙才不吃饭呢。人不吃饭就成神了。她那么瘦小，脑子里怎么就装着那么多古怪的东西？在我的记忆里，外婆总是穿着一身黑衣，又裹着脚，在院子里晃悠。几十年的岁月过去了，我才恍然大悟，外婆不是常人，她说的话表面上看来有点思维混乱，可是她说出来的都是智慧之语。童年的我不理解蝌蚪是青蛙的事实，外婆表达得也很模糊。我在想，如果把那个“是”换成“变”那不就明确了吗？可是外婆偏不这么表达。大约在她看来，模糊的表达更好。小的时候，我常常把外婆和蝌蚪联系在一起，生出一些怪念头。譬如坐在池塘边，我的脑子却在想：水里的蝌蚪整天想着什么？岸边伏着的身体是我自己的么？
外婆的一生填满了苦难。在她三十岁时，外公就离家出走了，从此再无音讯。外婆用其一生守候着外公的归来。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她的“生存是在深渊的孤独里”。但她在表面上从来不会悲观，中年思维正常的时候，她总是说着幽默的句子，即使后来思维混乱了，她的声音也会散发出哲理般的味道。
扯远了，还是回到海德格尔身上。
1889年9月，海德格尔出生在德国巴登——符腾堡洲的梅斯基尔希镇。他的父亲在镇上的天主教教堂任司事，母亲也是天主教徒。在天主教会的资助下，海德格尔读完了中学，后来又在弗莱堡文科学校学习希腊文、拉丁文。然而，让他成为一个哲学家的起点则是布伦塔诺的一本著作：《论亚里士多德以来存在者的多重含义》。此后，他便翱翔在哲学的天宇上，最终成为一片令人仰望的白云，成为二十世纪西方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
1927年，海德格尔发表了《存在与时间》。这部书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他的名字也因此蜚声西方哲学界。?还是在两年前的一个秋天，一个远在深圳的学生给我邮来了这部书的中文版。它的出版者是三联书店，译者是陈嘉映和王庆节。尽管早已听过海德格尔的大名，但一直没有机会读他的作品。炎热的日子里，我啃着晦涩的文字，一知半解却满怀激动。当我读到二百九十七页的一段文字时，莫名的共鸣终于涌上心头。
那段文字是这样的：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空盒子，我与万物被放置于其中。实际上，有一个我（主体）与一个世界（客体）相对而立是后来才发生的事，原初的本源世界是此在与世界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的世界，换言之，此在生存着“在世”，我们可以称这个世界为“生存世界”。此在生存着，在世界中存在。在这个生存的世界上不仅有在者，还有其他的此在。此在一开始就与其他的此在共同存在，这就是“共在”：他人与我共同在此。?
?文字的表达虽然模糊，但含义明确不过：人与万物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这就是存在的本质。外婆和我，沣河和蝌蚪，还有森林和海洋、高山和流水、泥土和茅草、熊猫和野鸡，都在同一个地球上生存着，共同拥有一个生存世界。当然，这部书还有许多哲理性的论述和句子，但对我来说，这一段话就够了。
儿时的小镇，并不像现在这般喧嚣，到处是洁净的空气，生活以一种原生态的方式呈现着。夏夜，一条街的人们都搬出竹床，在沣河边乘凉。躺在竹**，凝望着深邃的星空，我有时会感到莫名的恐惧。外婆说一个人就是一颗星星，那么我会是哪颗星呢？我会离开这小镇飞到天上去么？那时的我，还没有学会仰望星空，觉得那就是一个深渊——生命的深渊。大人们摇着蒲扇，我却在颤抖，想着我就要离开地球了。童年和少年，那样的恐惧常常侵袭着我，当我仰望星空时，当我思考宇宙的浩瀚时，当我反思自身时，这种情绪就悄然光临，令我焦虑不安，感到自己身处的小镇如此渺小。那时，周围的一切似乎都不再熟悉，我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充满未知与威胁。如果这种焦虑持续不断，我可能就会成为医学上被分类为“广泛性焦虑症患者”了。
