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于中国普通读者来说，卡尔·雅斯贝尔斯并不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这是因为，他的著作的中文译本姗姗来迟。前些年去上海出差，看到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卡尔·雅斯贝尔斯文集》（朱更生译），其中的《哲学导论》，是雅斯贝尔斯在巴塞尔作的十二次广播讲座的全译，内容是关于雅斯贝尔斯生涯和思想的入门性介绍，内容苦涩难解，阅读起来有一种文言文的感觉。直到200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大哲学家》的中文译本，才使中国读者轻松地走近雅斯贝尔斯。

《大哲学家》是哲学大师雅斯贝尔斯晚期所构想的三卷巨著中仅完成的一卷。雅斯贝尔斯跳出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存在主义哲学框架，也突破了编年史的写作方法，而是以其独创性和相似的思维方式为取向，将世界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哲学家划分为思维方式的创造者、思辨的集大成者和原创性形而上学家三种类型，详细地阐述了他们的哲学思想。

捧着《大哲学家》，我走进终南山下的金峰寺。它其实一个非常普通的寺庙，可是由于圆静法师的缘由，我不止一次跨进它的门槛。它的大门通常状态下是关闭着的，不像普通的寺庙敞开着门等候人们进香施善。这就可见，金峰寺的主持非同一般。能够让我感兴趣的事物并不多见，这样，我和圆静法师就有了缘分，我需要精心读书的时候，或者，在我烦躁不安、六神无主的时候，金峰寺就向我敞开大门。寺的后面有面山坡，由于林木茂盛，常常阴森森的，让我感觉有一种哲学的韵味。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有时我想，怪不得我在官场不受欢迎，我身上透露出的气息，绝对是污染官场的“毒品”。

1883年，马克思去世。同一年，德国大地上又矗起一座高山。他就是雅斯贝尔斯。但是，与马克思相比，他却距离我们十分遥远。远和近，有时是不能用距离衡量的。

瑞士、巴塞尔。那个小城绝对具备着某些特殊的气息，不然，它怎么能够吸引尼采、荣格和雅斯贝尔斯？1948年，雅斯贝尔斯带着对当时德国政治形势的失望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海德堡到了巴塞尔，直到他去世的1969年，他一直生活在这座位于瑞士、德国和法国交界处的城市里。尽管这座小城的人口至今也不过二十万左右，却拥有着三十多座各式各样的博物馆。巴塞尔被认为是瑞士德语文化的心脏。自十五世纪以来，这座城市就与欧洲所发生的重大文化、艺术以及宗教事件息息相关。

在那里，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他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庄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换句话说，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突破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虽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绝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

物象在进入秋天以后，会露出体内的骨头。秋天在做减法。金峰寺后面山坡的树上，安置着许多鸟巢。树叶落光了以后，鸟巢才完整地显示出来。

??? 一个个被树枝擎着的鸟巢，在寒冷和雨雪中更显孤独，就像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学说。

然而，轴心时代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总是有人回过头去，看看那些先哲们是怎样说的。至今，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构架，仍以孔子、老子、庄子为蓝本。当工业文明已经到了几乎给机器人装上人脑的程度，我们还陶醉在两千多年前的文化里。

人类的精神是怎么回事？我真的有些搞不懂了。

2

有时，圆静法师留我在寺里过夜。记得九月里的一天，经历了一夜的风雨，清晨醒来，寺里的地面积满了落叶。寺前是一个圆形的放生池 ，平时，我会发现乌龟在其中悠闲地游泳。我踱步到放生池前，看见一只乌龟上了岸。我没有惊扰它，静静地注视它的行踪。在岸上绕了一圈后，它背离放生池，向着种着蔬菜的地里爬行。这种违反它的同类生活方式的行动，我有些惊讶，突然想起雅斯贝尔斯。

哲学家、思想家在当时的社会，常常令权贵们恐慌不安。好像，他们的身上，有一股邪气，随时可能颠覆他们极力维护的社会秩序。因此，他们的境况在当时并不好，这是人类的悲哀。雅斯贝尔斯认为，社会需要那些关心并主导共同群体价值的精英。他们的学识、智慧和价值信念不只是属于他们自己，而是整个社会不可或缺的财富。与此同时，雅斯贝尔斯反复强调寡头或专制制度并不能补救现代政治的物质化趋向，这种制度把政治权力当作私人或少数人手中的财产，是一种既残暴又**裸的政治物质化形式。好的政治秩序必须能协助人与人之间的文化和存在互动交往，好的政府需要精英，而且是负责任的精英。负责任的精英产生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对社会的其他成员负有教化的责任，对社会的进步富有引导的作用。

