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悠久的年代中，河西的农业是怎样取得成就的？除当地农民的勤劳耕耘外，至少有两点是应该得到称道的：其一是开发农田水利灌溉，其二是尽可能扩大农田的地区。

我国先民从事农业生产，对于灌溉水利向来是重视的。为了能够灌溉，经常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渠道的开凿。这就有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这种事例史不绝书。就在西汉中叶，曾经有过一度**，河西各处受益不少。《史记·河渠书》在论述汉武帝堵塞瓠子决河之后，接着就说：“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这只是笼统的说法。《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就较为具体。据《地理志》所说，张掖郡得县，千金渠西至乐涫入泽中。得县在今张掖县西北，当时为张掖郡的治所。乐涫为酒泉郡属县，在今酒泉市东南。羌谷水出南山羌中，经得县西北流，再折向东北至居延入海。这就是现在的黑河，也称张掖河或弱水。千金渠当是利用羌谷水开凿渠道的。以地形度之，这条渠道可能长达200公里，自然是一条大渠。敦煌郡中的籍端水和氐置水也被引用溉田。籍端水今为疏勒河，也是一条古川，灌溉面积不会很小。《地理志》系籍端水于冥安县下。冥安县在今瓜州县东南。冥安县东北有渊泉县，据阚骃所说，地多泉水，故以为名。渊泉县近籍端水，当也受到灌溉的利益。阚骃为晋时敦煌人，曾仕于沮渠蒙逊，以舆地之学名家，著有《十三州志》。以舆地学者言乡邦事当不会偶有舛讹。由阚骃所说，不仅可知西汉时籍端水的灌溉作用，还可知这条河流直到十六国时对农业仍然有所裨益。氐置水的灌溉区由龙勒县开始。龙勒县在今敦煌市西南。氐置水流经敦煌市，敦煌市也应列入氐置水的灌区之中。氐置水由龙勒县东北流入于泽中，如前所说，这个泽应在今敦煌市北或稍东北处。《汉书·地理志》敦煌市所领的6个县中，除这里已经提到的还有效穀和广至两县。颜师古于效穀县下注说：“本鱼泽障地。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为县名。’”而广至县的昆仑障又为宜禾都尉治所。县以效穀为名，都尉又以宜禾相称，皆说明当地农业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效穀县在敦煌市东北，其西就是氐置水下游，当地农业能够有成就，应与氐置水分不开的。广至县又在效穀县之东，也可能与效穀县同为氐置水的灌区。酒泉县治所的福禄县，在呼蚕水流域。呼蚕水今为流经肃州市的北大河。《汉书·地理志》于呼蚕水条下未言及溉民田事，然酒泉郡有灌溉渠道已见于《史记·河渠书》中。酒泉郡于呼蚕水之外别无大川，则《河渠书》中所言灌溉，除呼蚕水更无足以当之者，不能因《地理志》失载而置之不论。河西还有一条谷水，流经武威郡及其所辖的武威县的城外。《地理志》亦未一言其溉民田事。河西四郡中，张掖、酒泉、敦煌三郡治所分别为得、禄福、敦煌三县，这几个县能够作为郡治，应各有其具备的条件，至少也是和它们作为灌区，农业能够获得成就有关。准此而言，濒于谷水的武威县，也是应该得到谷水的灌溉的。河西四郡都有能够灌溉的条件并能充分加以利用，农业能够取得成就，那就不是意外的事情了。

欧阳修撰《新唐书·地理志》，于唐代各州农田水利皆备载无遗，独于河西的凉、甘、肃、瓜、沙五州竟未着笔一字。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于河西诸州中仅详载瓜州晋昌县的冥水，并说：“自吐谷浑界流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丰水草，宜畜牧。”所说的冥水就是汉时的籍端水。汉时籍端水如上所云，是可以灌溉民田的。可是到了唐代，却仅仅是“丰水草，宜畜牧”，前后差别是很大的。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可能是由于天宝以后，河西为吐蕃所据有，职方之臣未能掌握其地的情况，李吉甫已无足够的材料可供撰述，异代之后欧阳修当更不易着笔了。其实唐代前期河西各地并不是就无农田水利的设施，拙著《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中就曾列举了三宗以资证明。在那篇拙著中是这样说的：“武则天时陈子昂就曾说过：‘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稍后冉实也曾在凉州利沟洫，积糗粮。开元年间，张守珪为瓜州都督，更取得可观的成就。瓜州地多沙碛，本不宜于稼穑，又每年少雨，只能以雪水灌溉，其时当王君?败没之后，州城残破，渠堰尽毁，张守珪修复了州城，整理了渠道，为州人所称颂。”这样一些成就是会博得当时后世的称颂的。

