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应尽其用,人愿尽其才。然而,现实中往往是物不能尽其用,人也难以展其才。
有的人,才华横溢却一事无成,其罪在人耶?在己耶?
1.志大更要量大
志向、才干、度量,这三者对人的事业成败来说哪个更重要?这恐怕很难分割开来比较。志大而才疏的人,一生空有壮志,无所作为;才大而量小的人,又往往因量限才,没法儿施展才华。
所以东坡先生认为,志、才、量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志大还要才大,才大更要量大,这样才能事业有成,人生圆满。西汉赫赫有名的青年才俊贾谊,就从反面给人们以启示。
贾谊博通群书,才华出众,他刚二十出头时,就得到了爱才若渴的汉文帝的赏识。文帝先是让他任博士的官职,此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又几次破格提拔他,让他一直做到太中大夫,这个官儿可不小。
青年才俊往往有个通病,一旦自己的才华受到赏识,便会益发得意。大红大紫了,有人看了心里当然不舒服。虽然文帝还想提拔贾谊,但王侯重臣们不喜欢他,觉得这个年轻人仗着自己的才学,想专权用事。他们便在皇帝面前一致说他坏话。文帝那时刚接皇位不久,处处有顾虑,所以想出一个平衡的办法,派贾谊去长沙做长沙王的太傅。这本来是一番好意,一方面能缓和一下朝野上对贾谊的反对气氛,另一方面也是让他出去历练历练。
谁知贾谊不能理解文帝的良苦用心,认为自己是被放逐了,他到长沙渡湘水时以屈原自比,牢骚满腹,觉得从此前途暗淡。文帝当然还是想重用他,只是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又改派他当梁王太傅。这期间,贾谊几次上书献治国的计策,为国事痛哭叹息不止一次。后来梁王骑马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认为自己当太傅没有尽到责任,经常哭泣自责,不久就病死了,死时才三十三岁。
苏轼对贾谊是十分痛惜的,他说:
“人有才干当然很难,但更难的是去好好地运用自己的才干。可惜贾谊作为王侯的佐臣,还不能用好自己的才干。君子目标远大,必须有所等待;志向高远,必须能忍则忍。看看古代的贤人,都各有各的才能,但是大多都没能施展,这未必都是当时君主的过错,实际上过错往往在贤人们自己。”
东坡说:“贾谊真是不善于处穷。人一时不被重用,也许以后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呢!不知道默默地等待局势的变化和时机的到来,而是自残自贱,可惜呀!贾谊志向很大但器量太小,才华有余但识见不足。不是汉文帝不用贾谊,而是贾谊不能用于汉文帝。”(《贾谊论》)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汉文帝是汉代甚至是整个封建时代少见的贤明君主之一。遇上这样的君主,贾谊还夭折了,这说明,人立志固然重要,才学也很可贵,但器量、识见更是不可缺少。仕途有崎岖,人生有风雨,身处穷厄困境之中,宽阔的胸襟和远见卓识是最重要的制胜法宝。苏轼的这句话是很有识见的:“不是文帝不用贾谊,而是贾谊不能用于文帝。”人用我,我亦用人,心存大志,能进能退,能伸能屈,何愁英雄无用武之地?
2.自用其才
东坡说有大志的人要善于处穷,要会自用其才。古今人士都称道前秦的苻坚,他在草野之中发现了王猛这个难得的人才,便将满朝的旧臣都晾到一边,独独与王猛谋政议事,可这样的事历史上又有几件呢?
