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刁、易牙也是乐羊式的人物。

管仲病重，齐桓公在探病的时候问道：“万一您离我而去，竖刁可以继任执政吗？”管仲答道：“不可。竖刁阉割了自己以求侍奉在您的身边，他对自己的身体尚且这般狠心，对您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桓公再问：“这样的话，让易牙继任执政可以吗？”管仲答道：“易牙肢解了自己的儿子给您吃肉，他对亲生儿子尚且这般狠心，对您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如果您重用这样的人，将来一定会被诸侯耻笑。”（《说苑·权谋》）

幸或不幸的是，管仲的预言确实得到了应验。齐桓公终于还是感动于竖刁、易牙对自己的异乎寻常的爱意，结果后者暴露了奸佞嘴脸，动乱齐国。这也验证了孟子的名言：“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矣。”（《孟子·尽心上》）一个人如果于自己所亲厚的人尚且以凉薄待之，难道他会对其他人热忱起来？

然而，若我们就事论事地思考管仲与孟子的逻辑本身，那么令人困惑的是，它可以解释竖刁和易牙，或许可以解释乐羊，却该如何解释介子推呢？

介子推追随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各地，于绝粮之际割下自己大腿的肉给重耳吃。后来重耳返国即位，那时候“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闻”（《韩诗外传》卷十第三章里凫须语）。这件事向来传为美谈，人们并不以对竖刁和易牙的怀疑来怀疑介子推。细究原委，大约是因为盖棺论定地来看，竖刁、易牙表现出了过人的卑鄙，介子推表现出过人的高尚，他们的人品以及人生的结果证明了他们彼此相类的行为究竟是应当鄙薄的还是值得钦佩的。而后世的孝子节妇们一直都有割肉疗亲的孝道传统，世俗认为他们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应当予以表彰。

古人并不在意其间的矛盾，既会表彰介子推割股奉君与孝子节妇的割肉疗亲，也会谴责竖刁、易牙的其身其子之忍，至于乐羊式的将领，对他们保持一点最基本的防范总是很有必要的。在对一位“忍人”尚无法盖棺论定的时候，人们到底倾向于怀疑他是竖刁、易牙，至少也是乐羊，却很少相信他是介子推，所以除非身处非常局面，否则还是远离这样的人为好。

故此，往往是在乱世需要急功近利的时候，乐羊式的人物才会被唯才是举地表彰。宋代学者王应麟讨论战国名将吴起被魏文侯聘任的事情，说吴起其人道德品质败坏，魏文侯却任他为将军，难道做将军只要有才而不需要有德吗？考之周代制度，文武之道本来不分，天子的六卿同时亦是天子的六军之帅，大国诸侯的三卿同时亦是诸侯的三军之帅，掌管比闾族党的官吏同时亦是伍两卒旅的军官。即便到了春秋时代，晋国设置元帅仍然以诗书礼乐为先，文治既能搞好，战争也能打赢。在孔门弟子中，冉有、樊迟、有若，都是有军事才能的人。只是到了战国初期，风气才为之一变。（《通鉴问答》卷一）

相反地，在太平时代，孝道往往更受推崇。即便以亲亲相隐为法理基础的法律制度严禁子女检举或状告父母，甚至不允许父母检举子女(1)因而使太多的罪行无法受到（在今天看来）公正的审判，但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如果不承担这个代价的话，纲常的紊乱反而会大大增加管理成本。

在前述李姓女子大义灭亲的那个案例中，周处论述当判死刑的缘由，半句没提杀人偿命的道理，也完全不曾参照任何法律法规，所有的指证都围绕着“伤化污俗”这四个字。也就是说，周处在断案时所关注的并非杀人本身，而是这件事对社会所可能产生的“道德影响”。

(1) 譬如唐代白居易判过一个案子，是某甲检举儿子盗窃，并以大义灭亲的理由为自己辩护，白居易的判词谓某甲为父不慈，有伤教化。见（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第1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