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现象中，气候和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寒燠燥湿是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感受得到的。这在远古时期就是如此。殷墟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应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记载，其中就有很多有关求雨求雪的刻辞。后来到《礼记·月令》，记载就更为周到。孟春之月，记载着东风解冻，蛰虫始振。其后每个月的记载都相当具体。而各史的《五行志》中就愈加详细。根据这样的记载，前人亦多所究心，北宋的沈括就是其中的一位，其遗说具见于所著的《梦溪笔谈》之中。近数十年来，学者间的研究络绎不绝，立论虽不尽相同，但对于解释有关问题，都费了很多心机。

一、进入历史时期的温暖气候

论古今气候的异同，可以追溯更为渺茫的远古。但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其上限也应是由人类最初从事生产劳动的时期开始，这时已进入新石器时期。一般都以半坡文化遗址所显示的情况作为准则。半坡文化遗址经C（碳）14年代测定为距今5600年至6080年。由于具体遗存物的发现和测定，不尽都能一致，在年代上有所伸缩也是可以理解的。气候温暖时期和寒冷时期变迁的显现，并非短时之内所可觇见，因而有关的年代就难得若何具体，当然也不能过分悬殊。

从进入历史时期，气候就显得较现在为温暖。由东北部直到长江以南都是如此，就是内蒙古和青藏高原也都不是例外。据估计，东北黑龙江和吉林等处，当时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以上，冬季最冷月平均气温比现在高6℃以上。辽宁南部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左右。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2℃—3℃，正月的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5℃。长江中游年平均气温也比现在高2℃左右，天山北麓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1℃左右。西藏自治区希夏帮马峰西北佩估错低湖旁阶地的当时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左右。珠穆朗玛峰北坡河曲谷地里亚村的当时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正因为这样，当时的亚热带北界就由现在的淮水流域北移，现在的京津地区在那时已经接近亚热带的北缘[1]。当时不仅气候温暖，而且显得湿润，应是温湿的亚热带气候[2]，和现在很不相同。

确定当时的气候较现在要温暖湿润，是由遗存到现在的动物骨骸和植物孢粉的检定得出的结果，其中有的还可由文字记载来证明。就以半坡文化遗址来说，其中就发现过獐、貉和鹿等类动物的遗骸[3]。鹿为产于北方的兽类，在半坡出现，实不足为奇。獐到现在只有生存于长江流域的沼泽地区。貉也是喜栖于河湖滨畔。这些喜温暖潮湿的动物能在半坡生存，证明当时的气候和现在很不相同。在安阳殷墟的遗物中，有象、貘、獐、犀牛、鲸的骨骼，经古生物学家的研究，它们出土于安阳，是有外来的可能性[4]。不过其中的象是曾经生长于黄河流域的。卜辞记载殷代田猎有获象的语句，既为猎获的兽类，当不是由外方来的。卜辞“为”字从手牵象。可见象也是经常被服役的动物。殷人是曾经役使过象的。象的出没存在，说明当时殷墟的气候温暖，适于象的生存。以殷王的威力是可以获得远方送来作为进贡的动物。可是半坡遗址的原来居人是不会有这样威力的，为什么这样一些动物也曾经在半坡发现过。看来半坡遗址和殷墟的气候是相仿佛的。两者的年代相距较远，这只能说其间的气候没有很大的变化。

这一时期的温暖气候，有关各地所发现的孢粉就是具体的例证。黑龙江省呼玛县的桤树和其他落叶阔叶树的孢粉[5]，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中旗大义发泉细石器文化层不仅中期花粉含量多于晚期，且有喜湿乔木栎树和草本十字花科的花粉[6]，可见这些北部地区的温度和湿度都高于现在。就是西北地区天山北麓，当时云杉生长线也比现在为高[7]，而西藏自治区希夏帮玛峰下和珠穆朗玛峰北的孢粉和植物化石以及中石器时期的遗存，都可以作为证明[8]。

