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因倭寇侵扰，海禁极严，中国商民出洋贸易，朝廷当作可疑可憎的通藩奸细，制定各种防范禁阻的法令，压抑商业的发展。由于南洋群岛诸国需要中国的商品，以及一向遵行朝贡礼，不像倭寇那样凶悍内犯，这使明朝对南洋一路海禁，事实上不得不放松些。由于沿海各省的人民（主要是闽、粤两省），在暴政苛敛下不能生活，认下海经商，流寓蕃国，不啻是唯一的活路，宁冒死罪，逃出海口，这使明朝对南洋一路海禁，事实上无法严密封锁。由于嘉靖以来，欧洲货物流行中国，朝廷财政困难，关税成为重要收入，中国商人依商业的发展，下海的要求更加迫切，这使明朝对南洋一路海禁，事实上不得不非正式开放。由于万历以后，东北边祸益趋危急，朝廷需要西洋新知识的输入，海禁失去意义，事实上明朝末年已经是开关的国家了。

满族入主中国，重新把海关严密封闭起来，也就是严格执行海禁政策。主要的原因是：

（一）郑成功为首的明朝义民，据台湾作抗满根据地，与内地义民暗通声气。清朝恐慌无措，严厉内徙近海岸地方居民，荒弃广大土地，企图断绝内地给与台湾的接济。这是最愚拙的方法，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承认禁海政策的失败，准许人民入海捕鱼经商。依着台湾人民的不断起义，畏惧海寇的心理（满人擅长骑射，不惯海战），始终不敢松懈。

（二）明末义士流亡海外，组织南洋一带洪门会，势力巨大，在满洲统治者看来，华侨是可怕的敌人。

（三）道光以前，每年地丁收入，足够支付军政费用，海关商税并不重视。

（四）道光以前岁入全靠地丁，汉人弃耕地出洋谋生，无异逃避朝廷的剥削。

（五）玄烨以后，一贯排斥欧洲人来中国传教经商，汉人出洋，难免与欧洲人有商业上、宗教上各种接触，这使朝廷感觉到华侨至少有奸细的嫌疑。

依据上列原因，汉人出洋，清朝称为“自弃王化”，华侨在南洋遭受欧人屠杀，称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雍正六年福建总督策楞奏）。因为海禁政策不允许汉人出洋，所以华侨成为无国籍的流浪人，给欧洲诸国在南洋经营殖民地一个意外的机会。

清朝怎样来厉行海禁政策呢？

顺治十三年，严禁商民下海交易，犯禁的不论官民，一律处斩，货物入官。犯人家产，全部赏给告发人，地方文武官一律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不先告发，一律处死。康熙二十三年因沿海居民怨恨，势难抑制，不得已开放海禁，停止贸易处斩例。

康熙二十三年，定浙江沿海贸易收税例，准百姓装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商船许用双桅，梁头不得过一丈八尺）捕鱼（渔船用单桅，梁头不得过一丈），预先取具连环保结，禀明州县，领取详细执照，船只出入，收税处查验，按货物贵贱定抽税轻重。又定开海征税则例，福建广东海禁，继续开放。

出口商船渔船，不许携带枪炮等器械，如有夹带硝磺、铜铁、军火、器械、樟板等物，查出照例治罪。

出贩东洋、南洋商船，准携带军器，每船炮不得过二位，鸟枪不得过八杆，腰刀不得过十把，弓箭不得过十副，火药不得过三十斤。

渔船不许装载货物，接渡人口。

商船、渔船各按海路远近，人数多少，每人每日只准带食米二升，多带按偷运治罪。

康熙五十六年，因噶喇巴（爪哇首府巴达维亚）口岸多聚汉人，恐成海盗，禁止南洋往来，在外人民不许归还中国。乾隆元年，闽督郝玉麟奏准“自康熙五十六年例禁后私自出洋的，久远不准归国，例禁前出去的，愿归国听便（归国后不能再出去）”。

