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劭撰《风俗通义》，开篇直言：“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楼钥《论风俗纪纲》也有名言说：“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纲纪。”这是儒家的主流观点，而良善风俗难建而易毁，毁坏力量毋庸置疑地来自卑鄙小人。

儒者普遍相信：无德无能的小人对社会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真正应该加以提防的是那些才能出众的小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唐穆宗长庆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在因贪赃罪当处死刑时贿赂宦官为自己说情，时任御史中丞的牛僧孺顶住压力，不予改判。唐穆宗当面对牛僧孺说：“李直臣虽有过失，但在经济管理方面是难得的人才，朕打算宽恕他的罪行，派他到边疆任职。”牛僧孺答道：“凡是没有才能的官员，只不过尸位素餐，取悦上级而已，没有多大的危害。帝王立法，正是为了束缚有才干的奸人。安禄山和朱泚难道不是人才吗，所以一朝叛乱而天下动**。况且李直臣小才而已，怎能因他而不顾法令呢？”（《旧唐书·牛僧孺传》）

后人于才德之辨，基本沿袭牛僧孺的意见。《通鉴》记述三家分晋的历史，司马光有一段充满道德色彩的议论也很值得参考，其大意有五：

（1）智伯之所以败亡，是才胜过德的缘故。

（2）世俗往往对才与德不加分辨，一概谓之为贤，正是这样的认识酿成了许多祸患。

（3）才与德的关系，应当以德为统率，德为才的应用指引方向并加以约束。

（4）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用人之道，如果得不到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因为愚人就算想作恶，毕竟缺乏作恶的能力，小人却有十足的能力为非作歹。

（5）从人情上讲，人们畏惧有德的人而喜爱有才的人，所以会疏远前者而亲近后者。（《通鉴》卷一）

依照这样的标准，国君在任用管仲之类的人物时显然需要万分谨慎，甚至与其任用管仲，不如任用其他才能平庸却品格出众的人物，毕竟在“修齐治平”的方略之下，统治阶层的品格感召力优于其实际的执政才能。换言之，哪怕仅仅从功利主义的意义上讲，品德的力量也是明显优于才干的。

在这一点上，陈不占恰好可以站在管仲的对立面代表另一种人物类型。当时，齐国权臣崔杼弑齐庄公，陈不占闻讯，决意要赴国君之难。准备出发的时候，陈不占吃饭握不住勺子，上车抓不住车轼。御者说：“您胆怯成这个样子，去了能有用吗？”陈不占答道：“为国君而死是道义的要求，胆小怯懦是我的天性。怕归怕，去还是一定要去的。”到达目的地之后，陈不占果然没起到任何实质性作用，才听到打斗的声音就被吓死了。刘向《新序》把陈不占的事迹列入“义勇”一节，高度评价他有“仁者之勇”。

站在原则主义的角度看，陈不占的确令人敬佩，因为对于他这样一个生性如此胆怯的人而言，往赴君难真需要比常人付出十倍、百倍的勇气。然而站在功利主义的角度，恐怕再没有一个人比他更适合为“费力不讨好”这句话做注脚了——付出如此大的牺牲，忍受几乎无法忍受的恐惧，结果却对事情本身没有半分助益，而这个结果甚至完全是预料之中的。那么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如果陈不占有着不亚于管仲的才干和运气，如果他不为齐庄公赴死而投靠逆臣崔杼，并且辅佐后者成就足以和任何一位圣王或霸主相媲美的功业，那时候再请来孔子发表意见的话，孔子会不会认为假如陈不占未及施展才华而匆匆为齐庄公赴死反而是一件并不值得称道的事情呢？

无论如何，勇于赴死的陈不占在儒者看来确乎有着功利意义，而并不似乍看上去的那样迂腐不堪。陈不占的死亡虽然救不得齐庄公的性命，却无疑对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这样的表率越多，我们的社会就越是淳善美好，心怀篡逆的崔杼之流就越发没有市场。个人品格是良好政治的第一要务，任何忽视了个人品格的政治策略都是不可取的。

当然，信用管仲的齐桓公定不会这样想，他本身就是一个品德败坏的君主，一生嗜酒，耽于田猎，尤其以好色著名：他和姑、姊、妹**，以至于这些身份高贵的宗室女子竟然没法嫁人，而出于遮丑的意图，他甚至以行政命令使全国民家长女不得出嫁，留在父母家里主持祭祀；他还会披头散发地和女人在闹市里亲热，这种肆无忌惮的姿态实在对国人产生极恶劣的影响。(1)不过，在春秋初年那个贵族礼法尚未全然崩溃的时代，大约也只有齐桓公这样的君主可以信用管仲这样的人才吧。

当唯才是举、不拘一格渐渐成为天下共识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是战国绝不言礼的乱象，以及秦国以最为决绝的悖逆礼制的姿态从七雄之中脱颖而出，终于一扫六合，统一天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两句诗完全可以用作这一段兴亡史事的道德总结。

或许不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司马光辨析德与才的关系，字里行间总透着一些其政敌王安石的影子。王安石恰恰是足以与管仲相提并论的人物，只不过后者是成功的英雄，而前者是失败的豪杰。但是，即便是一心急功近利地追求富国强民之策的王安石，也很晓得原则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大是大非。在《王霸》一文里他分明论及：王者之道，并非刻意要治理天下，之所以施行仁义礼信，只因认为这都是为所当为的事情。所以王者之治，只致力于仁义礼信的原则，不求治而天下自然大治。霸者之道，并不存仁义礼信的用心，只是拿这些来做幌子罢了。霸者一心求利，仁义礼信不是原则，而是手段。其治理的结果，王者不求利而获大利，霸者一心求利而仅得小利。为霸道者虽然用心偏邪，立身不正，但也算等而下之，也可以为天下万民带来福利。倘若王者之治不可求，似乎霸者之治也算一种次优的选择，绝非全不可取。作为实干家的王安石显然可以接受次优方案，但是在严苛的儒者看来，霸者之治因其有着不可避免的对世道人心的长久荼毒，以至于收效于一时的政治成果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诚然，观察春秋至暴秦的整段历史，任何人都不难生出这样的感触。

(1) 难以想象齐桓公在私德方面居然也有不错的国际声誉。《左传·昭公十三年》晋国名臣叔向讲起历史上的齐桓公，说他“从善如流，下善齐肃，不藏贿，不从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