最早，我是在帕斯卡尔那里找到了对于这种体验的共鸣。“这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让我感到恐惧”。帕斯卡尔，这个伟大的数学天才与禁欲主义者在上帝那里找到了慰藉。还有叔本华，这个悲观却理智的虚无主义者，毕生都为人生的意义所困惑，对于未知与死亡的恐惧伴随了他一生。在死前的那一刻，他写下一句话：“我们终于解脱了。”他带着笑容，离开这个让爱恨交织的世界。而海德格尔，却给了我无比宽慰的感觉。我曾经有过的那种特殊的情绪体验，被海德格尔称之为“畏”（这个词在德语中意为焦虑），被他认为是本真此在（领会与追问存在的状态）的基本现身情态，他的“此在”即为追问存在的存在者（此在是对人的规定）。他使我明白，我所身处的世界，有如此多的人类和物体，他（它）们陪伴着我一起呼吸，一起面对着未知的世界。幸福的感觉，有时是孤独，有时是群居。
非常喜欢德国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一首诗的名字：人，诗意地栖居。这首诗后经海德格尔的哲学阐发，表述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他是借此阐释他的存在主义。其实，荷尔德林写这首诗的时候，已是贫病交加而又居无定所，他只是以一个诗人的直觉与敏锐，意识到随着科学的发展，工业文明将使人日渐异化。而为了避免被异化，他呼唤人们需要寻找回家之路。正如他在《远景》中所描述的那样：“当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在那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葡萄闪闪发光。那也是夏日空旷的田野，森林显现，带着幽深的形象。自然充满着时光的形象，自然栖留，而时光飞速滑行。这一切都来自完美。于是，高空的光芒照耀人类，如同树旁花朵锦绣。”不难理解，诗意地栖居亦即诗意地生活，而诗意则源于对生活的理解与把握，尤其是内心的那种安详与和谐，那种对诗意生活的憧憬与追求。
我童年生活过的小镇，完全符合诗意地栖居这样的命题。沣河、沙滩、蝌蚪、青蛙、竹床、蒲扇、洁净的白云、静谧的夏夜、深邃的星空、河岸上倒垂着枝叶的柳树以及在树上歌唱着的蝉，还有我的外婆。这些在我看来都是诗意的生活场景。海德格尔阐释道：“诗意完全表现在诗人想象力的非现实游戏中……进一步讲，也许两者相互包容，也就是说，栖居是以诗意为根基的。如果我们真的如此推断，那么，我们就必得从本质上去思考栖居和作诗。如果我们并不回避这一点，就要从栖居方面来思考人们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人之生存……”他最后的结论是：“无论在何种情形下，只有当我们知道了诗意，我们才能体验到我们的非诗意栖居，以及我们何以非诗意地栖居。只有当我们保持着对诗意的关注，我们方可期待，非诗意栖居的转折是否以及何时在我们这里出现。只有当我们严肃对待诗意时，我们才能向自己证明，我们的所作所为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对这一转折作出贡献……”
在屋里呆困了，趁着雨后的清新走向田野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离开书房，向后伸展着双臂，做着深呼吸走近一片桃林。桃子即将成熟，散发出香气。抬头凝视着空中清晰可见的白云，忽然感觉到海德格尔就隐身在其中。他嘻嘻笑着说：哦，你就是存在，你在诗意的生活着。
天空的那朵白云，是属于海德格尔的。我这样的想象，海德格尔大约不会质疑。
海德格尔所理解的人的存在是指人的原初的具体的在世活动及其方式，以及对这些活动和方式的体验。中国的百姓认为土地是粮食，是农夫，是龙的血肉，是天下苍生的欢乐和悲愁，而在荷尔德林和海德格尔的意念里，土地是云、水、阳光糅和的诗篇，是人的起点和归宿。瞧，这就是百姓和哲人的巨大误差！海德格尔所谓“在世”，并不是指人对世界的认知活动和实践活动，而是指以直接意识、情绪体验等方式与世界上的物和人的交往活动。人的一生是通过情绪和情感表现出来的。而人的存在中，最能显露其存在本身意义的，就是对烦、畏、死这些情绪的体验。
存在、在世，一切都是这样明确，这样鲜活。感谢海德格尔！
我还感到兴趣的是，海德格尔对老子十分推崇，晚年研读并翻译《道德经》。这让我对他拥有了无比的亲切感。近期读到一篇文章：《迈向一颗星——与马丁·海德格尔的交往》，其中专辟一节题为《来自曼谷的僧侣》，介绍了作者所见所历海德格尔与东方世界的接触和遭遇。文中写到，海德格尔的工作室挂着一幅中文书法作品，上书老子两句云：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书法出自台湾学者萧师毅之手，乃后者因海氏之邀所书。此作之旁，是一尊日本木雕，为一禅宗和尚也。道释相映，颇有东方氛围。
