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的是，招致楚昭王兵败出逃的这场柏举之战，吴国方面的主要策划人就是以复仇著名的伍子胥。和斗辛、斗怀兄弟的遭际类似，伍子胥的父亲和兄长当年也是被楚平王杀掉的，而且是十足的冤杀。伍子胥原本也在当杀之列，只是他逃到了楚国的敌国吴国，终于在多年之后找到机会，策划了这场柏举之战，引吴国军队成功入侵了自己的祖国。

这场侵略战争颇具侮辱性质——据《左传·定公四年》，吴军在攻破楚国都城之后，从国君到将领，依照地位高低，分别住进了楚王的宫室和贵族的家室。《穀梁传》的版本是，吴国国君住在楚昭王的寝宫，占有了楚昭王的妻子，吴国大夫们也分别住在楚国大夫们的家里，占有了楚国诸大夫的妻子。《吴越春秋》的版本更见详细，说吴王阖闾以楚昭王夫人为妻，伍子胥、孙武、白喜以楚国贵族子常、司马城的夫人为妻，意在侮辱楚国君臣。《史记·伍子胥列传》还载有伍子胥掘开了楚平王的坟墓而鞭尸泄愤的事情，并且高度赞扬了伍子胥，说假如当初伍子胥随着父亲一道求死，那么他的人生与蝼蚁何异，哪如现下这般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1)

汉人快意恩仇的风尚在司马迁的议论里表露无遗，从中也见得《史记》的价值观为何容易遭到后人诟病。（但是，即便是不以司马迁之是非为然的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里也把伍子胥列入“中上”的位置——鉴于上三品多列圣哲人物，这个“中上”的位次实在算是一种相当程度的恭维了。）依《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从逃亡伊始就立志颠覆祖国，及至攻破楚国都城之后，是在寻不到楚昭王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这才对楚平王掘墓鞭尸的。(2)也就是说，上代的恩怨报在下代的身上，无论在斗怀还是在伍子胥看来，都是理所当然的正义。所不同的是，斗怀只想杀掉楚昭王一人，伍子胥却矢志颠覆整个楚国。要论冤情，伍子胥的父兄的确是无罪受戮的，而斗怀的父亲虽然恃功而骄，但今天从有限的史料来看，其罪未必至死。

那么试想一下，如果斗辛用他劝说弟弟的那套道理来劝说伍子胥，后者会怎样回答呢？由此引发的道德问题是，当弱势群体无法以正当手段为自己寻求公正的时候，是应该听从斗辛的忠告，还是应该追随伍子胥这个楷模。如果无法将对公正的寻求控制在一个适合的尺度之内，那么，究竟是应该放弃还是应该无视这个尺度？——究竟哪一种选择才是当之无愧的正义之举？

当然，最理想的方式就是有一个更高的仲裁者，使得臣子与国君可以在公开、公正的环境下对簿公堂。这场景虽然有点异想天开，但在中国历史上确曾真真切切地出现过一次。

(1) 参见《礼记正义》卷三对“父之仇弗与共戴天”一段的疏解：“《异义》：‘《公羊》说复百世之仇，《古周礼》说复仇之义不过五世。许慎谨案：鲁桓公为齐襄公所杀，其子庄公与齐桓公会，《春秋》不讥；又定公是鲁桓公九世孙，孔子相定公，与齐会于夹谷：是不复百世之仇也。从《周礼》说。’郑康成不驳，即与许慎同。‘凡君非理杀臣，《公羊》说，子可复仇，故子胥伐楚，《春秋》贤之。《左氏》说，君命，天也，是不可复仇’。郑《驳异义》称：‘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将队诸渊，无为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诛，队渊不足喻，伐楚使吴首兵，合于子思之言也。’是郑善子胥，同《公羊》之义也。”

(2) 事情也许仅止于鞭平王之墓，顾炎武有《子胥鞭平王之尸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