河西的降水量一般是稀少的。当地对于农田水利灌溉渠道的兴修自来是十分重视的。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变化就可一直沿用下去。实际上若是不能得到水利灌溉，种植农作物就难保不遇到困难，甚至将颗粒无收。所以利用和保护旧渠是刻不容缓的。前面说过，西汉在取得河西之后，兴修农田水利不遗余力，因而能使农业获得显著的发展。魏晋继之，一方赓扬前功[689]，更注意修理旧渠[690]。后来到了十六国时期，戎马倥偬，农田水利自难得到修整，史籍亦未见有关记载。可是五凉霸主并未因田亩歉收而多有顾虑，这是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唐宋时期，河西农田水利亦未多见记载，可是灌溉事业并未因此而多所废弛。其遗迹尚多完整，未尽湮塞，当是长期为后世所利用，故能保存至今。今年（公元1988年）秋初，中国唐史学会部分同志组团远赴敦煌、哈密、鄯善、吐鲁番等处考察，海亦偕同前往。途中得识敦煌研究所李正宇君。李君正在撰述《唐宋时期敦煌县河渠泉泽简志》。其中所述唐宋时期敦煌县河渠泉泽及水利设施共103所。文中所附《唐宋时期敦煌县诸乡位置及渠系分布示意图》，就显示出当时敦煌县十二乡及沙州城附近50余所河渠泉泽。当时农田水利设施历历可睹。敦煌于河西地区最居西端，尚且如此，其他各处至少皆当与敦煌相同。可知历来河西各处农业能够有所发展，而且取得相当成就，并非偶然。

河西于汉武帝时始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武威郡治姑臧，其故城在明凉州卫东北二里[691]。明凉州卫即今武威县。张掖郡治得县，其故城在宋张掖县西北四十里[692]。宋张掖县即今张掖县。酒泉郡治福禄县，即今酒泉市城[693]。敦煌郡治敦煌市。敦煌市于唐时为沙州治所。今敦煌市西南有沙州旧城，与今县城隔党河相望，当系汉敦煌郡的遗址。四城城址虽间有改动，最远不超过40里，不能说是很大。这可以说，西汉中叶人士选择城市位置的知识和能力是相当高明的。城市的形成诚然有各种不尽相同的因素，时易世异，有些因素可能已失去作用，城市却不至于有根本的变化，就足以作为证明。河西城市应是受到一些自然条件的制约，由于戈壁和沙漠掺杂于农牧地区之间，而为农为牧又各有其渊源。这四个郡城的设置显然都与当地适于耕耘，而农业都能获得成就有关。自西汉初建四郡，历经隋唐而至于明代，河西在阻隔祁连山南和合黎山北游牧民族的交往，确如有关王朝的期望，起过一定的作用。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畅通，这几个城市也能绾毂其间，使往来无所阻碍。

在这四个都具有一方都会的城市中，姑臧犹为重要，又较为繁荣。凉州人户的稠密，于这四个都会中最居首位。历来有关河西人户的记载，皆未言及这四个都会中的具体数目，然由各郡（或各州）的人户数字按所领县数平均分配，其间分布的稠稀是明显可见的。虽是以县数平均计算，然郡治或州治所在之县的人户必然较其他各县为多。这是普通的道理，无待于多事阐述。这样说来，武威郡及后来凉州治所的姑臧县，人户之多应为河西诸县之冠。前文根据汉唐两代的记载，指出西汉元始二年时武威郡所领10县，共有户17581，有口76419。平均每县有户1758，有口7642，姑臧县的人户应多于这个数字。也指出唐代天宝元年，凉州所领五县，共有户22462，有口1202813。平均每县有户4492，有口24056，姑臧县的人户也应多于这个数字。前文还曾征引唐代岑参的诗句：“凉州七里十万家”，这是说当时凉州繁荣的情形。实际上当时凉州的人户仅多于4492，是否就达到5千户，还未敢必，如何能够说是十万家？有唐一代，作为都城的长安、万年两县，皆为京兆府的属县，天宝年间，京兆府领23县，共有户362921。平均每县为15779户。长安、万年共治于都城之内。按平均数计算，两县共有户31558。实际上两县的户数应该超于此数，然距十万家仍尚很远。远在边地的凉州，如何能够说上有十万人家？显然是在诗人笔下过于夸大了。虽然如此，姑臧城在河西还是规模最大和最为繁荣的。姑臧城本为匈奴所筑，匈奴被逐，这座城就为汉人所沿用，似未闻有所增筑。西晋末年，张轨为凉州刺史，始大城姑臧，南北七里，东西三里[694]。其周围当为20里。后来到五代时，其城依然方幅数里[695]。这在河西是少见的。今武威县城为明时所筑，周11里有奇[696]。明时度制与晋制略有不同，相差不应过大，今武威县城显然较小于晋时的姑臧县城。西汉时，武威郡和河西其他三郡居于同等地位，似无若何差异。唐时凉州为中都督府，瓜、沙二州皆为下都督府，甘、肃二州皆为一般的州，且又均为下州[697]。这其间就是有所区别的。唐初，玄奘西行求法，道过凉州。据其所见闻，“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业往来，无有停绝”[698]，繁荣的情形跃然纸上。及节度使制度建立，凉州更为河西节度使驻节之所，更有利于当地繁荣的发展。前文征引元稹《西凉伎》诗中所说的“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虽系旧时传闻，谅非虚语。直到北宋时还有人说：“唐之盛时，河西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699]。”