一个有抱负的人,要善于驾驭环境,自用其才。什么叫作自用其才?就是在不利的环境下,在人家不承认你、看不中你、把你晾到一边时,甚至在有人压制你、嫉妒你、打击你的时候,你不心灰气馁、自废其才、自毁其才,而是顽强地坚持远大志向,冷静地看到自身的才干、价值,等待时机,创造条件,坚持不懈。大丈夫能伸能屈,有志者能进能退,这样,终将苍天不负有心人,天生我才必有用。
唐代名将郭子仪一生历玄宗、肃宗、代宗数朝,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战功卓著。他是历史上生前享有美名、死后富贵寿考四字俱全的极少数名臣之一。
史书上说郭子仪能做到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诽,实在是大难而特难。事实上,君主也有时不相信郭子仪,宦官、奸臣、小人更是经常嫉妒和排挤他。郭子仪之所以能善始善终,关键在于他善于立身行事。他可说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怨天,不尤人。他带兵向来以宽厚著称,对人也很忠恕。在战场上,沉着而有谋略,而且很勇敢。朝廷需要他时,一接到命令,不顾一切,马上行动。等到上面怀疑他,要罢免他时,也是无怨无恨,马上回家吃老米饭。所以,他几次被罢免,又几次被起用,国家不能没有他。
如果将郭子仪与贾谊对比一下,便可以看出,人才的埋没或者损毁,固然有外界的责任,但其自身负有的责任也是不小的。郭子仪与贾谊,一个是武将,一个是儒士,都是难得的人才;一个尽其才,一个废其才;一个享年八十五岁,一个过而立之年不久便夭亡了。这两个人的不同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己掌握的。就君主的贤与不贤看,唐肃宗、唐代宗等恐怕是很难和汉文帝的美名相比的。既然这样,与其说贾谊是怀才不遇,还不如说他不善自用其才;与其说郭子仪是遇上了贤主明君,还不如说他自己聪明,善于自用自才。
聪明与才干,是人们都羡慕和企盼的东西。但要知道,它们可以成全一个人的功名业绩,同样也可以葬送一个人的前程甚至生命。
3.才高还须志坚
受才华的牵累,求福反而得祸,这实在不是什么稀罕事儿。
刘邦建立汉朝以后,便大量封刘家的弟兄、子孙为王。到了景帝的时候,这些诸侯的势力越来越大,有的作威作福,已经不受朝廷的约束了。才能出众、很得景帝赏识的御史大夫晁错担心这么下去,会发生叛乱,于是就建议皇帝削去诸侯的封地,限制他们的势力。
晁错当时是景帝朝中的红人,他对汉室的确也是忠心耿耿,削地的建议正与景帝的想法不谋而合。
晁错确有眼力,以吴王为首的七国诸侯早就有野心,这回听说要削他们的地,可算找到造反的理由了。他们联合起来,发动了叛乱。打的旗帜是“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要杀掉晁错,清除皇上身边的奸贼。
汉景帝立即召集大臣们商议怎么去对付他们。大家谁都不说话。晁错出了主意,他请景帝亲自监督将士把守荥阳,堵住吴王、楚王的进攻;关中,也是京城一带,由晁错自己镇守;然后再调动兵马去对付七国。景帝嘴里不说,心里有点不痛快。他想:“怎么叫我出去作战,你自己倒躲在京城里?”
不久,有一个叫袁盎的人说是有平定七国的妙计,那便是斩晁错,免诸侯王起兵的罪,恢复他们原来的土地。景帝想:“如果能够这样,我又何必舍不得他一个人呢?”就这样,御史大夫晁错为了巩固汉朝的天下,莫名其妙地给汉朝的皇帝杀了。
对这段史实,东坡先生议论说:“天下的人都悲叹晁错因为忠诚反而受祸,却不知道这悲剧实际上是晁错自己导演的。为什么呢?
“古代能够成大事的人,不光要有超群出众的才干,还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时,凿开龙门,疏通黄河使大水入海。当还没成功的时候,那是有很大危险的,但大禹身体力行,不顾危险,遇事不惊慌、不害怕,最后终于成功了。
“七国诸侯当时势力已很强大了,骤然去削弱他们,不闹事才怪呢!晁错这时不冲到前头,为天下担当大难,反而为了保全自己,要皇帝出征,而自己坐守京师,把安全留给自己,把危险扔给皇帝。忠臣义士对此愤愤不平,这时就是没有袁盎,晁错也免不了灾祸。假如七国造反时,晁错一马当先,到最危难的地方去,让皇帝感到安全,那么即便有一百个袁盎,又怎么能挑拨得了呢?”(《晁错论》)
可见,有大才的人要立大功,还须有坚定的意志、敢于牺牲的精神。想求非同一般的功劳,则必须有自我保全的计策。而事实上呢,有时候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偏偏隐藏着危险。背水一战,能置之死地而后生;顾惜自身,反而难保自家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