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之旅结束后，回到魏玛的歌德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冷落，精神上陷于孤独状态中。与席勒的友谊是这一时期让他觉得心境得到滋润的唯一一件事。

席勒出生于1759年11月10日，是德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狂飙运动”的代表人物，被后世公认为德国文学史上地位仅次于歌德的伟大作家。歌德以《少年维特之烦恼》轰动文坛，席勒则以诗剧《强盗》一跃成为文坛的宠儿。

从歌德与席勒的经历，以及他们所宣扬的思想上来看，这两个人能成为知交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歌德经常强调，两人的相识是“极幸福的事情”。

歌德与席勒之间几乎隔着一道难以超越的鸿沟，尤其在学问兴趣和对自然的态度方面，这种差异特别显著。席勒对历史比较感兴趣，他认为人类意志和自然力量的冲突是一种能够激发人心的助推剂。而对歌德而言，历史无论在文化方面和伦理方面都是令他十分讨厌的，他认为历史是“一张错误和罪恶的，纷紊狼藉的桌子”，其中没什么是非正邪可言。他所感兴趣的是对自然的研究，他觉得自然统一和谐的大秩序，可以作为人类建立生存法则的榜样和楷模，可以纠正人类每每陷于错乱的行为。

魏玛城中歌德与席勒的塑像

他们俩之间不仅仅只有上面所阐述的这一点差异，更大的差别是他们对于抽象思想的态度。在这方面，席勒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所要求的是“理论”和“观念”，他在自然现象上加以观察，将复杂的自然现象归到同一概念的解释上。而歌德却是现实主义者，他对于感官所能接触到的自然和呈现在他眼前的世界，并不作一些抽象概念的解释，他尊重事实和经验。

这些观念上的差别也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他们文艺创作上的态度和方法。歌德喜欢实地观察事物，不带个人主观色彩。席勒说歌德的这种行为只是“从外表上去看事物，而忽略了其内涵。”席勒的态度是主观的，他所侧重的不是物象本身，而是物象在人的心里所引起的意念。歌德年老时，曾对他的秘书说：“席勒的大作《威廉·退尔》里的地方色彩全是席勒自己构思而成的。”《威廉·退尔》是一部描写瑞士英雄猎人故事的戏剧，席勒从未去过瑞士，却将这一传说诠释得极为生动。可见席勒的作品中主观与抽象的色彩十分浓厚。

歌德和席勒如此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他们更能客观而理智的批评对方，激励对方的创作。他们俩由最开始的互相冷淡、轻视而发展为真挚坦诚地相互交往，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前面我们提到，在创作态度上，歌德是现实主义者，而席勒是理想主义者，关于这一点，必须再做更进一层的解释。现实主义者究竟是怎样的概念呢？莫泊桑说：“现实主义者，假如他是个艺术家，他为我们显示的并不是一幅生活平庸的景象，而是一个幻象，这幻象较之生活本身更完整、更深刻、更真实动人。”歌德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主义者。如他自己所说：“当我观察时，我是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我真实细腻地去观察当前的事物而不加增损。反之，当我运用心灵时，我又可以说我自己是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我不问事物的本身，只问它是否与我对它的概念相合。”

所以，所谓的现实和理想不过是更偏向哪个方面而已，正如歌德不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样，席勒也不是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他对歌德说：“诗人和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诗人和艺术家，是因为他们既能凌驾于纯粹的现实主义之上，而又能不脱离感官的领域。”他的意思就是说，诗人和艺术家既要着眼于实在的物象，同时又不能让物象禁锢自己的思想。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两人的思想中，似乎有一些共通之处。

歌德说：“席勒的理想主义和我的现实主义是绝对不相悖的，我们两人的趋势没有合流前虽是各自孤立的，但最后仍是能够相互融合的。”如此看来，歌德和席勒并非南辕北辙，而是殊途同归。这可以融合的主张和思想是他们能成为朋友的原因所在。

1794年5月，歌德和席勒在耶拿大学一起听一场科学演讲。演讲会结束后，他们在路上讨论各自对演讲内容的看法和意见，不知不觉就到了席勒家。歌德觉得尚未尽兴，于是在席勒家里，两个人继续讨论自然现象、经验、观念等诸多问题。歌德又提出了他植物进化的理论，结果虽然两人的意见相去甚远，但歌德觉得席勒和他同样对自然研究很有兴趣，而且两人都承认，这些意见上的差异，只是途径不同，在将来或许会有一个共同的归向。两人欣然作别，之后他们一直保持着通信来往，彼此间的友谊也就开始日渐深厚起来。

从席勒写给歌德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歌德的处世智慧和他伟大的人格。下面是席勒1794年8月，两人交往渐深之后写给歌德的一封信的节选：

很早以前，我就在远处观察着你。我经常以惊讶好奇的心情，看着你迈出的每一步路，你用意志不坚的人绝对不会采用的最艰难的方法，探索自然界发展的法则，以个体来观察整个自然，并且以整体的立场作为观察个体的根据。你从简单的组织开始，进而研究复杂的组织，最后将那些最复杂的自然构造素材加以组合……你巧妙地把表象丰富的精神全貌，当成美好的统一体，将之归纳出来，这可说是伟大而真正具有英雄价值的。你可能不希望终生只为一个目标而努力，但是达成目标的过程却比目标本身的意义更深刻。就像《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必须在菲迪亚和长生不死中选择一项一样，你也会面临如此的选择。如果你生在希腊或是意大利，那么从摇篮时代起，你就被理想与艺术所包围。那样你追求古典的路程可能会缩短很多。你身为德国人，而如此崇尚希腊精神，那么在希腊的古典和德国的现实之间，你一定会面临二者择一的境况……