河西次于凉州治所武威县的都会为张掖县。张掖县于隋时为张掖郡的治所，其实就是汉时张掖郡治所得县。得县于晋时改为永平县，隋开皇时改为酒泉县，大业时又改为张掖县[700]。隋时西域诸国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701]。张掖于此时作为与西域诸国交市的地点，当与交市监的设置有关。交市监，隋初于缘边各地设置，掌互市，参军事，出入交易。炀帝时改为互市监[702]。当时对于西域各国相当重视，炀帝特令裴矩主其事。裴矩时为吏部侍郎，名为称职[703]。隋制，吏部侍郎为正四品，诸缘边交市监视从八品[704]，贵贱相差甚远。炀帝令裴矩主其事，而且还兼程前往张掖，可知其重视的一斑。裴矩到张掖后，即招诱诸国，先后至者十余国[705]。这就使张掖城趋于繁荣。由于隋帝的招徕，张掖城的繁荣迄于隋季当不至凋零。唐时河西节度使驻节凉州，其副使则驻节甘州，这对于张掖的繁荣是会有所帮助的。张掖城是繁荣了，但武威城却并未因之而衰落下去。前文曾征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证明唐初凉州的繁荣。玄奘至凉州为贞观三年事，上距裴矩监张掖互市，尚不到20年。在此期间，张掖正在繁荣时期，对于凉州似无若影响。

其实，以敦煌的富庶是可以支持一方的政权的。唐代中叶，吐蕃乘安史之乱，占据了河西陇右各地。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以全国之力防御吐蕃东侵，防秋之兵难得解甲稍息。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年），沙州人张义潮阴结英豪归唐，竟能战胜吐蕃守军，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归国[707]。张义潮虽能奉唐正朔，然远在西陲，实不易得到长安的助力。到了五代，曹义金仍能绍继张氏的旧勋，巍然系一方的安危。直至宋时，西夏强盛，沙州方为所并。以敦煌为中心这样的地方力量，能够继续存在，固然是张义潮、曹义金及其后继者毅力壮志的具体表现，如果不是敦煌的繁荣和沙州的富庶作为基础，恐怕也是难于支持这样悠久的年月的。

五、经过河西的交通道路

论西域和内地的交通，自来都认为是始于张骞的凿空。张骞以前虽未见于记载，然亦非绝无此可能。张骞在大夏时，始见邛杖蜀布。此邛杖蜀布能够远至大夏，当是由今云南省西运的。这应是假借商贾之手，故史籍未见记载。唐蒙在南越获食枸酱，因而建议通夜郎道。蜀中枸酱能够输至南越，也是商贾所致力的。张骞西使以前，祁连山下可能已有商贾往来。不过这是推测之辞，是难得证实的。

