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小卡尔送入李奥学堂之后，贝多芬几乎无法定下心来做任何事，他一直在担心小卡尔，他每天到学堂去看小卡尔，并叫佣人送便当及日用品给他。

有一天，校长冷不防地告诉贝多芬：“贝多芬先生，有关小卡尔母亲的事，实在很棘手。”

贝多芬听了吓一跳。“她做了什么坏事？”

“说来，也不是做了什么坏事，只是不可否认的，约翰娜毕竟是小卡尔的母亲。”

“她来这里找小卡尔，每次……”

贝多芬很生气地对校长说：“把她赶走。法院判决——非经我的允许，她不准会见小卡尔。”

“这么说，固然没错，但是他们母子相会，我实在不忍心把她赶走。”

校长很为难，继续说：“或许你会感到不满，可是在我的立场，实不知应如何处理才好，我尽可能回避与他们会面，可是你也应劝劝约翰娜。”

但是要约翰娜听从贝多芬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只得一边请求校长，一边增加前往学校的次数，假日则把小卡尔带回家。贝多芬对小卡尔说明约翰娜是个怎样的女人，小卡尔听后默默不语。

“这么做或许可以使小卡尔的心远离其母亲，如果以后约翰娜以任何美好的借口去探望他时，他一定不会见她吧。”贝多芬这么想。

为了使小卡尔尽量不离开自己所能看到的视线，贝多芬拜托自己的一位学生，教他弹钢琴。小卡尔不但不讨厌音乐，而且似乎颇具有音乐细胞呢。因此，小卡尔比以前更常和贝多芬接近，他也认为不用再担心约翰娜了。

但是天不从人愿，约翰娜仍像以前一样，常去学校探望小卡尔，而小卡尔仍很高兴地欢迎他的母亲。贝多芬不但对他们两人生气，也对校长颇不谅解，认为他身为教育家，明知道她对孩子不利，却仍漠视而不管。

有天，小卡尔无精打采地回来。

“怎么了，小卡尔。为什么这么沮丧？”贝多芬问他。

“我不想去上学了。”

“为什么？被老师骂了吗？”

“不，不是这样。”

“那么，和朋友吵架了？”贝多芬不明白地问他。

“不是那些事，而是有关吃的东西。”

“吃的东西？”

“实在太难吃了。”

贝多芬吓了一跳。

“到底吃的是些什么？”

小卡尔说了一大堆对食物不满的话。听完之后，贝多芬觉得小卡尔说得也很合理。对正在发育的孩子而言，吃得不好，就会营养不良。

“不只是这样呢！学校也不教音乐！”

“真的吗？小卡尔。”

“我不会说谎的。”

身为音乐家的贝多芬，也是小卡尔的监护人，怎么能不让小卡尔学音乐呢？在这种情形下，怎能把小卡尔托付给他们呢？于是贝多芬办了手续，就把小卡尔带回家。到后来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小卡尔说的谎话。所有的谎言都是小卡尔为了逃学而编造的。

小卡尔若无其事地说谎时，贝多芬一点也没察觉。回到家后，小卡尔很听贝多芬的话，而且用功读书。于是贝多芬很放心，尽全力于创作《庄严弥撒曲》及《第九交响曲》。

事实上，小卡尔仍背着贝多芬偷偷与约翰娜相会，佣人竟也一起瞒骗贝多芬，为何佣人也吃里扒外呢？原来他们向来就对这个主人十分不满，他们明知主人费尽心力要使小卡尔远离母亲，却故意与他作对。贝多芬脾气不好，常不耐烦地发脾气，佣人常遭池鱼之殃，因此他们对他心生怨恨。

贝多芬知道真相后，辞退了佣人，加强对小卡尔的监督，但是，无论他怎么做，都无法拉回小卡尔的心。最后他竟待在他母亲家里不肯回来。

步入中年的贝多芬

贝多芬好像挨了闷棍似的，又悲伤又愤怒，他的心乱得很，约翰娜又向法院提出控告。

贝多芬的名字是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他的祖先来自弗朗特，由于弗朗特省的波恩是他的出生地，与德国贵族出生地的地名十分相似，贝多芬被误认为贵族。因此审判小卡尔的事件被判为贵族事件处理，而送往高等法院。约翰娜控诉说，把平民的诉件送往最高法院是错误的，应由地方法院受理才对。