我只是依自己的见解，来判断你的精神发展，而我所说的未必是你真正的面貌，我想你会明白的。

四天后，席勒就收到了歌德的回信，信中充满感激，毫无芥蒂地承认了他的见解：

你充满友谊的手，将我全部存在的面貌都揭开了，由于你的关心和鼓励，我将竭尽所能发挥我的才能。这个星期是我的生日，而你的信是我所收到的最有意义、最好的礼物。我很乐意告诉你我的一切活动和内心的想法。由于能力的极限和时间的限制，我想尽量把我所计划的事完成，只有这样，才能让生命更有意义。

在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之后，如果你在我身上发觉你清楚地意识到，但却无法解决的某种忧郁和迟疑，那么你就会知道你的关心，对我有多大益处。

歌德与席勒经由直接的交谈或间接的书信往来，交换着彼此的想法。这为双方带来了“纯粹的乐趣与真实的利益”，歌德调整了席勒对极端物象的喜好；席勒则把歌德从自然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拉回到文学创作。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席勒，歌德就不会在写完《浮士德片断》后，继续执笔，最后完成这部伟大的作品。歌德曾对席勒说：

你给了我第二次青春，使我再度成为诗人，以后，我不会停止写诗。

他们之间的书信往还，渐渐决定了他们偏向古典主义的艺术观。歌德早年埋藏在自然科学研究背后的思想及法则，而今终于以文学的、艺术的形象表现出来。

1794年，歌德在席勒所编的杂志上发表《德意志逃亡者对话录》和《罗马悲歌》的一部分。两人还在这本杂志上共同发表了一千多首短诗，主要抒发他们对一些恶意批评家的不满。

1796年，席勒将自己以前的诗作结集出版。在他的激励和鼓舞下，歌德也在这一时期创造了很多旷世的叙述短诗，其中有《温和的赠辞》《赫尔曼与窦绿苔》等。

这之后，席勒开始着手他的《华伦斯坦》三部曲中的第三部，歌德则完成了《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又继续写《浮士德》。

在叙述诗《赫尔曼和窦绿苔》中，歌德将他的思想和烦恼公开了一部分，这使得他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歌德和席勒的文学作品及论文，都能发人深省，而且大部分都有明显的教训倾向。随着光阴流逝，两个人共同的活动日益紧密，歌德以“极欢乐的心情去看待每一件事情，就像看待草木萌芽、枝叶日茁的新春”。为了扩展交际范围，席勒在耶拿大学取得了教授资格，1799年迁居魏玛。主持魏玛剧院的歌德，由于席勒的加入，迸发出一种新的力量。他们开始共同尝试将很多名家的译作，如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偏向古典主义的方式和原理搬上舞台。于是，这小小的魏玛，由于二人的努力，成为德国最大的文化中心之一。

1805年初，歌德与席勒相继病倒，他们彼此交换心得的习惯也被迫中止。两个人对恢复健康都没有十足的信心。尤其是席勒，他对自己身体的信心已完全动摇，歌德在后来的作品中写道：

在席勒生病的那段日子里，相继发生了几件惊人的事。傍晚和半夜的火灾，使他过度震惊，于是本来已即将痊愈的病再度复发。他觉得像被绳索捆绑一般，被迫断绝了和人们沟通的机会，唯一能够缓解这种束缚的就是和朋友们的通信。从2月到3月，他所写的几封信中都是苦恼、忍耐、以及逐渐消失的希望。5月初，他不顾一切地想到外面走走，很凑巧地，我们在路上相遇。这时候，他的神智已经不大清醒，于是我便陪他一起走。最后，到他家门前，我们分手了。这时候，我预感到，这一别很可能就是永诀了。9日，他终于去世了，带走了疾病，也带走了重重的折磨。

席勒的死，让歌德的精神陷入了一种“空虚”的状态，他不关心自己的工作，对一切事情都提不起兴致，整个人仿佛迷失了。他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上说：

我失去了一个朋友，我自己也等于死了一半。

这个重大的打击，让正在患病的歌德，更加难以痊愈。直到这一年秋天，他离开魏玛到各地旅行之后才逐渐康复。1822年，歌德才终于写出追悼的诗作，节选如下：

脱落的肩胛骨曾经装饰无数饰物，

而今谁能够想象——

活泼的四肢已失去了生命。

疲倦的人们，

竟不能安息于墓穴中，

而是被掘出置于明亮的阳光里。

曾有一颗高贵的心，

如今已成枯干的头颅却不为人所爱，

这不是真理也非启示，

每个人终将如此。

被遗留下来的是有形的诗文，

在这堆无法动弹的骨骸中，

再也认不出曾经优雅的风华。

在这狭窄阴冷充满霉味的屋子里，

自由地安息吧！

生命之泉由灵魂中奔流而出，

那形态神秘而令人陶醉，

似乎保存着神的行迹，

如同水以高贵之姿流向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