然而有一问题不容不在此略为涉及。这是有关殷商时期制造器皿所用的玉出自何方的问题。我国先民喜用玉器是有悠久的渊源的。《尚书·汤誓》：“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代三朡，俘厥宝玉。”后来到了殷商，用玉更多，下至两周，用玉之风愈益普遍。制造这些玉器所用之玉究竟来自何方？殊滋疑义。近来有的同志据出土殷商的玉器，作化学测定，谓其中有一部分的素质和现在新疆和田所产的玉相同，因而确定殷商时所用的玉来自新疆。这就不能不引起若干疑问。据说所测定的玉器，仅有一部分和新疆所产的玉素质相同。如果这一部分的玉来自现在的和田，其余得自何方？就不能不成为问题。我国产玉之地也并非绝无仅有，只是有的矿源已竭，未见再行开采。是否这些产地所产的玉都已经过测定？矿源已竭的产地，无玉可采，将用何物来代替测定？若无法测定，如何能说所产的玉不含所测定的因素？就是来自现在的和田，在此悬远的距离中，究竟取什么道路？未见有所考实，仿佛就在近旁，唾手可得。按之张骞凿空前后，西域道上，小国林立，不必追溯远古，秦穆公就曾西伐戎王，益国十二。秦昭襄王时，还曾继续开拓，义渠戎国就为秦国纳入版图[708]。义渠以西，尚渺茫难知。西汉中叶，始从匈奴降者得知有大月氏，复知与大月氏共居的乌孙。阳关以西又有鄯善、若羌、且末、扞弥等七八国，然后才能达到产玉的于阗。这样窎远的路途，于阗之玉如何能够东运？当然也可以说，假借商贾的力量。可是当时用玉之多，商贾之力如何能够供应得上？十六国时期，吕光在姑臧建立凉国，史称后凉。吕光自称三河王，遣使至于阗购买六玺玉。及玉运至敦煌，李暠的西凉政权已经建立起来，这批玉货就为李暠所没收[709]。殷商时的玉如果来自于阗，沿途经这许多政权和族类的辖地，是否了无阻隔，就不能不是个问题。当然这只能算是猜度，实际上当时恐难如所设想，真的能够远至于阗运玉。今传世《穆天子传》叙述穆王西游，曾远至于昆仑。昆仑山在今新疆西部，为黄河发源之地。这个昆仑山乃是汉武帝听到张骞的报告所起的名称，与穆王的游历无关。因为古图书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张骞以今塔里木河为黄河，所以昆仑山也就移到今新疆的西部[710]。《穆天子传》，《四库全书总目》列于《小说家类》，盖以其“夸言寡实”，不能与一般史籍相提并论。据《国语》所载，穆王曾经征过犬戎，仅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犬戎为西戎别名，居于周的西陲。周幽王时，犬戎内侵，西周为之倾覆，其相去并不很远。西周时期尚且如此，殷商之时何能远至西域，采玉购玉于昆仑山下？

张骞自西域归来，汉使多循迹前往。由于河西已入汉的版图，汉使往来，即遵循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一途。这条道路也是所谓丝绸之路的一段，这是论西域史事者共同认可的道路。河西夹处在祁连、合黎两山之间，若不是南越祁连山，而北绕合黎山，这里是别无其他歧途的。

然而河西的东西两端，不仅有歧途，甚至不是一条。论河西史事者不容舍而无所涉及。拙著《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曾经指出，由当时都城长安西行，有南北两道都可抵达河西的东部。其南道经雍县、汧源、上邦、襄武、渭源、狄道、金城诸县，出金城关，循乌逆水而上，再经广武县，而至凉州。用现在地理来说，就是经过陕西凤翔、陇县，甘肃天水、陇西、渭源、临洮，兰州诸县市，溯庄浪河而上，经永登县，就可达到原来凉州的治所姑臧县。其北道经新平、安定、平凉、平高、会宁诸县，出乌兰关，亦可至凉州。用现在地理来说，就是经过陕西彬县、甘肃泾川、平凉、宁夏固原和甘肃靖远诸县，而至凉州。在这南北两条道路之外，还有一条道路，乃是由上述的南道西行，至狄道县，渡洮河和大夏河而至于河州，出凤林关，渡黄河，再经鄯州和鄯城县，过浩亹水，越祁连山，而至于甘州。唐河州治所在今甘肃临夏县。鄯州治所在今青海海东市。鄯城县今为青海西宁市。凤林关在今甘肃永靖县。浩亹水今为青海大通河。这条道路更在南道之南。

这三条道路只能说是唐代丝绸之路东端的几条歧途。道路的设置固然可以承袭前代的旧规，但溯其肇始却也不能一概而论。经过凤林关和越过祁连山的道路，也就是南道之南的道路，是要经过位于今永靖县的炳灵寺的。炳灵寺的建筑始于西秦乞伏炽磐建弘元年（公元420年），可以作为这条道路畅通的标志。再往前溯，东晋法显就是从这条道路西行求法的。法显的西行是在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其时炳灵寺固尚未建立也。

另一求法高僧玄奘所行的却是上面所说的南道。据慧立和彦悰所记：“时有秦州僧孝达在京学《涅槃经》，功毕返乡，（玄奘）遂与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兰州伴，又随去兰州。一宿，遇凉州人送官马归，又随从至彼[711]。”这当然不是说，这条道路至玄奘西行求法时始畅通无阻。

其实，玄奘所行这条南道乃是张骞通西域后，由长安西行的主要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史记·大宛传》论述当时的形势说：“匈奴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焉[712]。”汉廷为了保证进入河西道路的安全，在浑邪王降附之后，“始筑令居以西”[713]。令居县故城在今甘肃永登县西北，位于庄浪河流域。庄浪河当时称为乌亭逆水。乌亭逆水上源近乌鞘岭，其地山岳重叠，所谓“筑令居以西”，当由其地开始。这就足以证明溯乌亭逆水，经令居县，当时为前往河西道路的所在。

