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靖难之变，明成祖朱棣以十族性命威胁方孝孺，而方孝孺毅然选择了天下公义，舆论则压倒性地站在方孝孺一边。另有一则事例，东汉灵帝熹平六年，辽西太守赵苞派人回山东老家接取家眷，没想到一家人在赶赴赵苞任所的途中遭遇了敌军（鲜卑）部队，不幸通通被抓做人质。两军阵前，赵苞望着母亲悲号失声，可他能怎么做呢，是投降鲜卑以保全家人性命呢，抑或忠孝不能两全，坚决和鲜卑人开战呢？

按照上文中乾隆帝对杨承勋事件的定性，我们不妨推测一下赵苞最合乎道德准绳的做法：拔剑自刎，把战事委托给自己的部下，不复考虑母亲的生死和城池的存亡。——历史上的确有人为赵苞想出过这个办法，他就是明清易代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八）如果让边沁主义者来看，这或许是所有可能的方案中最坏的一个，因为这样一来，赵苞既保不住家人，也很难保住城池，更丢了自己的性命。王夫之当然也看到了这一层，但他作为一代醇儒，是可以为了捍卫原则而不计后果的。至于抽象的原则与具体的后果孰轻孰重，这又是一个颇难论定的问题了。

赵苞事件的真实结局是这样的：两军阵前，赵苞对母亲说：“从前我是您的儿子，现在我是皇帝的臣子，义不得顾私情。”母亲答道：“人各有命，你就勉励尽忠吧！”于是赵苞决然开战，虽然打败了敌人，自己一家人却无一幸免。皇帝为了表彰赵苞，封以侯爵，而赵苞在回乡安葬了家人之后，对乡人说：“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在留下这一番豪言壮语之后，这位尴尬的英雄呕血而死。（《通鉴》卷五十七）

必须承认的是，赵苞的死法相当符合当时的主流道德期待，设若赵苞不死，他这番作为势必成为人们道德争议的一大焦点，也就是说，面对忠孝不能两全的局面，如果不以死亡来回避选择的话，到底应该忠优先于孝抑或相反呢？

江盈科记有郑克敬的一则逸事：明洪武年间，御史郑克敬即将奉公出使，临行前明太祖特地赐宴以示恩宠。郑克敬却不肯饮食，说时值亡父忌辰，不忍下箸。明太祖说：“君尊于父，难道因为父亲的缘故就可以不听君命吗？”郑克敬答道：“臣听说先有父子关系，然后才有君臣关系。”（《闻纪·纪圣明》）这个回答很有先秦儒家的风范，在明代却多少有点不合时宜，只是饮食与否的问题说到底并不构成太大的矛盾，所以明太祖还是对这个回答表示了欣赏，以赐钞五锭作为皆大欢喜的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