二、周初的寒冷气候与其后又复转为温暖时期

这样的温暖时期，历史相当悠久。前面说到殷人的获象乃是武丁时事。武丁为王已在商代后期。直到周初，还是相当温暖，竺可桢以《诗·国风·召南·摽有梅》所咏的“摽有梅，顷筐塈之”为证。召为周畿内采邑，所谓召南之地，亦只在岐山之阳[9]。《召南》虽有《江有汜》篇，然《摽有梅》似难说到与江有关的地方。岐山之阳也就是今陕西省岐山、眉县等处。竺可桢于此还征引了《诗·国风·豳风·七月》为证。两篇诗据说都作于西周时，但所显示的气候却很不相同。能有梅树，可见当地气候仍相当温暖。可是《七月》诗中所说的季节，却较《召南》为迟。豳与召相距很近，如何能有两种不同的气候？这似乎不能以豳地海拔高的缘故来解释。《诗序》对这篇诗的写作年代的说法实嫌笼统，似不易就此得出肯定的结论。

虽然如此，西周时期的气候确实是曾经由温暖转向寒冷。因为《今本竹书纪年》有这么一条记载：“周孝王七年，江汉俱冻[10]。”而且只有这么一条，此事未见于《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虽多不可尽信，然江汉冻结乃自然现象与人事无关，可能并非有意作伪。

就是江汉确有冻结，寒冷时期也不会过长。竺可桢于此征引了《诗·卫风·淇奥》所咏的“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作为证明。《淇奥》一篇，据说是美武公之德，当作于卫武公之时。卫武公元年为周宣王十六年[11]，是年上距周孝王七年为89年。淇水之旁的绿竹猗猗，应该不是从这一年起才开始有的。《淇奥》这篇诗的撰写时间虽显得略早，然以竹证寒温的变化终究感到勉强，不如征引《秦风·终南》一篇为合适。这篇诗说：“终南何有？有条有梅。”这里明确提出梅树，梅树对于气候变化的感受较为灵敏，能够说明问题。《诗序》以为《终南》这篇诗，是为了告诫襄公而撰写的。秦襄公元年为周幽王五年[12]。这一年较卫武公元年迟35年。卫武公在位时久，共55年。卫武公四十七年，秦襄公即已逝世。因此不能就说《淇奥》一篇的撰述就早于《终南》。周孝王江汉冻结之前，是什么时候由温暖转为寒冷的？也无所证实。最早似不能超过周昭王时。周昭王南征不返，卒于江上[13]。若其时气候已经转寒，江汉可能冻结，昭王是不会轻易南征的。昭王在位年数说者间有不同，大约以十九年为是[14]。由周昭王十九年至周幽王五年，亦将及两个世纪。

西周和春秋时期，梅在黄河流域多所种植，这在《诗经》里曾经有过多次的描述，足以证明当时的气候是相当温暖的。但梅在黄河流域并不是直到西周和春秋时期才开始繁殖的，根据《尚书》的记载，在商代即已用梅作调和饮食的调料[15]，可见它在黄河流域的种植是很早的。当然也可作为商代气候温暖的证明。

证明这一时期气候的温暖，除梅而外，还可举出一些例证，檀、棕、楠、杉、豫章等树在那时都是黄河流域不难见到的树木。檀见于关中和中条山上；棕见于秦岭和崤山、熊耳山，最北且达到白于山和六盘山；楠见于秦岭和崤山；杉见于终南山；豫章则见于关中[16]。这些树木大致在唐代以后就很少再见于有关黄河流域的记载。这正有助于说明前后不同时期气候温暖的差异。这里所说的秦岭、终南、中条、崤山和熊耳诸山，东西相望仿佛成为一线。白于山和六盘山却远在今陕西北部和宁夏南部，相差很远。可见气候的变化不仅限于秦岭和淮水的南北。近人论及黄河中游的森林，以现在陕北和宁夏的干旱，否认历史时期这些地区曾经有过森林，而不悟气温湿度前后的变化。以现在的自然条件如何能够论证千百年前的情况？