唐时这条道路由长安西行，是要经过雍县、汧源两县，再至于上邽县。雍县为今凤翔县，汧源为今陇县，上邽县今为天水市。这是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的。西汉时由长安往西，同样要经过这几个县的。只是唐汧源县，汉时称为汧县。这条道路在这里的路线只有这一条，别无选择。因为汧县或汧源县以西，陇山高耸，行到这里必须越过陇山。陇山岩障高崄，不通轨辙，行旅视为畏途。陇头呜咽流水，越山远行者往往为之怅惘。虽历尽艰辛，亦无术改变途程。可知远在汉世，这条道路不仅是前往西域的主要道路，而且还可以说是唯一的道路。

唐代前往西域的北道，是要经过乌兰关的。乌兰关在乌兰县，濒于黄河。乌兰县在会州治所会宁县的西南。周武帝西巡至此置乌兰关[714]。乌兰置关显示这条道路的重要。道路上设置关隘当是这条道路的通行已有相当岁月，但也不是开通已久。西汉时，这里不仅未设关隘，而且也还未形成前往西域的大道。汉武帝曾经西逾陇山，由陇西北出萧关，行猎新秦中而归[715]。萧关在今宁夏固原市东南。由此更西北行，即可达到今会宁县，亦即唐代会州的所在地。然武帝却是由萧关北去，去到新秦中。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作《北征赋》以见志。赋中备列沿途所经过的地方。他一则说：“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他又说：“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乡”；他接着说：“登赤须之长坂，入义渠之旧城”；他还说：“过泥阳而太息兮，悲祖庙之不修；释余马于彭阳兮，且弭节而自思”；然后他再说：“跻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716]。长都指长安而言，这是说他由长安首途。瓠谷为焦获，在今陕西泾阳县。郇为右扶风的属县，在今陕西旬邑县的东北。邠为郇县的乡聚，亦当在今旬邑县境内。赤须坂在北地郡，义渠的旧城当在今甘肃庆阳西南。泥阳为北地郡属县，在今甘肃宁县东。彭阳为安定郡属县，在今甘肃镇原县东南。高平为安定郡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市。高平为班彪此行最后的目的地。他由长安一路行来，经过今陕西泾阳、淳化、旬邑，甘肃的宁县、庆阳、镇原诸县，而至于宁夏的固原市。

稍后于班彪经行这条道路的是东汉光武帝的征隗嚣。光武帝为此也曾经亲自到过高平。在高平会见了窦融及其所率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金城五郡太守[717]。窦融及五郡太守从哪一条道路去到高平，未见记载。既有金城太守偕行，可能是由金城渡过黄河，再折向东行的。汉武帝曾经越过陇山，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718]。空同山在今甘肃平凉市西，亦作鸡头山。祖厉河源于今甘肃会宁县，北流至靖远县入黄河。汉武帝由空同山西行，所临的祖厉河当在今会宁县境。秦始皇巡陇西、北地时，出鸡头山过回中[719]。汉武帝所行的空同山至祖厉河一段道路，应是陇西郡至北地郡的大路。汉武帝当时仅至于祖厉河，并未由此前往陇西。当窦融率五郡太守会光武帝于高平以前，曾派遣其弟窦友赴洛阳诣阙陈情。友至高平，会隗嚣反叛，道路阻绝，中途复还[720]。窦友由河西赴洛阳，也要经过高平，这是因为隗嚣盘踞天水，反对汉室。窦友如果要经过天水去洛阳，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能不绕道高平，再折而东南行。就是这样也为隗嚣所阻，未能继续前去。这就完全可以证明：汉时由长安赴西域是以越过陇山，再经天水为主要道路，是不会经过高平的。由窦友到高平一事，还可以证明当时由长安至六盘山下的道路，仍然是像班彪所走过的那样，要经过郇邠和彭阳，也就是经过现在陕西旬邑和甘肃镇原的道路，那时好像由现在甘肃平凉、泾川等县东南行的道路，还未能成为通行的大道，不然窦友越过六盘山后，不会再折向北行，到达高平，也就是现在的固原的。

唐代的乌兰县于汉时为祖厉县。祖厉县城在祖厉河的下游。汉武帝虽临祖厉河，却未到过祖厉县。史籍中亦未见有人到过祖厉县的记载，可见祖历县并未有通行的大道，远越西域者是不会出于此途的。

