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彪的这番议论实有先例可循。汉成帝时，频阳县夹在数郡之间，多有盗贼，县令薛恭以孝行闻名，但治民经验浅，难以胜任。粟邑是个山中小县，民风朴实，县令尹赏出身于郡府吏员。上级长官薛宣安排两位县令调换辖区，仅仅数月之后，两县治绩都很好。薛宣以孔子论孟公绰之语寄之，说君子晋身之道不尽相同，有人以德行显达，有人以事功升迁。（《汉书·薛宣传》）薛宣的做法更为通达，使德有德的位置，才有才的位置，各展所长；韦彪却更显得崇德而抑才，以醇儒的标准来看，韦彪的意见才意味着真正的君子之治或贤人政治。

如果我们将社会稳定视为第一考虑的话，就很容易理解那些古人——尤其是具有儒家倾向的古人——对于才干的忌惮心理。一般而言，有才的人聪慧甚至狡黠，做事爱走捷径，心思活络，不安分，爱生事，对才华的不能尽展总会心生怨怼，这样的人非常不易安置，稍不小心就会变成扰乱性的因素。至于有德之人，无论有才无才都不会危害社会，都会给社会带来正面的道德影响，而施加正面的道德影响恰恰就是为政的根本大计。道德厚则风俗淳，风俗淳则社会稳，理想的政治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

何谓风俗，《汉书·地理志》有释义说：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木，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

这个解释在今天看来很有反人民的倾向，认为庶民百姓的好恶取舍没有一定之规，只会不自觉地向上流社会跟风。但也恰恰因为风俗的这一性质，英明的统治者才可以自上而下很方便地移风易俗。

这也正是董仲舒发挥《春秋》大义的逻辑：君主“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汉书·董仲舒传》）这也就意味着，百姓的好恶取舍始终以君主的好恶取舍为转移，只要君主端正自身的好恶取舍，那么哪怕是奸懒馋滑的刁民也会变成勤劳纯朴的良民，相应地，民风之坏也就自然意味着君主的个人修养不佳，这都不是靠刑赏可以扭转的——这实在是儒家的老生常谈，譬如公孙弘答汉武帝策问，即以该论点开宗明义；(1)再如匡衡在日食、地震之际上疏阐明天人感应的原理，通篇关乎人事的内容几乎完全围绕着这一原则，而雅好儒术的汉元帝非但并未恼羞成怒，反而欣慰地给匡衡升了官。（《汉书·匡衡传》）

(1)《汉书·公孙弘传》：“弘对曰：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