海德格尔认为，人最大的“畏”就是“畏死”，但这种“畏死”，不等于日常生活中的贪生怕死。“畏死”是人对“向死而生”的认知。人只有认识到自己是“向死而在”的，才能筹划自己，设计自己。因此，“向死而生”就是提前到死中去，不要死到临头了才去思考死亡。但是，我们普通人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所以，普通人仅仅是怕死，想逃避死亡。而本真意义上的“向死而在”，是把死看作是“最本己”的可能性，是人的一种真正的本质。懂得了这一点，就可以从沉沦中清醒过来，就能够敢于面向死亡，也就有了高度的自由，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实现自我的一切可能性，并从对死亡的体验中，反顾人生的价值及意义。中国佛道讲求的修行过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死亡的认知过程。
应当说，海德格尔在哲学上取得的成就是奇特而巨大的。但是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他一直存有争议。对他的思想的评价，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有人说他的著作是一个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还有人说他是极具激活他人思维的思想家，甚至有人说他的思想只是一种根植了故弄玄虚的神秘感。由于他曾经加入过希特勒的纳粹党，使人们对他的评价更蒙上一层政治和情感的色彩。但无论如何评价，大多数人还是承认，他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哲学家伽达默尔对他的评价，我以为非常中肯：“这是一个用其思想影响了人们长达半个世纪的人，一个施放出无可比拟的暗示力的人。”
海德格尔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思想家。他所经历的世界变化是疯狂的人类所进行战争的屠杀和科学技术的征服。一切存在都好像被人类控制一样，人类无所不能的占有着世界上所有的财富、资源。可是，世界却由于这样的政治格局陷入战争的灾难之中。整个世界陷入到从末有过的混乱，生态环境出现了明显的退化。人类精神文化轴心欧美世界的价值标准引起全世界的反思。海德格尔先后思索了技术、科学和存在本身的问题，对座架之上的一切现代社会都采取怀疑的思想进行批判。他明确指出，人类忘记了存在开始时原初的智慧，现代社会遮蔽我们之上的就是虚幻的世界，而人类陷入到已经到来的灾难深重中。他发出了对诗意与哲思的追问，才使他提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思想家的思路，去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危机，对生态环境开始深入的思索。
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逝于德国梅斯基尔希。巧合的是，我的外婆也是在这一年逝世的，也是在5月，比海德格尔晚了三天。而且，外婆的出生年月也和海德格尔一样：1889年9月。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手舞足蹈，差点跳了起来。天啊，外婆和一个哲人竟然相约着在同一个地球上生活了八十七年。这是怎样的一个巧合呢？外婆死去三十多年后，我才认识了海德格尔，由海德格尔我想起外婆，并理解了外婆的一生。世界何其大，世界何其小。如果不是空间的因素，外婆一定会走近海德格尔。
我站在雨后小城之外的一片桃林边，高空是洁白的云朵，远处是巍峨的秦岭。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我伸长精神的脖颈仰望苍穹。意念里，海德格尔是天空的那朵白云，是永恒的存在。而外婆，是那朵白云透射在地上的影子。