三、气候的变化与竹的产地

这里当论述竹与气候的变化有无关系。近人论气候皆以竹在黄河流域的生长作证明。如论半坡遗址当时气候的温暖，就以竹鼠为证。竹鼠以竹为食料，可见当时半坡多竹，竹鼠赖以生存。后来半坡附近竹林稀少，甚至无存，竹鼠也就消失了。竹也见于山东省历城县龙山文化遗址和河南省淅川县下王岗遗址。这两处遗址中分别有炭化竹节[17]和竹炭灰[18]的发现，因而就以此证明当时这里的气候也相当温暖，与半坡遗址相仿佛。说到西周春秋时期的温暖，论者皆举《诗·卫风·淇奥》一诗所歌咏的“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作证明。其实由西周春秋以迄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竹的种植是相当普遍的。当时人们日用器皿许多都是以竹制成的。食器有簠、簋、笾、簝，乐器有笙、竽、箫、管，盛物有筐、筥、箧、篚，寝具有簟、箐、籧、篨。记事用简，信约用符，射用箭，食用箸。如果黄河流域不产竹，以竹制作的器具当不至于这样的众多。黄河流域产竹著名的地区当推淇水流域，这是周代卫国的地方。《诗经》中对于卫国的竹林是一再讽咏不止的。上面所举的《淇奥》就是其中的一篇，还可再举出另一篇，《卫风·竹竿》也曾歌过：“籊籊竹竿，以钓于淇。”这足见当时人们的重视。齐国也产竹，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旧临淄县）城西的申池就是一个产竹的地区[19]。汶水流域产竹更是有名。乐毅报燕惠王书中就曾提到汶上的篁[20]。

到了秦汉时期，气候有了变化。可是还有人认为是相当温暖的，同样也征引有关竹的文献作证明。这时的竹本来是相当繁多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曾经特别称道“渭川千亩竹”。这是说，在渭川这个地区，普通人家如果能栽种千亩竹林，他的收入就可以和千户侯相仿佛。而鄠（今西安市鄠邑区）、杜（今西安市长安区）竹林还可和南山上的檀柘媲美[21]。淇水流域产竹，直到汉代，一直都是有名的。当时黄河在瓠子（今河南省濮阳县）决口，汉武帝亲临堵塞，堵口的材料就是用的淇园之竹[22]。东汉初年，寇恂为河内太守，也曾伐淇园之竹，制成百余万支箭，抵制自南而来的攻击[23]。光武帝能够在河北立住脚，和这宗事情很有关系[24]。

经过魏晋南北朝，下至隋唐时期，气候又转为温暖。唐代关中亦多竹[25]，竹林蔓延，西逾陇山，直到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杜甫《秦州杂诗》中曾经三次提到竹树，当非偶然[26]。就是太行山东淇水流域的竹林，也仍然受到称道[27]。隋唐以后，经过宋代一段寒冷时期，至于元代，再度转暖。竹还是用来作为温暖气候的证明。根据《元史》的记载，元初曾于腹里的河南、怀、孟（今河南省沁阳市和孟州市）和陕西的京兆、凤翔（今陕西省西安市和凤翔县）置司竹监。稍后，又于卫州设置管理竹园的官吏，举凡辉、怀、嵩、洛（今河南省辉县、沁阳市、嵩县、洛阳市）和益都（今山东益都县）等处的竹园都受到管辖[28]。可见当时黄河流域产竹的地区还是不少的。

作为气候温暖时期论证的依据，这些文献记载或多或少都曾经被征引过。翻过来说，气候转为寒冷时期，应该是原来产竹的地区就不可能再有竹的生长了。这不是产竹地区的多少或大小的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了。前些年间，还有人断言说，竹不过秦岭。这显然是说，秦岭以北气候寒冷是不适于竹的生长繁殖的。可是实际情况却并非这样。

魏晋南北朝是气候寒冷的时期。在此以前，可能在西汉时气候就已经逐渐转寒。可是班固撰《西都赋》，还说长安附近，“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29]。张衡撰《西都赋》，也说长安附近，“筱**敷衍，编町成篁”[30]。班固和张衡之时，长安已废不为都，但以东汉时人侈述西京旧制，也许还有若干夸张。曹魏时刘桢撰《鲁都赋》，则在易代之际，应该不会再有过誉之辞，却也说到曲阜的“竹则填彼山陔，根弥阪域”[31]。西晋左思撰《魏都赋》，也说邺城“南瞻淇奥，则绿竹纯茂”；说到物产，还特别提到“淇洹之荀”[32]。邺城如此，洛阳附近同样是“竹木蓊蔼”[33]。晋武帝后宫争宠，宫人多以竹叶插户，以引帝所乘的羊车[34]。就是长安城外，也还是“林茂有鄠之竹”[35]。当时有一派所谓名士，放浪于形骸之外，以相标榜。竹林七贤即其著者。据说他们的游踪就在现在河南省辉县[36]，因为所谓竹林，就在当地。十六国时期，苻坚曾在阿房宫种植桐与竹数十万株，以待凤凰。淝水战前，长安上林竹死，说者谓苻坚败亡之兆[37]。现在河南辉县滨于清水。清水下游正与淇水相合，相距并非很远。清水源头亦有竹林，据北魏时郦道元所见，当地竹与刹灵，更为胜处[38]。两汉时，为了管理竹园，曾经设置过司竹长丞。魏晋河内淇园也各置司守之官[39]。可知左思《魏都赋》中所说的并非虚夸。可是到北魏时，郦道元亲至淇水侧畔，竟未见到竹[40]，这应是人为的砍伐所致，与气候无关。因北魏依汉魏旧规，仍设有司竹都尉[41]。北魏疆土仅有黄河流域，而清水源头的竹林仍与柏树相辉映，就是长安附近，也还是一样有竹圃的[42]。据说司竹监到北齐、北周时未曾再置，隋唐时期才又得到恢复[43]。北齐、北周历年短暂，设官不周也是有的。不能因为这两个政权未曾派专人管理竹园，就认为当时黄河流域已经无竹。如果齐、周之时黄河流域已无竹林，则隋和唐初长安附近能有偌大的司竹园，就显得突然了。