海岛不准民人渔户居住，草屋瓦房，一律派兵巡查烧毁。已编保甲，输纳粮税的免烧，但不准添盖房屋。

内地民人眷属，得领凭照往台湾，其他地方，不得带眷口前往，并不得带外国人口回国。

沿海官兵拿获偷渡外洋人口，十名以上，官记功一次，兵赏银二两，疏纵在十名以上，官罚俸一年，兵责二十板，赏罚各依次递增。

在这些禁例中充分说明清朝对华侨的憎恶态度，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诸国倾国力推行殖民政策，恰像南北两极的正正相反。“没有华侨，就没有南洋群岛的开发”，开发的果实，却给欧洲人享受。

华侨被清朝看作化外顽民，自然更受居留地政府的轻侮和虐待，政治权利完全被剥夺了。但这不能说华侨缺乏政治的才能，而是应该说中国传统的最高政治思想，即天下为公思想（直到今天，所谓天下为公还只是某些人口头上玩弄的名词），在一百六十年前，却由华侨罗芳伯建立兰芳民主共和国，切实付诸实践了。

罗芳伯，广东嘉应州（广东梅县）石扇堡人，应科举不成，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泛海至坤甸（荷属西婆罗洲）东万律山（华侨称为金山），采金兼教书为业。芳伯结合华侨，助坤甸土酋平内乱，部下有众三四万人，降附的土人二十余万，土酋知力不敌，自愿让国。芳伯受让，建立政府，定国号为兰芳大总制，东万律为首府。部下请芳伯称王，芳伯道：“赖众人功力，侥幸得海外一片地，我如果称王自尊，是为私不为公了，这不是我的志愿。”众人公议尊芳伯为大唐总长，又称大唐客长，建元兰芳（兰芳元年，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

兰芳大总制创立各种制度：

地方行政区——首府东万律，设大厅，为大唐总长发号令处。地方行政区分省、府、县三级，如沙拉蛮省茅恩府昆日县。又有副厅，如新埠头副厅。又有裁判厅，如万那、高诸居、淡水港、八角亭等裁判厅。

属国——芳伯封勇将吴元盛（嘉应州人）为戴燕国主，辖戴燕、上候、新董等地，受大唐总长指挥。

官制——大唐总长是最高首领，受公推为总长后，居大厅接任视事，总长下有副总长，又称参谋，又称军师，驻扎沙拉蛮省。大唐总长因故去位，新任未曾推定以前，由副总长代理国务，又有玛腰（Mayor）驻茅恩府。又有甲大（Captian）驻昆日县，或喃吧哇、邦戛等各县城，或各裁判厅。又有老大，或称尾哥，职掌稽查赋税，及人口出入。

政制——高级官吏多由众公推。法律有死刑（处置抢掠**犯）、体罚或游街示辱。军备有军械厂，造枪炮武器，人民平时各习拳棒，有事抽调入伍。财政设老大督察税收。经济方面振兴农业，扩充市场，又设兰芳公司，开采金沙。教育方面，聘请中国儒生，立学校教授。立法方面，凡国内应兴应革诸事，概由众议取决。

礼制——国旗用纯黄色长方形旗，总长用三角形黄旗，上写“帅”字，其余各官，用各色三角形旗，上写各官姓氏。国门悬牌匾，大书“兰芳大总制”五字。大厅规模壮丽，堂上悬金匾，写“雄镇华夷”四字，每字大四尺，中国人来归，必登堂瞻拜。高级官员服装多用长袍马褂或洋服，兵勇服装仍用中国绿营号褂式。

兰芳十九年（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罗芳伯死。临死时众问继位事，芳伯说：“我们飘泊海外，共同出力，得有今天，我怎敢存私心？请众兄弟推贤继任。”众问谁贤，芳伯荐举江戊伯。戊伯受公推继任。

