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陆九渊

正当朱熹讲学，正统派极盛的时候，陆九渊提出相反的主张与朱熹对立。

朱熹主道问学，下学而上达（从小事做起）；陆九渊主尊德性，先立乎其大（先要立大志，明本心）。朱熹主格物致知，陆九渊主先发明人的本心。朱熹主归纳，由博反约；陆九渊主演绎，执简驭繁。朱熹主读书讲学，陆九渊主实践中（人情事势物理上做功夫）提撕省察（指点出道理），悟得本心，不必多读书（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朱陆鹅湖大会，陆作诗说：“易简工夫终久大（自称），支离事业竟浮沉（讥朱）。”朱答诗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朱陆治学方法不同，两派相争主要就在这一点。

陆九渊学问宗旨也“主静”，同时颇有主动的趋向。他教学生下棋，说可以长人精神，又教弹琴，说可以养人德性，又说“精神不运（动）则愚，血脉不运则病”，他把俗人喜声色、喜富贵、喜文章技艺，与朱派专在口头上谈学问同样轻视，认为说空话，不理会实际行事，丝毫没有意义，这是陆学胜朱学的地方。

陆九渊主张先明本心，所谓本心，就是本人主观的判断。杨敬仲问九渊什么是本心，九渊说：“你刚才判断两个卖扇人争讼，你知道是的是是，非的是非，这就是你的本心。”统治阶级认定剥削压迫是是，人民反抗是非，所以九渊的学说，虽然没有正统派那样更容易利用，但并不妨害皇帝、士大夫尊严的“天理”和“正义”。

（二）王守仁以前的理学

陆九渊死后，学派衰落，传授乏人。朱熹死后，门徒转相标榜，声势大盛。赵昀是南宋的昏君，信任贾似道，是祸国殃民的奸相，他们表扬朱注四书，送朱熹木主入孔庙，用道学家（程朱学）做官，道学家大欢喜，传授更盛。元末修《宋史》，特立《道学传》（周、程、朱），表示朱熹直接孔孟的道统。明朱元璋提倡程朱学，做八股文必须依照朱注语气，才算合格。朱棣命儒臣胡广等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书，结集宋儒正统派学说，颁布全国，士人头脑中，除了读朱注四书，做八股求官，再没有别的思想。所谓儒者，也只取程朱旧说，屋下架屋地敷衍一番，名儒薛瑄说：“自考亭（朱熹号）以来，圣道已大明，不烦后人发挥，照他说的做去就成。”思想界昏腐到这个地步，穷极必变，定要发生新的反抗思想。

陆九渊与朱熹对立，明儒反朱，自然向九渊求援。陈献章（正统、弘治时人）首创近乎陆学的白沙（献章，广东新会县白沙里人）学派，他的学问宗旨在“自得”，反对依墙靠壁。曾对弟子陈庸说：“我说不是你也说不是，我说是你也说是，不是是都由我说，你有些什么呢？”他教人“做学问该从静坐中养出个头绪（明本心）来，才有商量处”，又说“理会得这个（理），那么，天地由我立，万化由我出，宇宙全在我了”。又说“人除了这个心这个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包脓血里一大块骨头，吃饭着衣，争权夺利，与禽兽无异”。这些显然是陆学的话头，但他并不标明陆学对程朱挑衅。

（三）王守仁

王守仁（弘治、嘉靖时人）比陈献章后起，发挥陆学，建立姚江学派（守仁，浙江余姚县人），在思想界推倒腐朽空虚的程朱派，称霸南方（北方儒者仍讲程朱学）。王学影响不仅鼓动了思想界，不仅鼓动了政治界，而且传入日本（明亡后，义士朱之瑜留居日本，为幕府德川光国宾师，传授王学），成为明治维新的一个力量。

