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君道
君主之道好像挺神秘,其实也无非是管理国政的学问、统治人的权谋,或者可以说是征服人心的艺术。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高明的君主以德服人,愚蠢的君主以力压人。人心向背,决定社稷安危。君道核心大约在此。
1.开怀用善
君主之道,纳谏用善十分重要。
做臣子的进谏并不难,当君主的应先明智。智慧可以审辨情伪,言语当能尽表忠诚。君主虚怀求谏,便可广泛了解众人之心;大家都敢发表意见,真正的诚信才可能达到。君主圣明之道广大且能坚持下去,言语一出即可为准则。
侍奉父母能尽孝的,就可以侍奉君主。谋身都要求一个忠字,更何况是谋国呢?然而,忠言逆耳,进谏虽较容易,要听者能接受却有一定困难。进言的人虽很迫切,但听者常有许多困惑。除非君主开怀用善,否则善言忠告就会像弹丸一样稍纵即逝。如若因忠言而治罪于人,则凶吉不测,人不敢言。等到国家有了大的变故,人们便异论蜂起。
如果没有贤明的君主,缺少宽松的环境,奸邪的小人就会得志,愚昧无知的人也就辨不清真伪。那些贤德明智之人,因说了话也没人听,就干脆缄默不言。倘若君主圣明,其道德像日月之光一样普照,那么好的东西(如善言)就不会被遮蔽了。当常识都成为异端,真话都不让自由吐露,这样的王朝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奸邪愚昧者什么时代都不缺,关键是君主不能鼓励奸邪愚昧,让其成为主流。
君主纳谏,就像病人吃药,目的是治病,管它苦不苦呢。没有价值的言论也听,听了就算了;好的建议听了就行动,这样大功可成,各种祸患就自然会离开。君主听到危言而不忌,臣属就可推赤心而无损。明主宽以纳言,不是要它顺耳好听,而是要对国家社稷有用。古代以国家社稷为重,善于开怀用善的贤明君主也还不少。
开怀用善,还有一个大度用人的问题。君道也是识人用人之道。君臣关系是君道题中应有之义。拿君主与宰相来说,王夫之就认为若“宰相无权,则天下无纲,天下无纲而不乱者,未之或也”。
盛世必有明君,明君必用贤相。大权独揽之君绝非明君。
2.从谏如流
苏东坡和他弟弟中进士时,皇帝是宋仁宗。仁宗很欣赏苏氏兄弟的才华,曾对皇后说:“我为我的子孙得了两个宰相之才。”有人说仁宗是北宋最好的皇帝,这恐怕主要不是指政绩,而是指德行。在后人心目中,仁宗就是一个从谏如流、开怀用善的开明皇帝。
有一天,仁宗在宫内做道场的时候跑去看热闹,对左右吩咐说:“赐给每个僧人一匹紫罗。”和尚们喜出望外,连忙谢恩。这位皇帝却顾不得是不是会丢份儿了,认认真真地安排道:“明天你们从东华门出宫,把紫罗都藏在怀里,不能让人看见。”那原因,他也如实道来——只是“恐台谏有文字论列”。
仁宗为了从谏如流的好名声还付出了许多代价。王德用进献美女在他左右,他感到很亲近,偏偏王素进谏,仁宗不得不忍痛割爱,但又说:“我虽为帝王,但人情同耳。”所以他接受王素批评遣散宫女出宫,这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后来有个专门给他梳头的太监似乎不服气,给仁宗梳头时抱不平之感:“两府两制,家内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根底剩有一二人,则言阴盛须减去。只教渠辈取快活。”仁宗听他这样发牢骚,一声不响把他裁减了。皇后问他,这个梳头的是你平时心爱之人,怎么却第一个裁他?仁宗回答:“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仁宗从谏如流,因为他头脑清醒,是非分明。
作为皇帝,仁宗位处九鼎之尊,百官万民生杀大权握于手中,这样的最高统治者能开怀纳谏,近贤臣,远小人,的确是不容易的。
常言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倘若我们今天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都能以国家前途、百姓利益为重,服“良药”听忠言,让溜须拍马者、好进谗言者没有市场,那将吏治清明,官民同乐。这道理说来简单,但实行起来并不容易。
纳谏也还容易出现弊端。比如唐代的宪宗皇帝标榜以至滥用直谏之名设科取士,鼓励了一些人投机取巧,激成朋党。有些不咋样的人为了往上爬,纷纷诤谏,其实是“言直而心曲”,容易让诬告成风,小人告君子,坏人整好人。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
3.明主与庸主
对待劝谏的不同态度,往往可作明主与庸主的一个分水岭。
曹操起兵之时,势力很小。袁绍是大士族,起初就实力雄厚。但后来袁绍败在了曹操手下,这是时势使然,还是有人自身的原因?下面两个事例中或许就隐含着谜底。
乌桓之战,曹操打了胜仗。他说:“我之所以胜,其实有些侥幸。当初有人劝谏,说这仗不能打,打则必败,他们考虑得非常周全,没有漏洞。”曹操还下令奖赏先前进谏的人,并说:“我这样做,以后遇事不管是什么意见,大家都敢畅所欲言了。”
官渡之战,袁绍吃了败仗。其实,袁绍的谋士田丰对这一仗的胜败早有预见。当曹操率大军进攻徐州的刘备时,田丰劝袁绍乘曹操的老窝许都(今河南许昌)兵力空虚时偷袭,但袁绍没有同意。后来,刘备逃到了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袁绍才感到曹操是个强大的敌人,决心进攻许都。原来劝他攻打许都的田丰,这时候却不赞成马上进攻。他说:“现在许都已经不是空虚的了,怎么还能去袭击呢!曹操兵力虽少,但他善于用兵,变化多端,可不能小看他。我看还是作长期的打算。”
袁绍不听田丰的话,田丰一再劝谏,袁绍反认为他扰乱军心,把他下了监狱。结果呢,曹袁交战,袁军大败。袁绍和他的儿子袁谭,连盔甲也来不及穿戴,带着剩下的八百多骑兵向北逃走。
官渡之战败北后,袁绍对人说:“大家听说我打了败仗,必定都很悲伤,恐怕只有田丰一个人高兴,因为这结果正是他所预料的。”于是派人杀了田丰。苏东坡记下这两件事后,不无感叹地说:“为明主谋划,言而不中,不仅没有罪,反而还得赏赐;而为庸主谋划,即便是言中了,不仅得不到奖赏,反而还因此而得祸。这正是曹操之所以兴、袁绍之所以亡的原因。”(《曹袁兴亡》)
事实上,天下的争夺,事业的竞争,无不是人才的竞争、人心的竞争。虚怀若谷,大度容人,广纳天下英豪,自然能得人才,得人心,事业兴旺。相反,妒贤嫉能,刚愎自用,难得容人,必然失人才,失人心,事业衰败。这统驭之道、领导艺术,古今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