兰芳二十四年（一八〇〇年），江戊伯告假归中国省亲，阙四伯摄位。坤甸土人闻戊伯去国，相率反叛，四伯屡战不胜。二十八年，戊伯归国，土人见戊伯来，不战求降。三十六年，戊伯死，众推宋插伯继位。四十五年（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插伯死，众推刘台二继位。荷兰向西部婆罗洲拓殖，兰芳大总制属地多被侵夺。四十八年，荷兰巴达维亚政府委任刘台二为甲大，两国订约，划加巴士河为界，河西属荷，河东仍属兰芳大总制，条约用汉、荷、巫来由三国文字。依条约兰芳大总制本不是荷兰属国，刘台二受荷人利诱，妄用荷兰三色旗代替兰芳大总制长方形黄旗，自愿当附庸。

兰芳六十一年，刘台二死，众推古六伯继位。六十六年，万那土人叛，六伯战败，众迫六伯辞职。六十七年，公推谢桂芳继位，桂芳本嘉应州武生，颇有才识，刘台二曾介绍继位。民众不肯接收。六伯解职，才推举桂芳，任职八月，病死。六十八年，众推叶腾辉继位。腾辉业商，受推后仍居店中，不到大厅办事，兰芳大总制国土益削，政事多废，形势比刘台二时更坏。

兰芳七十年，众推刘鼎为大唐总长。刘鼎又名刘乾兴，继位后擅改七十年为乾兴元年（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年）。刘鼎不住大厅，国事败坏不堪。乾兴二年，荷人放逐刘鼎，夺取刘台二所订条约，委刘鼎为甲大。五年，鹿邑大港公司发动义军与荷人战大捷，克复邦戛（刘鼎放逐所在地）。七年，刘鼎率兵助荷人击败大港公司，擒义军首领献荷兰，刘鼎与婿叶汀凡都是汉奸，击败大港公司后，知本国民众不能再起反抗，竟与荷兰订密约，割让全国土地（密约订定刘鼎生前保有东万律大厅地界，死后让给荷兰），收受贿银，悉入私囊。兰芳大总制国民，不知道已被刘鼎出卖，仍让刘鼎任总长职。

刘鼎为履行割地密约，乾兴二十八年，假意退位，设法使子刘亮官继任。三十三年，刘亮官死，刘鼎复职。国民怨亮官任内丧失河东土地，不知刘鼎有卖国密约的订立。三十九年（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刘鼎死，荷官加挞据密约夺取东万律，折断大厅前桅杆，撕破兰芳大总制国旗，迫刘鼎家属交出兰芳大总制历代印信，下令不得再举总长。当时民心大愤，义士梁路义率众与荷军战，连年获胜，杀荷人无数。荷人贿买汉奸刘恩官（刘鼎子）、叶汀凡、郑正官、吴桂三等破坏义军，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梁路义因军火不继，众寡不敌，战败逃往吉隆坡，兰芳大总制亡。

加挞进兵夺东万律，遭遇华人猛烈的反抗，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怕中国政府出面交涉，故意革加挞官职，做委过准备。后见中国政府全不过问，才将兰芳大总制旧属各地，划归坤甸土酋版图。中华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荷兰正式宣布归并为荷兰属地。

兰芳大总制立国凡一百零八年。

罗芳伯建立民主共和国，正与北美反英民众建立美利坚合众国同时，这真是人类历史上光荣的一年。由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产生北美合众国，资本主义在兰芳大总制，只是微弱的萌芽，封建主义却占了统治的地位。所谓“贤”，不出嘉应州同乡人的范围，所谓众议，并没有国会的制度，政治重人不重法，凭道德不凭责任，刘台二、刘鼎相继卖国，民众蒙昧不知，更无法制止。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北美合众国，在那时候，一定有它发展的前途；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尧典》），混合封建思想产生的兰芳大总制，一定趋向衰落的末路。同时产生的两个民主共和国，一兴一亡，原因就在这里。