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业师史念海先生这部论文选集，让我就先生的学术业绩写几句话，附在其中，以供读者参考。
回想初入师门，问学于先生，一转眼已经过去三十八年。近四十年来，德勇所学无多，所为更加寡少，深感愧对先生殷殷教诲。惟放眼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面对许多重大问题的宏观认识和深入研究，若是认真审视一下先生为我们打下的良好基础，仍然会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去年夏天，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二十周年的庆祝会上，我曾以“历史地理学的大模样”为题，做了一个简短的讲演。讲演中，我第一次面向全国同行，公开表述了我对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在中国的产生历程的认识。
我认为，真正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当代历史地理学”或“现代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才在中国大陆上逐渐建立起来的，而我的老师史念海先生，就是这个学科最核心的创建人之一。
认识史念海先生相关研究的学科创建意义，需要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学术潮流的变迁，二是先生个人的研究历史。
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研究相关问题的学科，称之为“沿革地理学”。这样的“沿革地理学”研究，主要聚焦于疆域变迁和政区沿革。按照我个人的看法，由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转变为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顾颉刚先生奠定基础的，而这一奠基工作主要是通过创设禹贡学会和创办《禹贡》半月刊来实现的。其实更准确地说，我认为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对在中国建立当代历史地理学起到的只是一种奠基的作用，这本是承自史念海先生的观点，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这篇文章中（此文收入先生文集《河山集》六集）先生就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不管在禹贡学会，还是在《禹贡》半月刊的作者中，史念海先生都从一开始，就是其中的核心成员。过去，在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界，除了史念海先生和敝人以外，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认为禹贡学会的组建和《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发行，就标志着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
但禹贡学会的基本成员和《禹贡》半月刊的作者，是以在校大学生和大学毕业未久的青年教师为主体，其学术经历、学术视野和学术认识的深度，总的来说，都还相当稚嫩，远不足以承负这样的历史使命。从总体上看，《禹贡》半月刊上所刊载的论文，不仅学术深度有限，而且论文所涉及的问题，大多还局限在传统沿革地理的范畴之内，这些作者并不具备超越于传统的现代学术观念。
事实上，据侯仁之先生介绍，在禹贡学会活动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美世界的“现代历史地理学”也还刚刚兴起不久。因而，即使当时确实想要全面采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的学科理念和方法，实际上也是难以做到的。
禹贡学会成员的研究论著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他中国学者的研究论著表明，当时并没有实现由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向西方新式历史地理学的转变，甚至根本就没有人明确提出过这样的主张。禹贡学会所规划的研究内容，只是编制历史地名词典和绘制历史地图等，这只是一些传统的工具书而已。
其实了解到欧美历史地理学的实际进展状况，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基于当时中国学术在整体上相对于欧美国家的滞后程度，以及沿革地理在中国的深厚传统所造成的惯性，以禹贡学会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界所做的研究，其在总体上未能逸出于沿革地理范畴之外，这本来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
尽管如此，顾颉刚先生通过禹贡学会的工作，聚集并培养了一批有志于从事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研究的青年，为建立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重要基础。后来实际创立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位代表性学者，如史念海先生、侯仁之先生和谭其骧先生等，都是禹贡学会的主要成员。
“七七”事变以后，由于日本军队全面侵华，禹贡学会的工作被迫中辍，但通过禹贡学会的工作，在这批有志于研究中国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的青年学者当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积极探索在传统沿革地理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顾颉刚先生对此给予了积极的鼓励，并明确指导这些学者，传统的沿革地理要想实现研究范畴的突破，首先要用地理的变化来说明问题，要运用地理学的理论从事论证，为此，应该尽量学习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地理学。
正是在顾颉刚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史念海先生开始了突破传统沿革地理学桎梏的积极探索。大致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开始，在研究问题时，先生已不再仅仅关注传统的疆域变迁和政区沿革之类的问题，而是着眼于人口迁徙、边疆开发、交通运输、都城选址、军事地理方略、地理环境对社会的影响等一系列历史时期的经济和人文地理问题。这些研究，可以说为他日后在中国参与创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积累了非常切实的体会。
我把先生这些研究工作只看作是一种“体会”的积累而不是实际的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是因为如果单独看其中某一项内容，当时都还另有一些人也在从事着同样的研究，而纵向审视历史学的研究内容，这样的内容还只能说是历史学的常规性研究；顶多只能说是对历史学常规性研究内容所做的非常有限的扩展。实事求是地讲，在这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历史地理的图景。