历隋唐而至宋代。宋代也是一个寒冷的时期。宋代虽是寒冷时期，产竹之地仍然不少。关中渭水流域的竹林颇受称道。这一带的竹林，周围逶迤约百余里，西起郿县，东到鄠杜，北至武功都有竹树，甚至凤翔、天水也都有竹的生长[44]。宋朝南徙，女真入主中原。金时规定，司竹监每年采竹50万竿为防河工程的材料[45]。前面曾经说过，元代曾在京兆、凤翔以及怀、孟等州设置官吏，管理竹园，还规定所产之竹可以发卖，当时给引竟至一万道之多[46]。元人这样设置措施，应该是根据宋金以来的旧规。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元人初到中原，是不会大举兴工，而且立见这样的成效的。

元亡之后，明初仍于陕西盩厔县设司竹局，以征收课税。这时竹园规模虽已狭小，然直至明代后期，竹林却仍相当繁茂[47]。迄至清初，犹未稍减[48]。就是到1949年时，西安城中作竹器的手工业仍然聚集在一条街道。这条街道就称为竹笆市。竹器的材料乃是产自周至户县和华阴华县[49]。此外河南省产竹的地方，仍然是辉县[50]和沁阳、济源等县[51]，而山西平陆县的竹林，也有名于一方。

这些竹林也有毁废之时。淇园之竹自来都是有名当世的，可是到郦道元撰《水经注》的时候，竟然是“今通望淇川，无复此物”[52]，元时怀、孟两州的竹课是当时重要的税收，竟然也因“频年砍伐已损，课无所出”[53]。而盩厔县的竹园，至明中叶时，也因产竹逐耗，不能不募民种植[54]。就是山西平陆县的竹园，也因三门峡水库的兴修，而完全淹没。这些变化显而易见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郦道元所见到淇川无竹，而未指出无竹的原因。淇川和清水源头相距邻迩，若淇川无竹是由于气候的变化，奈何清水源头竟未受到影响。可见这并不是出于自然的因素。正是由于自然环境没有什么改变，在原来的人为原因消失之后，经过重新培植，就能恢复旧日的规模。也有的因为经济利益不大，就任其废弃下去。这样不再作为经济林木而加以培植，就更说不上从它的存废有无来探寻当时气候变化的过程了。

由此可见，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竹的生长除了一些人为的作用外，一直没有间断。温暖时期如此，寒冷时期也是如此。既然温暖时期和寒冷时期都是一样的。再以它来作为例证说明不同时期气候的变化，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甚而竟是徒劳的。

四、两汉以迄南北朝时期的气候转寒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自西周后期气候转暖之后，历时还是相当长久的。这样的温暖时期一直延伸到战国末年。孟子[55]和荀子[56]所著的书中都曾提到黄河下游，今山东、河北等处，一岁再热。而《吕氏春秋》所说的菖始生之时，较现在为早[57]。这都是竺可桢所曾经引用和论证过的。可见战国末叶，气候还是相当温暖的。