“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须有入于深渊的人们。?”这是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文章里说过的。我把它作为名言警句，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承受世界之深渊，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又是何等果敢的勇气。要承受，就要进入。敢于面对，敢于拯救深渊里的人们，这是一个哲人的精神气魄。唯此，我才直言不讳地说：海德格尔，我爱你！
39 萨特：不应该生活在“糟糕的信念”中
清晨，在院子阅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水泥地上雨后复苏的苔藓，在风的作用下，散发出一股推波助澜的气息，一群蚂蚁争先恐后地爬出洞穴，四处游**。在我的眼里，他们是精神的载体，就如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所阐发的自由理论：虚无、否定、选择、超越。我这样夸大蚂蚁的形象，完全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而它们，或许只是为了寻觅食物，再有，是想吸纳雨后清新的风。
崇拜萨特，最初是从他不愿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开始的。那个奖，是我一生都难以抵达的的目标，而萨特却轻易地放弃了，这令我费解。1964年10月4日，法国《费加罗报》文学副刊披露萨特的《词语》有望获奖。10月14日，萨特致信瑞典文学院秘书长，希望别把他列入此奖项候选人名单。萨特申明他对瑞典文学院和诺贝尔奖并无异议，但出于他个人及一些客观的原因，他不能接受当年度或以后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封简明而不失礼貌的信，但瑞典文学院秘书长不巧去度假了，未能看到此信。投票如期举行。10月22日，瑞典文学院正式宣布：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萨特，因为他的“充满自由精神及探求真理的创作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萨特获奖的消息传来，法国人颇为欢欣鼓舞，但萨特却深感不安。下午，他在餐馆拟写了一份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声明”，当天晚上，由他的一位朋友在瑞典驻法国使馆对一些瑞典记者宣读。而这时，他只身一人去了塞纳河畔，感受着风的自由，还有孤独的滋味。
拒绝获奖，这是一个人的自由，然而这也恰恰诠释了萨特的人格。萨特在声明中就“自由”作了解说。他说，如果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在他和其他人签署“121人宣言”时给他这项奖，他将会十分感激地接受，因为这就不仅是给他个人，而且还是给他们为之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在西方，人们把自由理解为一种抽象的东西，而在他看来，它意味着一种实实在在的自由──人们应该拥有不止一双鞋的权利，应该拥有肚子饿了就能吃饱的权利。对他来说，接受这项奖比拒绝它更为危险。如果接受了，就会使自己处于他称之为“客观上被利用”的境地。他这样说：“我的深层实在是超出荣誉的。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而给这荣誉的人，无论是给荣誉勋位还是诺贝尔奖金，都并没有资格来授予。我无法想象谁有权给康德、迪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某一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有等级的实在，在其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所以我拒绝一切荣誉。”