前面曾经指出：由长安西行经过河西而至西域的道路中有一条是遵循南道，到今甘肃临洮县，渡洮河和大夏河，经青海海东市和西宁市，越祁连山而至于张掖的。这是河西中部分出的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以西还应有一条道路，也可说是河西大道的另一条分支。这条道路是由敦煌南行，大致是通过现在的当金山口，经由柴达木盆地，更东南行，以达吐谷浑东境龙涸（今四川松潘）而入益州[721]。西凉李暠曾经几次派遣使臣间行奉表至建康[722]，所行的就是这条道路。其时沮渠蒙逊方盘踞张掖，建立北凉，由敦煌经过酒泉东行是不可能的。由敦煌南行经过柴达木盆地的道路并非主要的大道，当时称之为间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其后北凉姑臧为北魏所攻破，凉王沮渠牧犍降魏。牧犍弟无讳继续与魏军相抗，辗转至高昌，仍自称凉国。这个凉国为了取得东晋的支持，不断派遣使臣东南至建康。当魏军还未占领敦煌时，赴东晋的使臣仍和西凉一样，由敦煌南行。后来这条道路阻塞，只好改道由焉耆到鄯善（今新疆若羌县），再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吐谷浑境内[723]。虽未能取道阳关或玉门关，经过敦煌，也还是可以作为丝绸之路的一条支路的。

由河西西行前往西域，西汉时有南北两道。即《汉书·西域传》所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东，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这是出玉门、阳关西行的。《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又增添了一道。《魏略》说：“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西汉时的北道是经过车师前王庭的。车师前王庭治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魏略》所说的北道却与车师前王庭无关。《魏略》所说的新道，要经过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的高昌，高昌在今吐鲁番的东南，和交河城相距并非过远。这样的改变使原来北道的路程有所缩短。《魏略》所说的新道，是出五船北到高昌。五船未知确地所在，但既有意避开三陇沙及龙堆，当是出玉门关后即转向北行。其北为伊吾，即今新疆哈密市。《魏略》所说的新道未明白指出经过伊吾，恐是行文简略，未能一一涉及。伊吾本匈奴伊吾卢地。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取得此地，并于其地置宜禾都尉，从事屯田。伊吾土地膏腴，为匈奴所必争，故常驻军以资防卫[724]。这样重要的地方，新道若不经过其地，那将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新道的形成也不至迟到曹魏之时，只是到《魏略》的撰著才见于记载。

魏收撰《魏书·西域传》，于玉门关外的道路，别有论述。它说：“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两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魏书》所说的虽为四道，实际上却只有两道。莎车今为新疆莎车县，正是西汉时南道经过的地方。南道逾葱岭，至大月氏、安息等地。《魏书》西行的两道，皆须逾葱岭。西域诸国因时而有兴废，故所至之国与西汉时不同，可以说，《魏书》莎车西行的两道，只是汉时南道的伸延，或者就是汉时的南道。《魏书》所说的自玉门渡流沙至车师的一道，既可说是《汉书·西域传》的北道，也可说《魏略》所说的新道，因为这两条道路都和车师有关。《魏书》的记载只是董琬、高明两人由西域归来后的陈说，董琬、高明曾至乌孙、破洛那等九国，故所述有限。

隋炀帝时裴矩曾数至张掖、敦煌，由于究心边事，撰成《西域图记》三卷。据其所述，由敦煌至于西海，凡有三道。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唱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725]。这三条道路其发韧处和最初的路段，略同于《魏略》。其中南道自来少有改变。北道和中道与《魏略》的北道和新道所差异的，只是高昌的问题。其实这几条道路都是可以达到高昌的。山川形势如此，只是跋涉者取其方便而已。

敦煌于唐时为沙州的治所。《元和郡县图志》记沙州的“八到”：“西至石城镇一千五百里，北至伊州七百里。”沙州与伊州相距700里，虽亦须经过莫贺延碛，路程究非过远，可以暂置不论。石城镇即鄯善。贾耽所记入四夷道路，于沙州西行的道路曾有具体的记载，据其所说：“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脩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726]。”虽所记道路里数与《元和郡县图志》不尽相合，而沿途经过却较为详备，可以征信。

