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道德观，看上去完全是穆勒式的功利主义，处处致力于一个更大的、更长远的“善”。但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的建设尤其注重人之常情。很多时候，无论是礼还是法，只不过是将人之常情做了条文化的处理而已。

这种自动自发的人之常情当然不可能仅仅限于血缘关系，譬如《左传·襄公十四年》中，卫国孙文子叛乱，追杀卫献公。公孙丁为卫献公驾车跑在前面，尹公佗和庚公差在后面追。公孙丁曾是庚公差的箭术老师，庚公差又是尹公佗的箭术老师，也就是说，当下的状况是徒弟和徒孙在一道追击师父。眼看已经追到了弓箭的射程之内，射，还是不射？什么才是尹公佗和庚公差各自的符合道义的选择呢？

孟子讲过这段故事的另一个版本：郑国派出子濯孺子进犯卫国，卫国派出庾公之斯追击。这两人都是著名的神箭手，庾公之斯的箭术老师恰恰就是子濯孺子的学生。眼看已经追到了弓箭的射程之内，跑在前面的子濯孺子偏偏疾病发作，拿不了弓。在这个紧要关头，庾公之斯该不该射向自己的师公呢？

对于事情的结果，《左传》的后文是这样交代的：庚公差非常为难，说道：“射的话是背弃老师，不射的话自己回去会被论罪处死，射应该是合乎礼的吧？”

《左传》评论是非对错，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礼”，褒奖之辞常用“礼也”，批判之语常用“非礼也”。古人注重师道，尤其此刻要以老师教授的箭术射杀老师，可谓极大的道德重负。但师恩是私情，交战则是公义，若徇私情则无法向主君交代。一番权衡之下，庚公差还是选择了射，但他手下留情，发两箭射中车轭而回。

尹公佗说：“他是你的老师，和我的关系就远了。”于是回车再追，看来对师公不准备手下留情。公孙丁驾车载着卫献公跑在前面，见情形危殆，便把缰绳交给卫献公，回身向尹公佗发箭，一箭贯穿了尹公佗的手臂。

依儒家的伦理标准来看，尹公佗欲射师公也自有一番道理。儒家宣扬等差之爱，关系远则亲爱之情浅，责任与义务亦相应减少。所以庚公差不忍“欺师”，尹公佗却甘愿“灭祖”。但尹公佗的手段仍然显得决绝而不近人情，爱做道德训诫的《左传》作者便也乐得记载他追击不成却反被师公射中的窘态。

在孟子的版本里，故事被放到了两国相争的背景之下，两难之情便益发凸显出来。

子濯孺子疾病发作，拿不了弓，眼看就要被庾公之斯追上。但当他得知后面追来的是庾公之斯时，却庆幸自己这回能逃一死了。驾车者很不理解，问道：“庾公之斯是卫国著名的神箭手，您怎么反而说自己死不了呢？”子濯孺子答道：“庾公之斯的箭术是跟尹公之他学的，尹公之他的箭术则是跟我学的。我了解尹公之他，他是个正直的人，他挑的学生一定也是正直的人。”

不久，庾公之斯追了上来，当他看到以箭术闻名的子濯孺子并不拿弓，便没有急于射击，而是先去问明情况。在得知师公今天因为疾病而无法射箭之后，庾公之斯说道：“我的箭术是跟尹公之他学的，尹公之他的箭术是跟您学的，我不忍用您传下来的箭术伤害您。但今天的事情是国家的公事，我也不敢完全废弃。”说罢，庾公之斯抽出箭矢，在车轮上将箭镞敲掉，射了四箭就回去了。（《孟子·离娄下》第二十四章）

孟子的这番讲述，与回答桃应问题的用心一般无二。也就是说，大舜与庾公之斯在不同的两件事情当中有着同样的道德根据，不要说在国事与亲情的权衡中，就算是在国事与并无血缘纽带的“人情”的权衡中，后者都毋庸置疑地优先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