可是到了汉代，气候又有了变化，由温暖转向寒冷。这由当时种麦时节可以得到证明。麦是主要农作物之一，所以种麦时节很受注意。《礼记》里面有一篇《月令》，是专记节气的篇章。这篇书是从《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抄出来编成的，应该看成《吕氏春秋》旧有的作品。根据《吕氏春秋》的记载，仲秋之月，就劝人种麦，不要失时，如果失时，就是有罪了。出之于西汉人士之手的《尚书大传》也说，秋昏虚星中可以种麦[58]。这是一句比较费解的话，虚是二十八宿中的一宿，是属于北方玄武之宿的一宿。这一宿在八月里黄昏时在天正中。也就是说种麦应该在八月。古代历法的推算有时候会发生差错，在农家看来，说月份不如说二十四节气来得准确。西汉末年氾胜之曾经说过，夏至后七十日可种宿麦。并且说，种得早了，就容易生虫，种得迟了，不仅穗子小而且颗粒少[59]。这是说夏至后七十日种麦算是最合适了。夏至后七十日，已近于白露。东汉时，崔寔作《四民月令》，他把麦田分成薄田、中田和美田三种，白露节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再后十天种美田[60]。贾思勰又把种麦的时间分成上时、中时和下时。他说八月上戊社前为上时，中戊前为中时，下戊前为下时[61]。这种说法和氾胜之、崔寔差不多。《氾胜之书》撰于长安。崔寔为涿郡安平人（安平今仍为河北省安平县），曾作过五原太守（五原郡治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贾思勰为齐郡益都人（益都在今山东益都县东北），曾为高阳郡太守（高阳郡治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西北）。他们的书中所说的当然都是黄河流域的情形。现在山西省西南部和陕西省西安市的种麦季节主要在白露和秋分之间。俗谚说：白露种高山，秋分种平川。这和《四民月令》所说的差相仿佛。如果和《氾胜之书》相比照，西汉时种麦还要早些。《氾胜之书》明确指出，种得早了，容易生虫。可是它所定的种麦日期还在白露之前，可见当时气候已经转寒。

近人论西汉气候，认为尚属于温暖时期，就以《史记·货殖列传》所说“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为证，并指出橘、漆、竹皆为副热带植物，汉时既能在陈、夏、渭川栽种[62]，这些地区的气候当然是温暖了。按：黄河流域在所谓温暖时期和寒冷时期都有竹的种植，前文已有论述，可见竹是不能作为黄河流域气候变化的证据的。不仅竹是这样的，橘和漆也是一样的。这里先来说橘。西汉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曾经说过：“卢橘夏熟，黄柑橙榛[63]。”这是司马相如对于长安城外上林苑中景物的描述。后来到唐时，李德裕撰《瑞橘赋》也曾说过：“魏武植朱橘于铜雀，华实莫就[64]。”铜雀台在邺，邺为今河北省临漳县。这两条不同的事例，就被用作西汉和曹魏气候不同的证据。可是也还有和《上林赋》所说的相反的记载。《三辅黄图》说：“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本注：宫以荔枝得名），以植所得奇林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皆百余本。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两者所记，殊不相同。移植异木，自是一时盛事。所植在上林苑中，司马相如作赋，也必然会据以描述。后来没有成活，就和司马相如无关。充其量也只是和后来的邺宫一样，似难说曹操时就较汉武帝时为寒冷。固然，在司马相如之后，东汉张衡撰《南都赋》时也曾说过：“穰橙邓橘[65]。”东汉南都在今河南省南阳市，穰县在河南邓县，而邓县在今湖北省襄阳市。这几处地方都在江陵之北。可以作为橘树北移的途径。但南都、穰、邓毕竟距江陵较近，似不能以之证明长安和邺城的气候。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66]和宋代乐史在《杨太真外传》中[67]都曾经指出：唐玄宗天宝年间蓬莱宫殿前栽种柑橘，并结得果实事。李德裕《瑞橘赋》也说过：唐武宗时，宫中还栽种橘树，并结得果实。李德裕为武宗首辅，段成式亦唐代人，乐史较后，生于宋初。目睹耳闻，皆当有据，非同虚妄。然这些只能证明唐时气候的温暖，不应以之上论西汉时的变化。至于漆树，司马迁之后，崔寔亦曾道及。《四民月令》说：“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诸树：竹、漆、桐、梓、松、柏、杂木。”所说种漆之地还应在陈、夏之北。可是曹魏时何晏撰《九州论》，却明白指出：“共汲好漆[68]。”共，今为河南省辉县，汲，今为河南省卫辉市，皆在陈、夏之北。曹魏为寒冷时期，黄河以北的共、汲就有漆树，因而就不应再以“陈夏千亩漆”来证明汉时的气候尚在温暖时期。