阳明（王守仁幼年在浙江绍兴县阳明洞读书，因取为号）学说的宗旨，在破坏束缚身心的程朱学，提倡“狂”（率真进取）的学风。他说：“教育童子，应该让他自由发展个性，教师只是诱导他向好的方向走就成。如果一味拘束督促，学生看学校如牢狱，看师长如寇仇，勉强装出规矩，养成诡诈顽鄙的习气，教他为善，实际是迫他为恶。”阳明《传习录》载《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是一篇很好的教育理论。某次阳明与弟子们闲坐，举扇说“你们用扇”，一人起立对道“不敢”。阳明道：“圣人的学问，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你们看《论语》曾点言志一章，何等狂态，随口狂言，要是伊川（程颐），便斥骂起来了。孔子却称赞曾点，足见圣人教人，不是要束缚众人成一个模型。”阳明最恶乡愿（伪君子程朱派），他说：“乡愿行为有两面，忠信廉洁去哄骗君子，同流合污去迎合小人，他们没有显著的罪恶可指，但他们的心早已破坏了。熟媚圆活，善能合俗，永不会学得圣人的道理。只有‘狂者’，才能免俗染，成圣人。”阳明这种主张，正与庸俗的程朱学对立。

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说法，王守仁把它发扬了，以为“心明便是天理”。朱熹说心可以“穷理”，但不能“尽理”，“心明乃见天理”（心和理内外两立）。这是朱王两派基本不同处。王学宗旨在“致良知”。所谓“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所谓好恶，就是“好好色恶恶臭”的好恶，是直觉的、纯洁的，丝毫没有私欲掺杂在好恶里面。因此致（行）良知的功夫一定是“去人欲而存天理”，一定是“知行合一”。见好色（美色）一定喜欢，闻恶臭（臭秽气）一定厌恶。这是合一的知行，凡不行的知或知而不行，都不是良知，如果是良知，那就自动的非行不可了。

阳明有四有教义：“无善无恶心之体（静），有善有恶意之动（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又有“无善无恶理之静，有善有恶气之动”二句，意谓心体本静，无善恶可言，善恶是在感动以后才发生。阳明在日，门下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已发生争议。王畿说：“先生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怕不是究竟话头。”德洪问：“为什么？”畿说：“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知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物也应该是无善无恶。如果说有善有恶，毕究心也未是无善无恶。”德洪说：“心体原来是无善无恶，因为习染已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王畿这段主张称为四无教义，阳明死后，弟子各分派别，在浙江、广东、福建、江西传播致良知的学说。

（四）中派王学、右派王学

中派——钱德洪笃守阳明四句教义，又加一个“戒惧”（敬）功夫。他说：“戒惧就是良知，觉得多这戒惧，就是功夫生了。久后本体（心）功夫，自然融合无间，做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只是一个‘熟’字罢了。”

右派——右派在江西盛行。邹守益说“独知”（不杂人欲的知）就是良知，必须“戒惧”、“谨独”才能致良知。聂豹、罗洪先等发挥阳明主静的一部分学说，拈出“收敛保聚”作培养功夫，阳明学说活生生的一部分，被右派完全抹煞。

（五）左派王学

王畿提出四无教义，认阳明四有是教中等以下人的说法，所以要用为善去恶功夫；他自己的四无，是教上等（最聪明人）人的说法，明本体便是功夫，好比禅宗的顿悟。他说：“吾心有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悌，遇君上自能知敬，推扩为五常，百行，万物变化，不可计数，我心都能随来照应，足见万物包含在我的良知里面。”

（六）不利统治阶级的王学

王学从右到左，虽然分派很多，但所谓良知，并没有超越统治阶级的良知，也就是所谓是非，并没有违反统治阶级的是非。只有良知说传入被压迫阶级的时候，良知成为危险的学说，朱、王两大派同声攻击，抑制新良知学说的发展，朝廷也用严刑捕杀、禁止，不让卑贱人民觉悟自己同样有良知的机会。到清朝，连右派王学也被禁止了。