很多年来，颇有那么一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的学者，在叙述包括学科、学术以及其他一些文化要素的发展历程时，动辄声称某某学术内容中国古已有之，甚至“自古以来”就生之于斯、长之于斯，这块地方的东西什么都不比外边差，而且尽可能地把啥都算作天下第一。然而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样。各种现代学科，绝大多数都是起源于西方，而这些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学术和文化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各个学科既成严密而又完整的体系，不同学科之间也都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就不能不首先关注相关现代学科引入中国的背景。
如果再退后一步，从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来看的话，或许自然而然地就会触及学术发展的深层机制问题。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历史学界，很多年来，一直畅行陈寅恪先生的“新材料说”（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撰序文），即借由新史料（如所谓“敦煌文书”）来推动学术面貌的变革，具体来说，就是“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尽管这样的说法未必能够真切体现陈寅恪先生对学术发展根本机理的看法，但绝大多数中国学人却是将其视作升堂入室的不二法门。
然而我看中国的学术实践却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以北宋中期的学术大变革而言，引领这一变革的，首先是新生的学术思想，是新思想促使学人们竞相寻求和利用诸如钟鼎铭文这样的新材料，而不是倒转过来，是由那些盗墓贼的铁铲开辟了学术前行的通道。具体看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更丝毫见不到陈寅恪先生所讲的这样一番道理。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相关的学术背景是：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已经比较系统地引入中国，其间也有一部分翻译介绍性的论著，在一定层面上，对历史地理学多多少少有所涉及，但整个中国学术界对这一学科还缺乏最基本的认识，甚至连一知半解都还谈不上。如果一定要说西方的学术观念对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有什么实质性影响的话，那么，新式地理学所研究的崭新而又广泛的内容，无意间会启发很少一部分中国学者把研究的目光也投向古代相同的领域和问题——我想史念海先生上述新的探索，恐怕主要就是出自这样的缘由。史念海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一文中曾经用“地理化”一词来概括沿革地理学在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变化，尽管对相关内涵所涵盖范围的理解，我同先生还多少有些差异，但在这里，我想若是借用此语来表述先生本人的学术探索的话，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形成产生关键作用的一位学者，是北京大学地理学系的侯仁之先生。1950年7月，刚刚从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归国、在燕京大学任教的侯仁之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的文章，针对1950年春教育部规定的大学历史系“中国沿革地理”这一选修课程的设置，对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看法。
在这篇文章中，侯仁之先生不仅主张把“中国沿革地理”这一课程名称改换为“中国历史地理”，同时他还明确提出，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内容，不能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是要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都应包括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之内。
侯仁之先生这篇文章，虽然论述非常简单，但却明确阐述了所谓“历史地理学”区别于传统“沿革地理学”的基本特征，而且这一学科内后来发表的相关理论论述，在本质上并没有能够超出这篇文章。像这样几乎可以称作“空前绝后”的认识，在今天看来，似乎平平常常，并没有多大理论的深度。但它确实是一项从无到有的巨大变化，在学科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若是评选对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影响最大的学术著述，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选票投给这篇论文——它标志着当代历史地理学已经正式走入中国，这一崭新的现代学科，即将取代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而后者是从东汉人班固撰著《汉书·地理志》以来延绵不断的一个古老学科。
侯仁之先生固然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但他之所以能够写出这篇文章，首先并不在于其个人有多么超悟绝俗，而是他在1946年进入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研读博士学位，直接受教于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达比（Henry Clifford Darby）教授（三联书店版《侯仁之文集》卷首张玮瑛序），系统接受了这个学科体系的基本内容，《“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这篇文章，只是向中国学术界简单传达了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念而已。
在本文一开头我就谈到，按照我本人的看法，当代历史地理学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但实际上现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绝大多数人的看法与我并不相同——他们普遍以为禹贡学会的建立和《禹贡》半月刊的创办，即已标志着中国学者对历史时期地理问题的研究，已经开启了由传统的沿革地理向当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甚至有人直接宣称，当时在中国已经建立起科学的当代历史地理学。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往往都要举述《禹贡》半月刊的英文名称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最初为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但从第三卷起，便改译为这一英文名称）作为直接而又强力的证据，因为这个英文刊名在今天的直译就是“中国历史地理”。