曹操在邺城铜雀台所种的朱橘未有华实，自是汉魏之际气候寒冷的证据。接着广陵故城之下的一段邗沟水道结冰，也确是前所未有的大事。这宗事发生在魏文帝黄初六年（公元225年）。这一年十月，魏文帝为了征讨吴国，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可是就在这一年，天气大寒，水道结冰，船只不得入江，因而退兵引还[69]。近人引用这条记载，多有误释处，难免与事实不符。不妨在这里略作说明。这里所说的广陵故城，相当于今江苏省扬州市。曹魏虽移广陵郡于今江苏清江市。然既明言故城，就不是位于今清江市的广陵城。这一次行军是以舟师自谯（今安徽省亳县）循涡水入淮，从陆道到徐县（今江苏省泗洪县），然后再至广陵故城。为什么改行陆道？是因为淮水以南广陵郡城和广陵故城之间有一段水道不通，几千只战船皆停滞不得行。由于蒋济的努力疏浚，才得继续前进，一直进到精湖以南。后来退军回来，由于精湖以北水浅，蒋济再没法疏浚，才得全军归来[70]。精湖在今江苏宝应县南，今犹称为津湖，盖音近易讹。精湖以南，距江已不很远。这一段水道当是邗沟的踪迹。所谓水道结冰，当指这一段水道而言。这段水道不如淮水的深广，是可能容易结冰的。由于这段水道结冰，魏国的舟师才不得入江。论者引用这条史料，却认为结冰的水道竟是淮水。如果是淮水水道结冰，何须蒋济疏浚淮南水道？舟师又何能进到精湖以南？如果是淮水冰冻，当然也可以说是一次气候的变化，但与精湖以南至于江边的水道结冰相比，其意义就显得有所差距，甚至不必作为重要的事例，特别提起。

这次在广陵故城附近的水道结冰，虽是曹魏开国未久的事故，可以和后来南朝在建康覆舟山下建立冰**相联系，可知这一时期寒冷季节的悠长。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南京结冰是少见的。南朝为了藏冰而特建了冰房，也是以前少有的。竺可桢举出这宗事情来说明当时气候的特点，饶有意义。

南北朝时气候寒冷的事例，还可举出北魏贾思勰在所著的《齐民要术》对于当时果木树的记载。据贾思勰的记载，当时黄河流域杏花在三月始盛开，而枣树生叶和桑花凋谢在四月初旬。当时的三月约当现在阳历四月中旬，其四月初旬应为现在五月上旬。显然可见，当时这些果木树的出叶和花开花谢还较现在为迟。尤其值得注意的乃是冬季对于石榴树的保护。当时石榴树越冬，须用蒲藁裹而缠之，不然就要冻死。这在现在黄河下游也是未曾有过的现象。这宗事例和南朝在建康建立冰**分别见于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虽说都属于孤证，却是应予重视的。

五、隋唐两代气候转暖时期

气候再次转为温暖，是在隋唐时期。但早在南北朝后期已有相当的征象。远在殷商时期，黄河流域曾经有过关于象的记载。下迄秦汉之时，这种记载竟至阙如。这里面的原因还需要从长研究，可能也与气候变化有关。秦汉时期人口增多，土地利用日广，象也许多藏于森林之中。由于气候的转寒，象也就逐渐向南迁徙，故黄河流域就不复再见象的踪迹。可是到了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公元537年），南兖砀郡（今安徽砀山县）却发现了巨象[71]。这样的巨象显然并非当地土产，因而当地人引为奇事，捕获后送于邺城。砀郡位于淮北，距淮水并非甚远。这只象恐也不是淮水流域所产。如果是淮水流域的象，则北来到了砀郡，当不至于认为奇事。象的北来正可说明淮北气候已渐转暖，故自然流窜至此。