在雅斯贝尔斯时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纳粹极权对人性和人的思想的极度**和摧残。雅斯贝尔斯见证了这个空前的人性灾难，并以一个哲学家的睿智来思考这场灾难。对极权统治的性质、毁灭对象和摧毁程度，雅斯贝尔斯有比一般人更深入的认识。对极权灾难后的人性重建，包括国家群体反思和大学人本建设，他更是有比一般人紧迫的要求。思想者的睿见也许本身就已经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但是，雅斯贝尔斯的贡献还不止于此。他积极投入战后德国的公共生活，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型的思想者。他以彻底拒绝极权的政治行动来见证极权灾难。这种见证方式塑造了一个至今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政治角色，那就是一个直接参与推动民主和宪政体制建设的公民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国家中的知识分子(包括中国知识分子)都曾经对当时世界范围内不完善、不成熟的自由民主与共和持批判或怀疑态度。他们都曾经向往一种更快捷的国家富强和文明的通道。雅斯贝尔斯是他那个特定时代的过来者。他的卓越思想能力并不表现在他能未卜先知极权灾难的发生。他的思想能力表现在，一旦经历了极权，他对自由民主和宪政的信念便再不曾有过动摇。

中午，天空已放晴，呈现出高远、透澈，只是缺少彩虹。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彩虹了。在雨后的天空，我寻觅过多次，但答案依然是阴沉的面容——这体制一样的面容！这让我同时想到，从最直观的角度，一个好的体制，最少能够同时有七种颜色，就像彩虹在天空所能呈现给视觉的样子。

寺庙的周围，除了蝉歇斯底里地啼叫，没有一点声音。我喜欢蝉。那种响亮的旋律让我不能忘怀，让我倾听到内心的音节。我习惯性地站在寺庙的台阶上仰望后面那座山，一切安静无常，只有满眼的绿色。经历了风雨的自然界此时是如此宁静。在静静地享受宁静的同时，我想着圆静法师说过的一句话：我不喜欢墓地。他的弟子们有时会为这句话惊讶。因为，八十高龄的他身后应该怎样安排，首当其冲的是墓地的位置。那么，他的话是不是一句遗嘱？

我琢磨圆静法师的本意，人，生前依赖的是作为物质的身体，死后依赖的是作为意识的思想。而墓地，则是后人的行为。一个人，如果依赖墓地才能被人记住，那实在是一种悲哀。

常常看到一些人写的拜谒大师墓地的文章，内心有诸多的不快，问题不是文章的质量，而是出于本能的反感。我常常疑惑，是不是拜谒大师们的墓地，就是接近了大师？虽然，接近墓地，也是一次接近大师的行为，我这样想，如果能够透彻地弄懂大师的思想，那才是真正的“走近”。

雅斯贝尔斯指出：“生命像在非常严肃的场合的一场游戏，在所有生命都必将终结的阴影下，它顽强地生长，渴望着超越。”问题在于，以什么方式实现超越？站在大师们的墓地，如果思想还停止在物质的欲望中，那就无法实现精神的超越。所以，走进雅斯贝尔斯的思想深处，了解他思索时的痛苦，才是对他最好的悼念方式。

如果，你生存在那个时代，走近雅斯贝尔斯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他会坐在沙发椅中，像一位亲王那样从他的宝座上慈祥地俯视着你。他会听你谈论上帝、世界和人类的知识。但是他会在亲切地赞同或反对之后，继续陈述他的观点。有人说，这多少有点仪式化的的威严，不免让人顿生凉意。我却以为，这正是一个思想家的风采。如果，他和你一起嘻嘻哈哈，握手拥抱，可能会因此降低自己的思想高度。

这就是雅斯贝尔斯无比逼真的写照。他年幼时得过一种怪病，使他无法进行爬山、骑马、跳舞等激烈的运动，于是长期过着单调的生活，孤独求生。除了公务，他从没有去过公共场所。在大学任教期间，他和同事间也从来没有什么亲密的联系，更不用提他对哲学家大会的厌恶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摇摆着胳膊和手掌，十分固执地同所有人辩论。他的那种不容分辩的说教口气，被人称作“雅斯贝尔斯式的表演”。