约翰娜的控诉被采纳，整个案件移转到地方法院审理。约翰娜对贝多芬百般辱骂：“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是个骗子，他故意以贵族的姿态出现，而使整个案件移往高等法院审理。

“他是我亡夫的哥哥，我不认为他是人，而是个恶魔，否则他为何要把小卡尔从他亲生母亲手中夺走？他把我儿子从我手中夺走，将他关在家中，不给他好东西吃，叫他做过重的功课。

“他的脾气很坏，常为了一点小事打骂佣人，像他那种男人，怎么可以教养孩子呢？他没有资格。

“他……”

约翰娜滔滔不绝地数落贝多芬。贝多芬简直像在看一场闹剧，可是法官却把她的话当真。

在约翰娜破口大骂后，贝多芬回答说：“我不仅是因为与小卡尔有血缘关系才带他回来，如果他的母亲是个好女人，我决不会带他走。

“我领养他是为了他的前途着想，我希望他能在社会上做个有用的人。

“的确，我的脾气不好，可是社会上的人都知道我的心地是善良的。如果各位读过作家拜圣巴赫的作品，就可知道我所说的不假。”

可是无论贝多芬怎么辩解，将约翰娜的话当真的法官，似乎不接受贝多芬的说法。最后贝多芬输了这场官司，约翰娜夺回原已丧失的小卡尔监护人的身份。贝多芬突然觉得十分空虚。

在空虚的日子里，贝多芬翻开平常所写的笔记本，细心地阅读，他想，这么做多多少少可以使自己逃避这种空虚吧。

“弟弟，看看我，我正为你哭泣。”

“我已没有心思去作歌剧或任何其他作品，只为了小卡尔。”

“我为艺术而生，我的耳朵聋了，或许正因如此，这才适合我的生存之道。”

“杰出的人必能在不幸与痛苦中生存。”

即使贝多芬翻遍所有的笔记，也无法消除他对小卡尔的思念，更无法减轻他的病痛。在痛苦与贫穷中，贝多芬仍然抱着追求艺术的真谛。罗马哲学家辛尼卡曾说：“艺术久远，生命短暂。”这句话不适合贝多芬，他希望自己的生命也可以长久些。

可怕的绝望感紧紧地逼近。可是不久之后，贝多芬再度振作起来，从绝望之中挣扎出来。当贝多芬想到离开自己而被约翰娜监护的小卡尔，他就会对判决之不公感到愤慨。

即使贝多芬不是贵族，最高法庭应该判决贝多芬是小卡尔的适当监护人。可是地方法院却坚持约翰娜的供词，取消贝多芬的监护人资格。对于这种不当的判决，贝多芬实在无法遵从。因此他对地方法院提出异议，然而他的异议未被接受。

贝多芬再度提出异议，这次仍被驳回。贝多芬十分震怒，于是他想：“好！既然如此，我也不理会。”他决定采取其他途径。

1819年11月，贝多芬向高等法院提出控诉，同时也到处写信请愿，只要对裁决有利的人，他都写了许多封长信给他们。

信的内容不外乎说自己是个毕生致力于追求真与善的人，像约翰娜那样的女人一旦成为小卡尔的监护人，小卡尔的灵魂必然受到伤害，同时地方法院不当地拒绝最高法院的判决，这对贝多芬而言，是一种很大的打击，等等。

贝多芬既愤怒又感不安，空虚地奋笔疾书。尤其是对鲁道夫大公，贝多芬不知给他写了几封信。

1820年1月，法院接受贝多芬的控诉，裁定贝多芬为小卡尔的监护人。

小卡尔再度回到贝多芬的身边。此时他将小卡尔送到布莱林路的宿舍。判定约翰娜为小卡尔之监护人的地方法院可能也知道约翰娜的为人，因此特别指定一名代理监护人。贝多芬就依照这位监护人的主张，将小卡尔送到布莱林格宿舍。

裁决之后贝多芬终于可以放下一颗沉重的心，身心顿感轻快，更不可思议的是，长久以来的肠胃病竟然不知不觉痊愈了，于是他又涌出无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