隋唐时期气候转暖，当时关中梅花盛开，移种的橘树还能结出果实，都是具体的例证。唐代长安宫中种植橘树，这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唐代诗人对于关中的梅花多有题咏[72]，当非杜撰之辞。这样的事例是近人论证隋唐时期气候时皆有所征引的。不过这里还有些问题需要澄清。近人论西周春秋时期的气候，皆以其时黄河流域能有梅树作为温暖的证明。而论证隋唐时期气候的又复温暖，其例证还是梅树。这两个温暖时期之间，还夹有一个相当长久的寒冷时期。在这样寒冷的时期，黄河流域当然没有梅树了，既然黄河流域没有梅树，隋唐时期又怎么繁盛起来？东汉时，张衡在所撰的《南都赋》里曾说过：“樱梅山柿。”这是说当时南都有过梅树。所谓南都，乃指宛城而言，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南阳市，南阳市不属于黄河流域，却近于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气候转暖的时候，梅花就由附近地区繁植移种过来。

隋唐时期的温暖气候，直到宋初，尚无很大差异。据《宋史》记载，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黄陂有象自南来食稼；乾德二年（公元964年），有象入南阳，虞人杀之[73]。黄陂县今为武汉市黄陂区。南阳即今河南省南阳市。前面说过，南北朝末年，砀郡曾经发现过象。砀郡治所在今安徽砀山县。南阳、黄陂两县皆在砀山县之南。距黄河流域更非附近，亦可显示当时仍然相当温暖。当时如果气候已经转寒，象是不会远至这些地方的。

六、隋唐以后各时期气候寒温的变化

宋代的气候还是转向寒冷的。黄河流域再度不栽种梅树就是明显而重要的证据。苏轼咏杏花诗所说的：“关中幸无梅，赖汝充鼎和。”王安石咏红梅诗所说的：“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苏轼这首诗作于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74]。上距黄陂见象正为百年。苏轼为蜀人，其初至东京开封为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75]。王安石北来，略早于苏轼，其间相差也不过几年[76]。在这前后百年上下，北人竟已不认识梅花，可知其间变化还是相当巨大的。这里还可再举郭璞和邢昺的《尔雅》注疏为证。《尔雅·释木》曾举出梅树。郭璞注：“似杏实酢。”邢昺无疏。郭璞为晋时河东闻喜人，邢昺为宋时曹州济阴人。闻喜，今仍为山西闻喜县。济阴，今为山东菏泽市。盖均为北人，宜其难得说得具体。由郭璞作注，更可以知道晋时北方已无梅树。宋时不仅黄河流域无梅树，就是东南沿海的荔枝树，也曾不止一次被冻死[77]。长江下游的太湖，湖面广阔，为东南大泽，也曾经全部冰封，洞庭山上的柑橘树同样被冻死[78]。就是江南的运河，也不止一次结冰[79]，这都应是前所未有的气候变化。

到了元代初年，论者根据邱处机所作的《春游》诗。指出气候又趋于暖和，这首诗中有句说：“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80]。”现在杏花也在清明时节开放，可知当时的气候和现在相仿佛，已较为转暖。邱处机这首诗撰写于公元1224年，这一年是成吉思汗十九年，宋宁宗嘉定十七年。证明元代气候转暖的文献，目前所可知者仅这一点。虽属孤证，然以得之于目睹亲见，当非虚妄。自然景象，也不是偶然作为，因而是可以征信的。近人论元代气候的温暖，皆以当时黄河流域竹林为证。竹的有无不足以证明气候的变化，已见前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不过这样的温暖时期并未继续很久。就在元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已经有了江南运河结冰的记载[81]，接着太湖又连续封冻，柑橘树也被冻死[82]。温暖时期就这样再度转入寒冷期。这样寒冷的气候一直持续到明清两代。据竺可桢所征引、明清两代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当数到明代袁小修所写的《日记》和谈迁所撰的《北游录》。袁小修《日记》曾记录明万历三十六年至四十七年（公元1608-1619年）湖北沙市附近的气候。据所记录，则当时沙市春初的物候较现在武汉市物候约迟7天到30天。《北游录》则记载谈迁于清顺治十年至十二年（公元1653-1655年）往来于杭州及北京间的经历。据其所记，则当时北京的物候也较现在约迟一两星期。袁谈两家撰述的时候，前后相差50年上下，华中和华北两地区的气候大致相仿佛，皆较迟于现在，这当非偶然的现象。谈迁由杭州赴北京，乃是乘舟前往，在经过天津至北京一段路程时，运河冰冻，不能不改乘车辆。按照所记的日程推算，运河封冻期间竟多达107天。这段运河迄至现在，冬季也是会封冻的。不过据1930年至1949年的记录，平均封冻日期只有56天，其间相差是很悬殊的。就是春季开河的日期，清代初年也要较现在迟12天。根据这样的记载，应该说：明清两代的气候是转为寒冷时期的。