3

金峰寺后面那的那座山坡不高，到山顶，也就一个小时左右。站在峰顶，餐风饮露，身边云蒸霞蔚，仿佛时空的界限，是心灵里的另一种境界。登山，对我来说，完全是放松。被思考折磨得头皮发麻，看看树木花草，会松弛我的脑神经。有时，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收获，譬如，一个思想家就是一座山峰。由此，每次登山，就是走近思想大师的过程。

这些天来，我沉浸在雅斯贝尔斯的情感之中，仿佛，等待一只从庄子那里飞来的蝴蝶。金峰寺的钟声，不时地穿过我的耳膜。慈悲，是佛教的根本，《般若经》处处说到“大悲为上首”，强调慈悲在佛法中的重要性。释尊因观世音的苦难而引发内心的深切悲痛，引发求道与解脱世间的愿望。佛陀成道后，即踏遍恒河两岸，到处转大法轮，以法音开示觉悟痛苦中的众生。所以，以慈悲为根本，最恰当地表现了佛教的本质，佛陀的心髓。

????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以佛陀与尼采对话的形式，展开对尼采的批判。在他对佛教的理解与诠释中，我们看到“超脱只有通过爱才能够达到”。雅斯贝尔斯将苏格拉底、孔子、佛陀、耶稣一并称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而其中的共同点，便是展示“普遍的人类之爱”。

自从亚当和夏娃违反上帝的禁令，偷食了那颗无比诱人的智慧果以后，人便被上帝逐出幽雅静谧的伊甸园，并被抛入了一个无边无际、苍茫浩渺的苦海中去受折磨，历苦难，以赎其“原罪”。在这受煎熬的漫长岁月中，人是孤立无援、一无所有的。不过，他拥有一样东西：智慧果。《墨子》、《庄子》就曾多次不无悲哀地把人生比作白驹之过隙，诗文中也常见“人生如梦”、“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所有这些，都在叹息人生瞬息而又无常，带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和绝望。

1933年，雅斯贝尔斯被排斥于大学的行政事务之外，1937年被剥夺了教授职位，1938年以后他的著作权也被剥夺。他“体验到了在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国家中失掉法律保障的滋味”。在纳粹铁蹄下的他，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生活——他和妻子随时都有被屠戮的可能。由此，他产生了“世界公民”的设想：“首先作为一个人，然后在这个背景下才从属于一个国家，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我是多么渴望有一个在国家之上、人们得以最后向之求助的法庭，一项能给被他的国家不顾法律加以**的个人以合法帮助的法律！”

纵观雅斯贝尔斯一生，跟一般的德国人相比，他的人生体验渗透着文化和政治的因素，对他来讲，对自我的归属以及对文化的认同感的意识更加自觉。在纳粹暴政的年代，在整个德意志民族生命发生大病痛的危难时刻，引发了雅斯贝尔斯对生命的深沉体验以及如何使欧洲历史传统薪火相传、继世不绝的使命感。在他那里，自我认同并不仅仅是依据其个人经历并对之进行反思而形成的自我，更重要的是对自我社会角色的反思，是对承继欧洲乃至世界文化精神的使命感的强调。卡尔·多伊奇在《悲剧的超越》英译本序中指出：“虽然卡尔·雅斯贝尔斯是一个世界性的哲学人物，但作为一个德国思想家，他的根却深深驻扎在德国传统之中。他的作品乃是一个由思想家和诗人所组成的深层德国继续存在的活生生的证明。他的作品蕴含在伟大的德国传统之中，这一传统将渊博的知识学问与丰厚的想象力结合在一起……”

深夜的寺院里，香火明灭，秋虫唧唧。一切生命，皆有呼吸，皆有吟唱。我知道，今夜，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秋虫在呼吸，在吟唱。

孤单的月亮和群星相互避让，这是视觉提供的天象。雅斯贝尔斯给我最大的启示是：有限之生和虚无之寂并不毗邻接壤。闭上眼，我宛若看见了一颗流星在空中划过，留下美丽的弧线。流星划过天空，是对人类的一种预警。每一个思想家，都是一颗流星。

我感觉到断裂和冰冷，还有比必然性更冰冷的相隔，是有限之生和虚无之死。三年了，我习惯了用生命吐出语言，像蚕吐出丝。有一天，也许我会厌倦，不再写作。

对雅斯贝尔斯的思索在寒冷到来之前终于结束了，我将复归于空无，复归于沉默。沉默像收拢的拉链，把我的思索打进过去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