其实不仅是《禹贡》半月刊的英文刊名，当时一些大学地理系的教材，在讲述地理学的构成时，也都引入了这一学科名称，将“历史地理学”列为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可是，其实质内容究竟如何呢？
关于这一点，作为禹贡学会核心成员之一的侯仁之先生，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中就特地辨析说：“‘历史地理’在我国学术界也并不是一个新名词，不过在以往大家把它一直和‘沿革地理’这个名词互相混用了，以为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分别，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换句话来讲，就是当时人们在使用“历史地理”一词时，只把它看作是“沿革地理”的同义词而已，其固有的实质内容，并没有得到落实。
在这一问题上，作为并肩走过这段学术历程的学者，史念海先生所持的看法，实际上同侯仁之先生几乎一模一样。1986年春天，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和发展》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这门学问才“以崭新的姿态，成为一门现代的科学，使它不再以沿革地理为限，而涉及历史时期地理学的各个方面”。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眼前实际的情况，实在让我感觉莫名其妙。不知出于什么奇异的原因，像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这样的亲历者和当事人所讲的这些话，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竟一直甚少有人知晓。须知侯、史两位先生同时还是这一学科的学术泰斗，这一怪异现象也就愈加匪夷所思了。不过正因为这样，今天在回顾史念海先生的学术业绩时，尤其需要首先确认这一点。
1990年，时值侯仁之先生八十华诞。当时我在协助史念海先生编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史念海先生安排，在这一年的最后一期（第四期），为侯仁之先生组织一个庆寿专号。为此，我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作《侯仁之先生对于我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开拓性贡献》（此文后来编入《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在出版社要求下，题目不得不改作《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的理论肇建与研究实践》）。
在这篇文章中，我明确谈到，侯仁之先生在全国“率先公开撰文提倡打破沿革地理学的旧框架，建立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并且在文中“阐述了新的历史地理学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的联系和区别”。所谓“公开撰文”，指的就是《“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这篇文章，而我说是侯仁之先生在全国率先提出要打破沿革地理学的旧框架，建立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这就意味着当时在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科学的历史地理学，基本上还是在沿承着沿革地理学的旧框架。
拙文发表前，史念海先生不仅认真审阅了文稿，还特别对我的这些评价予以赞许。此事更加清楚地表明，先生是承认侯仁之先生在中国创建当代历史地理学过程中的倡导者地位的。
总之，在明确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历史地理学产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侯仁之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才把这样的学科传入中国这一前提之下，我们才能更加清楚、也更加准确地认识史念海先生为在中国创建历史地理学科做出的卓越贡献。
回顾这一段学术历程，我们还应注意的是，侯仁之先生《“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是指这一年春天教育部所规定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的选修科目，所以直接针对的并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大学历史教育。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侯仁之先生还特别写道：“旧日大学里被称作‘沿革地理’的这门课程应该尽早改为‘历史地理’，这不应该单单是换汤不换药的名词上的更改，而必须是从根本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上把这门课程彻底地改造过来。”
一般来说，人们对大学基本课程的要求与学术研究是有很大不同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民国时期学术界主流所推崇的文史研究，乃是绍承清代干嘉旧规的那种深而又深的专题探索，然而面向年轻学子的普通教学工作，却要求授课者来讲授某一方面最一般的整体状况，即传授通论性的基本知识。这种情况，迄今依然，自有其合理性在焉。
对于一个成熟的学科来说，做这种通论性的课程教育，或许并没有太高的学术难度，需要的往往只是适宜的取舍剪裁而已，但在当时，对侯仁之先生所期望的历史地理学课程来说，却不是这样。侯仁之先生之所以会大声疾呼，希望把旧日的“沿革地理学”改造成为与国际通行学科接轨的“历史地理学”，正是因为这种当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还是一片荒芜。这片学术的原野，还在等待人们的垦殖。
关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也就是说它到底应该属于历史学还是属于地理学，多少年来，一直是一个很多人十分关心的问题。其实这本来相当简单，根本没必要对其议论纷纷。但不管是把它划入历史学科，或是归到地理学科，这两个学科实质上都是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的学科，而不是空谈抽象理论的学问。人们传播、接受西方学术观念是一回事儿，具体怎样建设这一学科又是另一回事儿；也就是说，要想把侯仁之先生所倡导的学科理念落实成为一个像模像样的历史地理学科，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真可谓“谈何容易”。