由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从人类最初能从事生产活动时起，一直到现在的几千年间，气候时有变化。远古的温暖时期较为长久，秦汉以后，变化就较为频繁。愈到后来，寒冷时期却显得较长。这样温暖和寒冷时期的变化，只是从若干年月和具体事例显现出来的。应该说，气候的变化不仅在较长的时期有所显现，就是短暂的年月中也不是不可能体验出来的。历代史籍中的五行志就曾记载着酷寒、燠暑、早霜、严冰，这样的事例甚至是频繁有过的。但这只是一时的现象，难得作为一个时期显著变化的根据。

七、气候干湿的变化

历史时期不仅气温的寒暖有所变化，就是干湿同样也是会显出变化的。近年来不断发现古代遗留下来的孢粉。根据这样的孢粉，不仅可以测定原来植物存在的年代，还可以测定当时湿润状况。根据学者的探索和研究，距今五六千年前，与温暖的气候同时，为一相当湿润的气候[83]。其后由湿润的气候转变为干旱气候。但到了距今2500年前，气候又稍显得湿润，这不仅由孢粉的测定得到证明，也是和文献记载相符合的。

前面说过，古代黄河流域是曾经有过许多湖泊的。这些星罗棋布的湖泊应该会对气候起着调节的作用。古代黄河流域正因为这些湖泊，所以显得相当湿润，至少没有现在这样的干燥。因为湿润的关系，所以一直到春秋时期，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下游的人们还是喜欢住在丘陵地区。据说齐景公尊重晏婴，打算替他另起一座新的住宅，说是旧宅湫隘，新宅爽垲[84]。在现在说起来，山东地方正是爽垲的地方，如果古代和现在一样，那么，晏婴的住宅就不必劳齐景公替他另行建筑了。再以现在山西西南部来说，这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土地。论起地势来，应该比山东还要高亢。春秋时期晋国曾经打算迁都，有人主张迁到郇瑕氏的地方，这里有盐池的利益，应该是不错的。可是另外一位大臣韩献子却提出异议，说是郇瑕氏地方土薄水浅，住得久了，人们是会容易生灾生病的。晋国的臣子们考虑的结果，认为韩献子说得不错，所以就没有向这里迁徙[85]。由其他记载看来，韩献子的话却不是正确的。因为《诗经》中《魏风》里面就已经提到汾水附近有沮洳的地方[86]。既然是沮洳地就很难得高亢爽垲了。

这样湿润状况由当时森林的分布，也可以得到证明。应该说，湿润的气候促进了森林的生长发育，而茂密的森林也显示出气候的湿润程度。2500年前，黄河流域森林相当繁多，分布的地区也相当广大。这就不免引起一些人的奇怪，因为有些树种现在已不再见于黄河流域，有些森林分布地区已经没有什么树木，因而认为是难以置信的。当时的气候既是温暖而又湿润，为什么不能生长那么多的树木和森林，而所生长的地区又复那么广大？如果以现在的情况忖度以前，怎么不会有这样的疑问。这样湿润的气候后来又再次变干。据说这个变干的界线出现在距今700年。这已经是元代初年了。这是据古莲子经过C14年代测定所得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在文献记载中同样可以得到验证，因为黄河流域的森林繁盛茂密的程度，并未有过多的减低。当然，人为的摧残是不应该计算在内的。

湿润和干旱的变化虽是时有显现，但持续时期的长短，却也不尽相同。经研究证明，如果以公元1000年作为界线，把前后分成两段，则在这一年以前，干旱时期持续时间短，湿润时期持续时间长。这一年以后，湿润时期短，干旱时期长。近400年中，黄河流域旱灾的发生比较频繁，就是证明。如前所说，黄河流域的森林在距今700年还是相当繁盛茂密，近四五百年，森林地区有显著的缩小，这固然是由于人为作用的破坏，但干旱时期的持续时间较长，也不能说就无影响。

由此可见，历史时期气候是有过变化的，而且相当频繁，并非短暂稀少。论述气候的有关影响，是应该以当时的气候作为依据的。以今论古或以古论今，都是不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