《元和郡县图志》于沙州八到中未涉及至西州的道路，而西州的八到中却有“东南至金沙州一千四百里，南至楼兰国一千二百里，并沙碛，难行”的记载。唐时无金沙州。此金沙州当系因下文的金婆岭而误衍金字。有这一条记载，即可与沙州的八到相互订正。《汉书》所说的车师前王庭，《魏略》所说的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的高昌，皆在唐西州境。西州治所的前庭县，本名高昌，即取旧高昌国为名[727]。这条沙州和西州间的大道，当即《敦煌石室佚书》本《西州图经》所说的大海道，亦即《太平寰宇记》征引裴矩《西域记》所说的柳中路。大海道是因柳中县东的大沙海而得名，柳中道自是因经过柳中县而得名。柳中县即今鄯善县的鲁克沁，大沙海即今噶顺戈壁。由于有《西州图经》和《西域记》的记载，这条道路就更为明确[728]。《汉书·西域传》记南北两道，虽是出玉门、阳关，而北道却是从车师前王庭起始。由隋唐时期的记载，可补玉门至车师前王庭间的一段。《魏书·西域传》所记较《汉书》为明确，惟道路里程与《西州图经》《西域记》皆不同。戈壁中的里程恐也难得都能一致。《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皆未著录裴矩《西域图记》，亦未著录《西域记》，恐二者本是一书，传写误为两书。《隋书·裴矩传》所录者为其书序文，《太平寰宇记》所征引者当为其具体条目，故详略有所不同。得《太平寰宇记》的引用，更可以征信。

不论这些道路如何分歧，都是发韧于敦煌的，也就是离不开玉门和阳关。这里应该特别提出，由河西前往西域除过由敦煌起程外，还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由瓜州治所晋昌县东北起，可以通到伊州。伊州治所伊吾县，汉魏以来都是有名的所在。唐贞观初年，玄奘西行求法，就是由这条道路前往的。据慧立和彦悰所记：“（玄奘）遂至瓜州，……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瓠河，下广上狭，洄波甚急，深不可渡。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关外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729]。”玄奘即遵此路前往。《元和郡县图志》瓜州晋昌县东二十步有玉门关。未载置关年月。《元和郡县图志》又于沙州寿昌县条下列有玉门故关，亦未载废省年月。西汉酒泉郡有玉门县，在今甘肃玉门市西北。据说，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730]。论其方位又与唐玉门关不同。玄奘既由此玉门关西行，西行之年为贞观三年，则这里的玉门关唐初已经有了。玄奘离晋昌县时，由于逻者甚严，入夜始得启行，三更许即望见玉门关，计程约二十余里，《元和郡县图志》谓玉门关在晋昌县东二十步，显然是记载的讹误。玄奘离晋昌县前，闻人说玉门关在瓠河上。迨其将至玉门关时，发现这条河水的两岸可阔丈余，河上架木为桥。瓠河未见地志记载，晋昌县有冥水，瓠河当即冥水。谭季龙（其骧）教授撰《中国历史地图集》，于唐代《陇右道东部图》中不从今本《元和郡县图志》之说，而置玉门关于冥水之西，极是。惟距冥水稍远，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未尽相合。

这条通过唐代玉门关的道路的开通，实际上是绕过了敦煌。但这条道路只是河西通往西域的一条支路，其他几条道路仍然继续畅通，还是依旧经过敦煌的。敦煌的重要地位并未因此而有显著降低和削弱。玄奘西行是在唐的初年，他所走过的道路以后照常通行，玉门关没有废止就是具体的证明，就在这时，敦煌仍然繁荣，莫高窟在唐代不断有新窟开凿成功，说明了其他几条道路继续显示出重要的作用。

此外，还有一条有关河西至西域的道路的记载，见于《隋书·高昌传》。《传》中说：“从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碛千余里，四面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之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这段叙述中特别指出这是一条“捷路”，显示它并非一般通行的道路。再则说，它是一条不经过伊吾的道路，因为由于这条道路难于通行，所以商客往来才多取伊吾路。伊吾在高昌之东，武威更远在伊吾东南，由东南或东方去到高昌，是一定要经过伊吾的。后来北宋王延德使高昌，就是绕道今内蒙古前往的，途中经过伊州（即伊吾）才到高昌的。由武威前往不论采取哪一条道路，也是不能不经过伊吾的。况且武威距离高昌绝远，并非只有千余里。当时通行大道是由凉州至甘州，再至肃州、瓜州。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凉州至甘州500里，甘州至肃州400里，肃州至瓜州480里。仅凉州至瓜州之间已有1380里。而瓜州至高昌的里程更远过此数。所谓“捷径”应较此为近，但近至千余里是讲不通的。可能《隋书》于此有误文，这条捷路不一定始于武威。如由瓜州西行，里程差相近似。因为伊州东南取莫贺碛路至瓜州900里，西州（即高昌国故城所在地）东北至伊州730里，合计亦是千余里。这条道路是要经过伊州的，应该就是伊吾道。而《隋书》记载这条捷径明白不是伊吾道。这就不能说是这条道路的舛讹。或谓《隋书》所说的武威为敦煌之误[731]。敦煌在伊州正南微东，由敦煌去高昌可以不必绕道伊州，而高昌所在的西州距敦煌也只有1400里，是和千余里之说相符合的。可是由敦煌去高昌的道路，自西汉以来即已通行，说不上是一条捷径。到底如何解释，只好暂置不论，留待高明。