王艮——王艮创造这一学派，称为泰州学派。他是泰州（江苏泰县）安丰场的盐丁，年三十，到山东贩盐，见孔子庙，立志想当圣人。后从王守仁受学，与王畿同称大弟子。艮讲学宗旨，在人我互亲，要人爱我，必先我爱人，人不爱我，必反省自己，反己就是格物的功夫。又说：“百姓日用（日常生活）条理处，便是圣人条理处，圣人知条理，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易失。圣人的道理，与百姓日用是无异的。凡无用（不合百姓日用）的都是异端。”又说：“天民（常人）随命，大人造命。”心斋（王艮号）学说含有浓厚的平民色彩，把高妙不测的圣道，看作百姓日常生活的规律，不合的便是异端。人我互亲，反己格物，与其他学派高谈主观的天理大异。大人造命，与儒家居易（守常道）俟命（听天命）传统观念相反，艮收学徒不论身份，上自官吏，下至农商，环集听讲，随机立教，光明洞达，如脱桎梏，影响比阳明大得多。

王艮死后，弟子传授分士大夫及平民两派。士大夫派首推徐樾、王栋。徐樾传赵贞吉、颜钧，钧传何心隐。其他如耿定向、祝世禄、周汝登、陶望龄、焦竑、李贽诸人，都能摆脱礼教的束缚，起着极大的反抗作用。平民派首推樵夫朱恕。恕是泰州草堰场人，每担柴经过心斋讲堂，息担听讲，日久成大弟子。恕传兴化（江苏兴化县）瓦匠韩贞，贞有弟子千余人，全是农工小商人。贞传福建商人林纳。其他如江西农民夏廷美，福建油店佣工陈真晟都是泰州学派的名儒。不过平民派主张近乎庸俗，助官府教化，劝人安分息讼，不谈世事，没有士大夫派那样敢大胆破坏儒家的礼教。

士大夫派尤著名的学者，他们不幸的遭遇，简略叙述如下：

颜钧——钧字山农，江西吉安人，主张道就是率性行事，纯任自然，凡先儒讲究的道理格式，都是害道的东西。山农性义侠，喜救人急难，有志救世，曾作诗道：“若得春风遍九垓（掌握政权），世间那有三归台（无富人，人民得免痛苦），君仁臣义民安堵（做到君不暴虐，官不贪污，人民安居乐业），雉兔刍荛去复来（渔猎樵夫等贫贱人得自由生活）。”表示他的政治理想。当时无论所谓贤人坏人，都痛恨山农，无故捕下南京狱，决心杀他，幸得义士竭力营救，免死充军。

梁汝元——汝元，江西永丰县人，幼年补诸生（秀才），从颜山农学。聚族人共居，亲身管理一族事务，冠婚丧祭钱粮徭役等事务，族中贫富互助，有无相通，成效甚著。本县知县某贪虐横征，汝元上书讥刺，县官大怒，诬陷汝元入狱，拟死罪。后得人营救，脱身走北京，招集徒众讲学，得罪张居正，又设密计驱逐奸相严嵩，严党怨恨入骨，到处访拿，汝元改姓名逃祸，仍不废讲学，张居正执国政，汝元正在湖北孝感县讲学，巡抚王之垣捕汝元死狱中。汝元屡改姓名，有何心隐、何夫山、何两川、梁无忌、梁光益等名，想见他当时处境的险恶。

李贽——贽字卓吾，福建晋江县人。万历时任云南姚安府知府，聚众讲学，忽自剃发（学佛徒）坐大堂办事，上官勒令解职。寓居湖北黄安县，招集男女，不分身份，传授心得，公开斥责孔孟以下诸儒，认人应该有欲，他说：“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这在当时，真是大胆的猛吼。朝廷怒不可忍，捕贽下狱死。

满洲入关，禁绝士人结社讲学，王学受压迫尤重，泰州学派民间密传，成若有若无的形状。咸丰同治间，泰州人李晴峰阐明旧传，增入反满宗旨秘密讲授，有弟子数百人，散布长江南北。两江总督沈葆桢下令捕拿，李晴峰急毁所著书，泰州学派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