塞纳河的河源，距巴黎东南二百七十五公里。在一片海拔四百七十多米的石灰岩丘陵地带，一个狭窄山谷里有一条小溪，沿溪而上有一个山洞。洞口不高，是人工建筑的，门前没有栅栏。洞里有一尊女神雕像，白衣素裹，半躺半卧，手里捧着水瓶，嘴角挂着微笑，神色安详，姿态优美。小溪，从这位女神的背后悄悄流出。显而易见，塞纳河是以泉水为源的。当地的高卢人传说，这位女神名塞纳，是一位降水女神，塞纳河就以她的名字为名。
对于那位女神，萨特是没有多少兴趣的。他没有进洞，只是伫立在河畔的风中。风是寂寞的，总是在远离闹市的地方自由展翅。萨特想，这就很好。他伸出手臂，把一缕风揽进怀里。
在我看来，萨特的拒绝首先是缘于他对文学的忠诚。作家是自由的，获奖是虚无的。一个作家的职责在于奉献他的作品，外来的荣誉会给他带来负面影响。其次，是萨特对财富的淡漠。诺贝尔文学奖的巨额奖金有相当大的**力，然而在萨特面前，它就失去了效应。另一个因素是，萨特不像有些哲学家，对政治漠不关心。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冲突中，他同情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并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而诺贝尔奖的评选表现出某种政治倾向，引起了萨特的强烈反感。
我不清楚，萨特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拒绝会不会成为当时文人墨客的谈资。惊愕、嘲笑、惋惜、谩骂是少不了的，好像，在新出笼的肉包子上狠狠地咬上一口，滚汤肥腴的汤汁冷不防烫了食客的嘴，却温暖了茶余饭后的闲话场。
此刻，我打开窗，端着一杯清茶，面对着一幅萨特手拿烟斗深思的头像。他的头发很短，整齐地伏在头顶。透过镜片，他的眼神在凝视着什么。距离那么遥远的时代，我无法猜测他在想什么，大脑一片虚无。我只能做出这样的猜想：萨特不是在怅惘，也没有凝望远方，而是注视着塞纳河水在蜜腊波桥下奔流，在风声里吟诵哲学的句子。风，展开知音一般的手掌，摇曳着他的遐想。
与大多数一流的知识分子一样，萨特也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在他的自传《词语》一书中，他把自己描写成了一个早熟的天才，成名的欲望是他奋斗的重大动力。他在年轻时确立的人生目标也许是绝无仅有的：“我要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在别人看来，这只是一个虚无的理想，而对于他，居然成为现实。
在《存在与虚无》中，自在、自我和他人是萨特阐发其存在主义理论的三个角度，或三维，也是萨特阐发其自由理论的三维。他认为：正因为人本身不存在，所以人才必须去建立自己的存在，正因为人和世界的意义本来是空虚，所以人才需要向虚无索取意义。他的观点不同于中国古代道家的清净无为。道家的这种观点有意义的一面是强调自然，不强调争端；而不好的一面就是放弃追求，走向消极。而萨特从虚无去寻找不虚无，本身就是积极的态势。
在没有学会思想的时候，我去给山坡上割草的祖父送饭。那坡漫长得如我一生的路途，总也走不出头。我提着竹篮艰难地在风中行走，风在我的身后嘻笑，撩开衣襟窥视我凸露的肋骨。忽然一阵狂风，手中的竹篮就不知去向。我惊恐地哭泣，满山坡寻找盛饭的竹篮。风游戏似地刚让我看到竹篮的踪影，却又变着戏法一般把它抛向很远。我的灵魂也仿佛被风裹地而起，轻飘飘化为一片树叶。
那是我生命中最初对风的印象。风戏弄着一个儿童的迷惘，向我灌输着恐惧的词意。数十年过去，我忽然发觉自己仿佛置身于塞纳河畔，和萨特一道享受着风的抚摸，风的情感无常。风背叛昔日的温柔，夹着寒意，从袖口裤脚侵入我温暖的肌肤。可是，它没有了童年时给与我的恐惧，更多的是惊喜。我步着萨特的后尘，搜索着孤独的含义。寒冷的风让我对萨特添加了更深的理解。我知道，萨特是喜欢寒冷的，寒冷常常带给人以孤独。而孤独，却潜藏着自由的影像。如中国的庄子一样，萨特是宁愿抛弃一切，也要守住自由。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大会的热闹气氛中，塞纳河边的风却幽幽地带着萨特的独特气息，时淡时浓，似远犹近。他逃离了那个热闹的、本该是以他为主人的场合，在塞纳河边感悟着自由的真谛。如此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抉择，是一道魅力独特的风景线，一般人很能享受得到。
