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在道义上最关注的问题是，孔子对这些事情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评价，给后世传递了怎样的政治信息。当然，这就要从《春秋》的微言大义里去寻找线索了。
宋人胡安国细心对比《春秋》记事的上下文，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晋国多次讨伐戎狄，在灭潞氏、甲氏以及两伐鲜虞的时候同样是以大夫为主将，但加以记载的时候称谓竟很不统一，或称人，或称国，或称其名氏，这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深意呢？（《胡氏春秋传》卷二十五）
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春秋》这些称谓未必真的含有什么微言大义，只是古人笃信于此，所以在《春秋》微妙的措辞变化上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胡安国所述之“或称国”，即《春秋·宣公十五年》中“晋师灭赤狄潞氏”，此役晋国以荀林父为主帅；“或称人”，即宣公十六年“晋人灭赤狄甲氏及留吁”，此役晋国以士会为主帅；“或称其名氏”，即昭公十五年“晋荀吴帅师伐鲜虞”，昭公十七年“晋荀吴帅师灭陆浑之戎”，定公四年“晋士鞅、卫孔围帅师伐鲜虞”，定公五年“晋士鞅帅师围鲜虞”。
胡安国认为，上述种种事件的共同点是，晋国以大夫帅师讨伐戎狄。而看上去属于同样性质的事件，称谓记载上却小有差别，这正是让人耐心揣摩微言大义的地方。细细品味下来，就会发现这些讨伐之战虽然在客观事实上极其相似，主帅的战争动机与作战风格却大有不同，所以《春秋》才以差异化的称谓表达了差异化的道德评价：凡是以消灭对手为目的而毫无恻隐之心的，则称人；凡是见利忘义而以诡计欺诈来赢得胜利的，则称国；凡是以正义之师讨伐敌人而不接纳敌人之叛臣的，则称名氏。(1)
这样看来，《春秋》对荀吴围鼓之战应当是给予褒扬的，但胡安国坚持说，虽然道德评价有别，但称其名氏并非褒扬，而是仅免于贬而已，《春秋》用兵御侮之略尽在于此。（《胡氏春秋传》卷二十五）
胡安国生于南宋，靖康之耻始终不灭在心，所以他在自家的春秋学里特别标榜尊王攘夷，关注“用兵御侮之略”，对《春秋》的解释总是向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原的方向靠拢，难免有用力过度之嫌。当然，即便对鞑虏用兵，也要以王者仁心为用——胡安国毕竟是二程的再传弟子，醇儒的严苛心术总是深植于血脉之中的。若当真本于圣学，对荀吴围鼓之战本该加以贬斥才对，终归这是以仁义作为权谋的外衣，是早早就被庄子讥笑过的勾当。诚然，荀吴以正义之师讨伐敌人而不接纳敌人之叛臣，但《春秋》原心定罪，荀吴心术不正而假托仁义，这明明应该受到贬斥才是。所以对胡安国的解说，在这一点上越是深思就越是有捉襟见肘的尴尬。
事实上，要将《春秋》所蕴含的所谓微言大义解释得圆融无碍、前后自洽，恐怕是任何学者都无能为力的。昭公十二年，《春秋》记载“晋伐鲜虞”，传统上认为称国以伐表示了孔子的贬斥之意，而昭公十五年《春秋》又记“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叙事体例变了，意味着孔子对此事不加贬损了，然而后一事至少乍看起来并不比前一事来得高尚。无论如何左思右想，这真是难以自圆其说啊。
历代春秋学者在处理这一矛盾的时候，大多都与胡安国同一思路，即认为孔子的前后用语只显示出贬与无贬之别，而无贬不等于褒。然而在这同一种解读之下，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值得参照的北宋学者赵鹏飞的解读：之所以昭公十二年晋伐鲜虞，孔子书晋以示贬，昭公十五年荀吴伐鲜虞反而无贬，是因为边患不可不除，加以讨伐完全是应该的，只是要看讨伐之师义与不义罢了。之前楚国刚刚灭掉陈国和蔡国，晋国对此不闻不问，无缘无故地去伐鲜虞，所以孔子贬之；后来中原地区稍稍整肃，鲜虞邻近晋国，有可能威胁到了晋国，所以荀吴才帅师征伐，与前者性质不同。之所以孔子并不褒扬荀吴，是因为自襄公、昭公以来，大夫每每擅自兴兵，只为自己建功立业，荀吴也不例外，并不值得褒扬。（《春秋经筌》卷十三）这就意味着，维系华夏同盟是第一位的事情，消除夷狄威胁是第二位的事情。
赵鹏飞有一句话略欠斟酌，即鲜虞“有可能威胁到了晋国”。其实对于鲜虞是否真的做了什么威胁晋国的举动，《左传》完全没有明文交代。明代大儒湛若水抓住了这个破绽：荀吴不纳叛，不急利，确实不错，但问题在于所谓征伐是要施加于有罪者的，鲜虞无罪而遭征伐，只能说明荀吴的军队从一开始就属于不义之师。以不义之师而不纳叛、不急利，正如扭着兄长的胳膊来抢夺食物，只是抢得温柔一点而已。（《春秋正传》卷三十一）(2)
结合赵鹏飞、胡安国与湛若水的意见，我们会发现无论孔子有没有真的给出过什么微言大义，无论荀吴围攻鼓国时究竟怀有怎样的用心，无论仁义是否被荀吴当成了权谋的外衣，但只要荀吴所率领的是一支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那么有一点就是毋庸置疑的，即荀吴伐鼓就其军事过程本身来看，确实有仁有义，符合正道。换言之，荀吴拒绝接纳鼓国的叛徒，拒绝接受鼓国在力未尽、粮未竭的情况下投降，把一场本来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轻松胜利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城战争，这非但一点都不迂腐，反而是值得大力褒奖的。倘使荀吴的事迹只留下围鼓这一件事情的记载，哪怕将他奉为圣贤都不为过。
(1) 这很难解释荀吴第二次伐鲜虞之战，难免需要以其他理由来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