上面所述的这几条道路，都是通过河西的西北、东南走向的大道的分支。也可以说是丝绸之路在这个地区的分支。虽说是丝绸之路的分支，也可以作其他的用项。历来有些军事活动就曾经是在这些道路上进行的。当然，通过河西的大道的分支还不仅只是这几条，只是和丝绸的运输没有多大的关系。汉时的弱水，亦即唐时的张掖河，是由甘、肃两州之间流入居延海的。这条河谷也是一条南北向的道路。而由武威城外北流的石羊河，亦即汉时的谷水和唐时的马城河，其河谷也是一条南北向的道路。在这两条道路上的军事行动就显得较多。西汉时李陵北征匈奴，即由居延北行，出遮虏障，而至于浚稽山上[732]。居延县和遮虏障皆在今额济纳旗，正是张掖河行将入居延海处。到了唐代前期，这两条道路都是突厥不时南下必经之地，军事行动尤为繁多。

唐代后期，河西多故。吐蕃借安史之乱，据有陇右、河西。其后吐蕃衰乱，沙州张义潮以瓜、沙、甘、肃来归。寻而回鹘余部亦散居甘州等处。于是丝绸之路就逐渐失其作用。胡商使人即使有所往来，也不一定仍然遵循旧日通行的大道。五代时，党项族散居于邠宁、鄜延、灵武、河西间，而居于灵、庆诸地者尤为剽悍。这些地方约当于现在陕北、陇东和宁夏，当时的灵州治所就在今宁夏灵武县，庆州治所则在今甘肃庆阳市。这时甘州回鹘朝贡中原王朝，经过灵、庆之间，往往为当地部落所邀劫，甚而执其使者，卖之他族，以易牛马。为什么甘州回鹘舍正路而不由，而出此不安谧的道途？据说是“唐亡，天下乱，凉州以东为突厥、党项所隔”[733]。唐末五代党项逐渐强大，稍后的夏国曾数以公主下嫁回鹘，其时回鹘方强大，牙帐在漠北，何得远至张掖河畔？王延德自拽利王子部西行，历阿墩族而至马鬃山。此山迄今仍以马鬃为名，其主峰在甘肃玉门镇北。其东距张掖河亦非过远，故王延德于渡过合罗川后即可直至马鬃山。王延德由马鬃山西行，又历格啰美源。据说这是“西方百川所会，极望无际，鸥鹭凫雁之类甚众”。这样的大湖泊惟冥水下游所入之海足以当之。冥水即今疏勒河。然其地远在马鬃山之南，王延德若至其地，似更近于西夏。由马鬃山再西，历小石州而至于伊州，也即现在新疆哈密市，已在河西的西北。由伊州至高昌，当时大道仍可通行无阻。王延德此行约略与十六国时期仍袭用北凉国号的沮渠安周之通使东晋相似。沮渠安周为沮渠无讳之弟。沮渠无讳其时据有高昌，借敦煌一途与东晋互通往来。沮渠安周时，敦煌以东皆已为北魏所据有，沮渠安周所派遣的使人只好由现在新疆若羌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吐谷浑属地，再继续向东南进行[734]。沮渠安周的使人和王延德所行皆已远离河西，只是在河西大道难于通行时，使丝绸之路不至完全中断而已。

西夏占据河西，确实使丝绸之路的交通受到一定的困难，却也不是就此阻阂不通。下迄北宋，西域使者还是往来不绝。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于阗使人说：“昔时道路尝有剽掠，今自瓜、沙抵于阗，道路静谧，行旅如流。”[735]哲宗绍圣（公元1094-1097年）中，知秦州游师雄言：“于阗、大食、拂菻等国贡奉，般次踵至，有司惮于供赉，抑留边方，限二岁一进，外夷慕义，万里而至，此非所以来远人也。”北宋政府接受这样的意见，自后朝享不绝，讫于宣和（公元1119-1125年）之时[736]。但对于回鹘，却是多方限制，据《宋史》记载：“回鹘使不常来，宣和中，间因入贡散而之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朝廷虑其习知边事，且往来皆经夏国，于播传非便，乃立法禁之[737]。”这些记载都显示出丝绸之路有些阻阂，当时的中原王朝也应有一定的责任。

这条大道在蒙古统治时期还有一段畅通时期，也为敦煌莫高窟中增加了若干色彩。可是这条道路后终于萧索下去，河西当然也受到影响，至少在经济方面显得多些。不过河西还有其他有利的因素，仍然能不断发展下去。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