巴黎市中心的蒙巴那公墓右侧，有座平凡的白色石墓。墓碑上没有装饰，没有雕刻，没有花圈，没有花坛，仅仅只有男女墓主人的名字和生卒年份。可两个墓主人的名字，会吓你一跳：萨特和波伏娃。萨特和波伏娃的合葬墓，是现代史上的惟一。他们俩以什么身份合葬？是的，他们没有婚姻关系。婚姻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词汇。思想的结合，精神的交融，尊重彼此的人格主体，尊重彼此的人身独立，这才铸成他们高于婚姻的爱情，高于**的爱情。在长达五十年的亲密关系中，他们互相影响，彼此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达成共识。他们不仅容忍对方的情人，而且主动为对方推荐**的对象。靠第三者来保持不致散架的平衡，这是爱情方式崭新的解读。
契约式的爱情。这种别具一格的爱情是升华了还是降低了萨特和波伏娃的人格，我不想评述。选择爱情的方式是两个人的自由，指责，或者评述都是无聊的。人活着，已经不够自由了，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对别人的自由指手画脚？现在，流行一种低俗的风气，对名人、明星的私生活津津乐道，甚至以此来抵消他们对历史、对人类的贡献，对艺术的贡献。说句通俗的话：吃饱了撑的。萨特的爱情方式，是独特的，这正如他的人生追求。
我欣赏王安忆评价波伏娃的小说处女作《女宾客》中她、奥尔嘉和萨特之间的情爱三人行，“他们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关系，一种人类的后天性关系，是艺术的关系，是反自然的，具有着知识分子锐不可挡的探索与实验的理性精神。”言辞之间的兴奋，仿佛是在茫茫沙漠的前方发现了一方葱葱绿洲，可是狂奔近前方才发现，无一例外的，那又是一座幻觉里的海市蜃楼。
塞纳河的两岸，种植着繁茂的梧桐树。树林的后面，是庄严的建筑群。河北岸的大小皇宫，河南岸的大学区，河西面的埃菲尔铁塔，还有位于河东段城岛上的巴黎圣母院，都以富有鲜明个性的建筑形态，展现出了它们所共有的华美风格。弯下腰，萨特捡拾起河边的一根梧桐的枯枝，书写着这样的句子：等级制度毁灭人们的个人价值。超出或低于这种个人价值都是荒谬的。这是我拒绝诺贝尔奖的原因。
我的寓所在一个小城的边缘。窗外，是连续多日阴雨之后的阳光。秋天已经隐藏，我要赶在大雪到来之前读完《存在与虚无》，以便尽情地享受雪花的滋润。儿时的记忆是那么美好：雪花铺成一块纯白的毯子，孩子们在上面追逐嬉戏。忽然间，一阵风吹过，洁白的雪地上，我看见了自己印得很深、很脏的脚印……窗外，一只鸟的飞翔引起了我的伤感。我疑心它是风的魂灵，在天空盘旋，偶尔还发出凄厉的鸣叫。冬天，它不好好卧在温暖的窝里，和寒冷较什么劲？虽然，萨特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思想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也经不住时光的流逝，正如某个媒体用“偶像的黄昏”来形容的一样，萨特作为偶像的历史已经终结了。几年前，有人曾写过文章，宣告了向萨特的告别，同时也宣告了向萨特所代表的这类知识分子的告别。那一声“别了”传达出的踌躇满志、趾高气扬是无法掩饰的，但其浅薄也是显而易见的。
秋日的艳阳已经散尽，寒冷悄然而至。但萨特的伟岸人品，历史上又有几个人能超其右呢？
在经历了人生漫长的苍莽与迷茫之后，我在萨特的身上寻找到了人生的真相，还有真谛。一不留神，我就置身于塞纳河，和萨特一道领略着风的抚摸。风这样说：我从来就是如此独来独往。在你们人类里，我喜欢萨特。
领略过了塞纳河畔的风，我的人生就具备了别具一格的意义，我的写作就更有生命的质感。萨特说：创作就是对人生的反抗。在这句话上，我摁下心灵的按钮，走出屋子。外面，有阳光、雨露、鸟鸣、河流，还有炊烟、鸡羊、阡陌、日暮……我一个人从西边走向东边，从月亮走向太阳。在迷惘处四处张望时，萨特飘**的思想，就像风一样掠过身心，指示着我人生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