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重视血缘，重视继嗣。《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中，卫国贵族石恶因为政治问题出奔晋国，卫国人便拥立了石恶的从子石圃作为石恶的继承人，“以守石氏之祀，礼也”。杜预的注文以为，石恶的先人石碏曾经有大功于卫国，而石恶之罪还没有严重到应该绝嗣的地步。

石碏之“有大功于卫国”正是前述“大义灭亲”的事迹。定国之功遗泽子孙，才使得石碏一族香火不绝，这也正是《周礼》“八辟”中“议功”的道理。《左传》认为这是“礼也”，先人的功劳可以抵消后人的犯罪，祁奚所谓“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虽然不幸没能应在叔向家族，却很适合用来描述石碏一脉。

那么不妨试想一下，假如你是大时代的一名普通百姓，你会如何期待统治阶层呢？你是希望权贵的子嗣们和你一样不享有任何特权，即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还是希望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与普通百姓同罪不同罚呢？

这在今天看来绝不是一个会使人有丝毫犹豫的选择，被刘向打造出来的楚文王的形象一定最能深入人心：楚文王讨伐邓国，派王子革、王子灵一道去摘菜。两位王子见到一位老丈背着菜筐，筐里有菜，就向他讨要。在讨要未果之后，他们粗暴地打了老丈，抢了菜筐。楚文王得到报告，命人逮捕了两位王子，准备处以死刑。大夫劝谏说：“抢人家菜筐确实不对，但也罪不至死啊！”话音才落，老丈便来到军营向楚文王申诉：“您因为邓国无道，所以发兵讨伐它，如今您的两个儿子打了我，还抢了我的菜筐，比邓国更无道啊！”说罢，老丈号啕大哭。楚文王答复道：“讨伐无道而强夺他人之物，这不是禁暴之道；倚仗气力虐待老人，这不是教育幼者之道；偏爱自己的儿子而不顾国法，这不是保国之道。倘若我袒护两个儿子而弃绝上述三种德行，就没办法治理国家了。我希望求得您的谅解，我会在军门之外处死我那两个儿子。”

此事出自《说苑·至公》，显然在编者刘向的观念里，楚文王的做法合乎至公之道，值得表彰和效仿。假如请孔子来评价这件事情，他或许会谴责楚文王不近人情，继而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道理重申一遍。在前述杨干扰乱军阵的事件里，执法者魏绛处决了杨干的御者，这已经算是铁面无私、不畏强权了，楚文王竟然真的杀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其执法力度与前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故事令人想起唐高宗的名言：“画一之法，不以亲疏异制。苟害百姓，虽皇太子亦所不赦。”法律面前一定人人平等，就算是皇太子触犯法律，危害平民，也不会给予任何宽免。这个标准简直比法家还要严苛。法家名著《商君书·赏刑》提出“壹赏，壹刑，壹教”三大治国原则，对“壹刑”解释如下：所谓壹刑，即执行刑罚不分等级，上至卿相、将军、大夫，下至庶人，只要有不从王令、违犯国禁、扰乱上制的，一律处死，不予赦免，以前立过的功劳不作为减刑依据。

《商君书》所谓“壹刑”尚未及于太子，然而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太子犯法的难题确实曾摆在这位改革家的面前。当时商鞅以国君继承人不可受刑为理由，仅仅处罚了太子的两位老师。（《史记·商君列传》）假如唐高宗遇到同样的情形，未必能比商鞅做得更加决绝，但至少从他的话里可以推断，他认为太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一条正确的法律原则。

从发言的实际背景来看，唐高宗这段话倒算不得十足的空论，当时郇国公李孝协违法贪赃，论罪赐死，同为皇室宗亲的陇西王李博乂上奏求情，说李孝协的父亲李叔良当初与突厥作战，为国丧生，只留下李孝协一个儿子，若赐死李孝协，李叔良一门便有绝后的危险。

诚然，依据“八议”的原则，非但皇室宗亲犯罪可以酌情减刑，功臣也理应有余荫庇护后代，使功臣绝嗣实在是太过严厉的惩罚，也会寒了一切有志立功之人的心。但是，唐高宗以上述“画一之法，不以亲疏异制。苟害百姓，虽皇太子亦所不赦”的名言为这件事情做了结语，但他也考虑到不能使功臣绝嗣的问题，所以反驳李博乂说：“李孝协虽然没有兄弟，却有一个儿子，不会有绝嗣之虞。”于是，罪无可逭的李孝协只好在府中自尽，幸运的是，除了香火未绝之外，毕竟还留了全尸。（《通鉴》卷二百〇一）

唐高宗杀李孝协一事虽然载于信史，那段名言虽然掷地有声，说服力却还不如楚文王杀子的故事。李孝协虽属皇族，其实和唐高宗的关系已经相当疏远，他的死活当不至于激起唐高宗些微的心痛感来。对于真正关系亲密的人，唐高宗一向手软心活，武则天正是因此才有了重生之路以及广大的发展空间。人之常情，不外如是。

唐高宗看人下菜碟式的法令划一在很大程度上扶植了武则天的势力，而武则天对法令划一的实践足以令唐高宗汗颜。唐高宗永隆元年，一向有贤明声誉的太子李贤（武后的亲生儿子）受到武后猜忌。武后派人搜查东宫，在东宫马坊搜得皂甲数百领，以为谋反之证。高宗素来喜爱李贤，为之多方回护，而武后凛然说道：“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于是废太子李贤为庶人，流放巴州。待高宗驾崩，武后大权独揽，因为担心李贤在外有所图谋，便派丘神（左责右力）赶赴巴州，逼令李贤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