基于地理学的区域特点，历史地理学也有着浓重的区域色彩；或者说区域特征与区域差异的发展变化是历史地理学的核心内容。对于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来说，迄至今日，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中国这一地域范围之内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区域特征和区域差异问题。因而，对于中国初建的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来说，学科的实际内容，也只能是中国疆域范围之内的各项历史地理问题。上下文对照通观地理解侯仁之先生的倡导，他所要建立的“历史地理学”实际上也只是这样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概括地说，中国这一区域的历史地理问题，也就是所谓“中国历史地理”的内容，所涉及的时段长，变化多；所涵盖的地域广，差异大。这给具体建设这一学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在当时真正敢于直面这一挑战并取得相应成效的学者，只有业师史念海先生。
史念海先生为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一学科建设所付出的努力，主要体现为《中国历史地理纲要》这部大学授课讲义，而这正直接呼应了侯仁之先生把“中国沿革地理”课程改变为“中国历史地理”的倡导。据史念海先生自己公开的表述，这部讲义在1953年时就已形成雏形，当时包括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和历史政治地理这三大部分（见史念海先生《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序言）。但我清楚记得，读硕士研究生时在先生家中看到的大约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油印的讲义，却还包括历史气候变迁的内容。当然论述的地域范围，都是中国。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历史地理学十讲》，其中的前三讲，即《我国古今气候的异同》《我国历史上人口的迁徙》和《统一的封建王朝的版图规模》，还有第七讲《黄河流域经济地区的再造和长江三角洲的富庶》，这四讲中最基本的内容，就出自当年这本讲义。
这部讲义稿虽然由于史念海先生治学严谨，精益求精，直到1991年底才正式修改出版，但从50年代初起，内部油印本即散布很广，很多院校的相关专业也曾采用为教材，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武汉大学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前辈学者石泉先生就亲口和我讲过史念海先生这部讲义当年的流行情况。它在历史地理学界之内，应该是尽人皆知的）。其更为实质性的意义，在于这部讲义丰富、系统的内容，正很好地构建起侯仁之先生所期望的那样一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基本形态，可以说已经搭建起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基本框架，因而完全可以把它视作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已在中国全面建立的重要标志。
除了这部讲义之外，体现先生对创建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学科所做贡献的另一项重要学术成果，是他在1963年出版的学术论文集《河山集》。这部论文集中最多的内容，是专题阐述中国历史经济地理研究中的重大基本问题。这些论文，大多都是从叙述自然环境基础入手，分析中国经济地理的大格局，所论述的问题，较诸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显示出一派全新的气象。其中个别与这种大区域地理格局稍微有些区别的文章，如《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一文，也是首先着眼于自然环境对早期“聚落”这一地理现象的制约和影响，其眼光和方法，不仅与传统的沿革地理迥然不同，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超前性；甚至在今天考古学家对古代聚落遗址的研究中，仍具有很强的典范性意义。总之，《河山集》这部文集同《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中的历史经济地理部分正相辅相成，即《纲要》是概述基本地理状况，这些论文则是展开具体的论证。这部《历史地理学十讲》中的第六讲《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一文，是对中国早期交通道路格局的全面复原，最早就收录在《河山集》中。
回顾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实际研究状况，如果说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型学科的面貌已经基本形成了的话，那么，史念海先生的上述研究无疑在这当中占据着首要的位置和核心的地位，先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当之无愧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同时，还需要指出，尽管如上所述，侯仁之先生在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过程中，发挥了更为关键的转折性作用；此外，像谭其骧先生和其他一些学者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前辈学者们努力的方向和重点各有不同，史念海先生的研究成果宏大而又具备整体的体系，因而先生对构建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所发挥的作用是远超于其他学者之上的，在这一点上，其重要性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正因为在这一方面史念海先生做出的努力最多，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教育部组织全国各高校编著重点教材时，便指定由史念海先生来撰写“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见先生《中国历史地理纲要》序文）。
在充分了解史念海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这一创建者的身份和地位并了解到先生在创建中国历史地理学过程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之后，我想告诉各位读者的是：史念海先生终其一生，都在不断丰富他亲手创建的这一学科体系，几乎先生所有的研究成果，都出自这一内在追求。因此，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来阅读这部《历史地理学十讲》，才能更好地领略先生是在说些什么。
2020年5月28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