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推销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非礼行为。一个人在仕途上不可以自我推销，正如在婚姻中不可以自由恋爱一样。孟子对此有一段很精彩的类比：异性相吸，这是人之常情；父母很早就开始操心子女的婚姻大事，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有人等不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墙洞、门缝偷窥对方，眉来眼去，乃至于翻墙私会，那么从父母到全社会的人都会轻贱他们。同理，古人并非不愿做官，只是绝不肯经由不合礼义的途径进入仕途。以不合礼义的途径入仕，这与钻墙孔、扒门缝偷窥异性是同样性质的事。（《孟子·滕文公下》）

婚姻之所以需要父母之命，是因为婚姻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家族的事；之所以需要媒妁之言，是因为在求婚的时候，你总要讲出自己有哪些好处，但自己总不方便自夸；父母夸自己的儿子也不可取，至少对于外人来说是毫无说服力的；只有媒人有着中立的立场，可以无所顾忌地大讲你的诸般好处，这些话如果你有机会亲耳听到，一定会觉得无地自容。

而且人情世故总忌讳不期而至，邹阳《狱中上梁王书》讲过这个道理：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若是在黑暗中投给路上的行人，行人都会按剑而警惕；盘根错节的大树可以被制成器物献给万乘之君，这是因为君主左右的人事先为它做过雕琢、装饰。所以无故而至的东西即便是隋侯之珠、夜光之璧，也足以结怨而不足以使人感恩；而只要有人推荐在先，即便是枯枝朽木也会得到重视。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诗经·齐风·南山》）无论从体面还是功效上说，媒介总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提亲之类的事情，当事人切切不可亲自出面、亲力亲为。若真的这么做了，就会被人讥为“自媒”，顾名思义，就是自己为自己做媒。在传统的儒家观念里，求婚的“自媒”和求仕的“自媒”都是同样性质的事情，同样卑劣，同样有失尊严。

一个人越是有所求，越是自媒，便越是容易露出急功近利、穷形尽相的嘴脸，也就难免使别人生出轻贱之心。而周代礼制传统有所谓世官世禄，做官不用求，只需要在论资排辈的序列里安心等待就是；汉代用人有孝廉制度，乡举里选，给人的感觉是，政府很欣赏你的品格和才华，所以“请”你出来做官。无论这些制度在实行中出现过多大的弊端，终归给了做官的人以“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

科举制度完全撕破了这个体面，给全社会发出了自由恋爱的信号：只要你喜欢，就应当勇敢地追求，勇敢地和其他追求者公平竞争；你越是争抢得卖力，赢面也就越大。这真是一项鼓励人们彻底放弃体统的制度，甚至在那个尚未实行糊名制的唐代，考生还需要在考试之前去王公贵族与社会贤达那里打通关节，进献自己的作品以求得对方的赏识和推荐。这种做法被称为行卷，行卷之于科举，简直就是一种为了自媒的自媒。

在婚姻和仕宦的问题上，自媒其实需要饱满的勇气和极佳的心理素质，自尊心稍强的人就做不来这些事情。然而唐代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有点特殊，它虽然一般无二地秉持儒家传统，但帝国上下总是洋溢着一股进取的力量，越是个性张扬、不惮于自我推销的人，在这个时代越吃得开。而所谓个性张扬，所谓自我推销，归根结底都是自媒的一类。所以事情也或许是，科举制度与行卷风气使那些外向的、擅长自媒的人更容易活跃在政治和文学舞台上，而内向的、自我敏感度较高的人很容易被时代的筛子淘沥至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